文／藍祖蔚
雨的聲音。
一九八八年，初訪坎城。第一個清晨，是被雨水叫醒的。
雨水敲向木製的百葉窗臺，有三層節奏。先是快速的撞擊，撞上玻璃，是聲聲清脆，滲入木頭，則變得厚重黯啞。既而雨水四竄奔滑，流動的水聲鼓動著耳膜；最後才是點點滴滴，漏個不停的起床號。
貪睡的胖胖是怎麼也叫不醒的，反而是披著白色浴袍的 YVEVONNE，早早就守著窗臺聽雨，「雨從三點下到現在。」我們才告別台北梅雨，卻又闖入了一個雨季。
很少人提過蔚藍海岸的雨，所有人都說坎城好熱情，你只要帶 T 恤就夠了，那裡的太陽大得很，沙灘上都是享受陽光的裸體美女。到這樣一個長滿棕櫚樹，用寬柄長羽葉包裹激情的小鎮，哪需要帶傘？
但是，我們走訪坎城五次，五次都落雨，每回兩星期的停留，雨絲總會落在頭頂五、六天。行囊中，除了 T 恤，早已悄悄加進了雨傘、長袖外套和毛衣。不要被沙灘的黑銅裸女騙了，YVEVONNE 就是被地中海的酸雨淋出肺炎的。
我們在微雨中進了城。撞入眼簾的盡是人，撐傘的人。
掛滿整片牆的競賽電影看板布幅，全都給水浸泡起皺，沈沈向下垂吊。影展海報上的棕櫚葉，也被葉面上停駐的水滴壓得彎下了腰骨。比兩層樓房還高的酷斯拉，黃灰色大獰牙上掛吊的水珠，看不清是海魚的殘腥，還是牠飢饞的唾液。
因為雨，影展大廳都是人，市場展裡，又是法語，又是英語，又是德語，此起彼落的喧譁人聲，把樓面不高的大廳吵得格外昏暗，外頭是雨濛濛的陰溼，裡頭卻是人影雜沓的魅暗。這就是世界第一的影展嗎？設攤賣片的商人，急著把手上的存片大舉出清；提著手提箱的片商，打聽著別人的出價，盤算著自己該出多少才能有甜頭。
在這個最現實、最功利的場合裡，你清楚聽到人們秤斤論兩地計算著金棕櫚的身價；清楚聽到商人以說書人的高亢語氣，搬弄著凱瑟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和伊莎貝拉・艾珍妮（Isabelle Adjani）一山不容二虎，明爭暗鬥的慘烈手段；清楚聽到他們以內幕自信的語氣，分析著法國發行商如何透過人脈與錢脈，打通評審關節，要替影展首映後接著就上映的新片爭取利多；聽著他們用最犀利的笑聲，揶揄著那些得了獎，喜極而泣，沒得獎，就出口成髒的電影大師。
我們沒有帶計算機出遊，但是八開海報、熱狗香腸和礦泉水同樣叫價百元臺幣，十字大道旁三大旅館一夜一萬二千臺幣的天價，除了影壇大亨，誰消受得起？住不起大飯店的買家，又有多少賣家有空理睬你？
我們一行七個人，住進車程稍遠的山腰別墅小館，人人都有一張床，還有一個專供中華料理的自助廚房，加起來每天才一萬臺幣，每人攤不到兩千元，怎麼計較，都划算的。
俠女徐楓是我們的團長，在一九八八年之前，只有她走過坎城的紅地毯，而且是坎城舊會場前的紅地毯。
一九七五年，她在一九七一年主演的電影《俠女》入選坎城影展競賽，並且獲得了高等技術獎。台灣報紙在得獎之後的十多天，才刊出她和導演胡金銓坎城揚威的消息。她穿著白緞紫花亮片旗袍，在胡金銓呵護下參加首映的照片，一直就藏在她的皮箱中，從台灣到香港，再經過上海重回坎城。
還來不及介紹她寤寐思念的坎城，車子一停進我們山腰別墅前的停車場，她就臉色慘白，癱在 YVEVONNE 身上，央著要吞服鎮靜劑。俠女罹患躁鬱症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重回坎城，或許能治療宿疾。
放妥行李，天色已昏暗，從山腰往外看去，地中海灰澄澄靛藍藍的海天，無盡地朝海平線往外延伸，一盞盞暈黃的小燈沿著海灣凹槽線迤邐串連而下，襯著藍色海景，將雨後的沁涼夜色燃點得餘溫暖暖。
換掉被雨水滲泡打溼的襪子，我們決定應著燈火的召喚下山。
坎城的夜晚是燈泡紮出來的。四十年前，英挺的摩洛哥親王雷尼爾三世（Prince Rainier III）就派出他的豪華大郵輪，紮著四萬三千顆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球，亮亮閃閃地載著他的新娘葛麗絲．凱莉（Grace Kelly）沿著這條海岸線，在影迷和市民的呼喚揮手祝賀下，駛進他的王國。
那場世紀婚禮，電視才剛起步，還玩不出實況轉播，但是一幀幀的黑白歷史照片，也足夠讓遠居亞洲的我們趁著雨勢的空檔，抹乾椅背上的水珠，坐在露天咖啡座上，啜著過甜的 Café au lait，計算著紅顏薄命的巧合。
抬頭看山，前往安提貝斯的崎嶇山路，不時有黃色的、白色的車燈閃著亮著滑動著，那條山路有太多說不完的故事，葛麗絲王妃是在什麼樣的心情下，開車上山路，突然中風，發生車禍？珍娜．露露布麗姬妲開著賓士，也在濱海公路上撞得全毀，花容慘白，但是毫髮無傷，反而是一旁陪坐的名導演柴菲瑞利（Franco Zeffirelli）十八處骨折，五官變形，乖乖待在病床上半年，不能動彈，我不相信他沒有被車禍嚇到，因為後來他所拍的電影，再也沒有《殉情記（Romeo and Juliet）》的靈光與華采。
那一年影展落幕後，團長拒絕搭飛機，堅持要走陸路回巴黎。租了車，帶著一心想要角逐金棕櫚獎，最後卻只獲頒一座「金鬧鐘獎」的陳凱歌上路。（別忘了，前一年的初冬，中國導演吳天明才以《老井》在東京影展大獲全勝，連他的攝影師張藝謀都意外得到了最佳男主角獎；別忘了，那一年的初春，他的昔日攝影師張藝謀第一次當導演，就以《紅高粱》抱走了柏林影展金熊獎，還記得是誰在一九八五年以《黃土地》一片高舉中國第五代導演大旗的風騷英雄嗎？）
那一年，《孩子王》全軍覆沒，外國媒體還加贈一座金鬧鐘，為《孩子王》加封悶片之王的桂冠，除了徐楓，誰還有空理睬陳凱歌？
一切或許都是天意。待在坎城這十天的徐楓一路都被躁鬱症所苦，開呀開的，突然就雙手顫動，完全把不住方向盤，YVEVONNE 還來不及過來扶住她的手，俠女已經煞車猛踩到底，車子直接在高速公路上表演兩百七十度大旋轉，比《捍衛戰警（Speed）》中那輛停不下來的巴士更凶更猛，就朝山壁撞了上去。
陳凱歌後來告訴我：「當時，我只聽見徐楓的高頻尖叫。」我可以想見伴隨那聲尖叫的乘客表情。還好，華人電影史沒在一九八八年就突然漏了一頁，也因為生死一線間的患難情緣，三年後，徐楓與陳凱歌攜手完成了《霸王別姬》，重返坎城，用更熾熱的歡呼聲取代了尖叫聲。
我曾在坎城落淚。一九八八年初到坎城，在市場展的旗桿上發現國旗飄揚，興奮地邀了徐楓和孫慧嫥合影見證歷史時刻。第二天，旗桿空了，國旗被降了下來，中國影人團團長吳天明很抱歉地告訴我：「對不起，那是馬賽總領事的要求。」是的，酒酣耳熱時以兄弟相稱，遇上政治現實，政治黑手就伸了進來。
那一天，徐楓看見我紅了眼眶。聽我說完來龍去脈，她立刻要求拜會主席，提出抗議。俠女也打不過政治黑手，但她要求台北的電影公司快遞送來國旗，「你不准我在旗桿上掛國旗，在我自己的攤位上掛，誰敢囉嗦？」是的，俠女不是虛名，俠女出招，就是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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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由逗點文創結社授權刊載，摘錄自《與電影握手：藍祖蔚的藍色電影夢》；禁止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