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祖蔚
我相信電影是夢工廠，我更相信電影院其實是愛情工廠。
有的導演在銀幕上編織愛情，在銀幕下追求愛情；有些觀眾看著電影想像愛情，但是有多少人在電影院裡遇見愛情？我是少數的幸運兒。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日，星期天，陰雨，我帶著一身疲累，從高雄搭飛機回到台北。前一天晚上，張毅執導的《我這樣過了一生》在金馬獎中大獲全勝，我卻也比多數的電影人早了三小時，就知道了得獎名單。
那一屆的金馬獎在高雄舉辦，搭機南下採訪時，遇上了那時的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宋楚瑜，下了飛機後，他立刻請總幹事江奉琪招呼隨行的記者吃飯，簡單聊了一下他的電影想法。金馬獎從他擔任新聞局長開始，有了國際視野，他的即時關切，讓我看見了一位政治人物在小處上的用心與用力，當然，他的機伶也讓他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得著了一小塊版面（那還是報禁的年代，能在三大張的版面上擠得分寸之地，意味著影響力持續發酵）。
吃完飯，我就直奔典禮會場，但是時間尚早，表演節目還在彩排，閒極無聊，就轉身到典禮會場四周閒逛參觀，不料，卻在隔壁大樓的會議廳外，撞見了金馬獎評審們推開大門，要去上廁所。
開門相對，目光相遇的片刻，大家都是吃驚的。多數評審們都認識我，只是沒想到會在這裡遇見記者，我當然更沒料到就這樣「瞎貓」碰上了死耗子，我隨著評審上廁所，轉身就看見了那一屆評審團主席徐立功的鐵灰臉色，不知情的人會以為是他放了消息給我，讓我跑到獨家新聞，我的出現，讓他百口莫辯，果然，第二天有位在媒體工作的評審，就在報紙上指控評審結果外洩。
這種微妙與敏感，我不是不明白，但我完全不想理睬這些情緒，我黏上了新聞組人員，就在他去影印得獎名單時，瞄見了所有的名單，也快速影印進了我的大腦之中，隨即掛了電話，向等待名單的報社內勤主管報告結果，早點規畫版面。
那時候，沒有新聞台，也沒有SNG，更沒有網路即時新聞，當時的老三臺：台視、中視和華視的電視新聞極少報娛樂消息，我比別人早了三個小時跑到這條獨家新聞，在第二天見報的版面上卻也很難顯示記者勤奮的戰功，除了暗爽，別無是處。面對其他不知情的記者同業和電影人，我沒有向任何人透露結果，但卻讓我得以不慌不忙，冷眼看著得獎人或失利者的狂喜與失落。
那一屆金馬盛會上，張毅先和妻子蕭颯領取了《我這樣過了一生》的改編劇本獎，就留在後臺接受記者訪問，接著是楊惠姍也得了最佳女主角獎，她來到後臺時，眉開眼笑地迎向張毅導演，要分享得獎喜悅，但是蕭颯卻搶先一步，擋住了她。
那一年的獲獎，讓楊惠姍成為金馬獎影史上第一位連莊影后。前一年她在《小逃犯》和《玉卿嫂》中表現優異，只因為在《玉卿嫂》有姊弟戀的抬腳情欲床戲，先是被電檢委員刁難，在金馬獎的評審會議上，也沒有獲得應有的肯定，但是楊惠姍清楚知道因為張毅，因為《玉卿嫂》，她再也不是過去的那位豔星了，所以她珍惜與張毅的合作情緣，更加投入《我這樣過了一生》的角色，不惜增胖三十磅，不惜化老妝，這一回的得獎，再無爭議了。
那時候，楊惠姍與張毅的戀情尚未曝光（雖然早在《玉卿嫂》時，風言耳語早已傳遍現場），但是蕭颯挺身而出，攔住楊惠姍，擋在張毅面前的身影，卻已說明了，這一切，她心知肚明。
得獎是喜事，況且是共同合作的作品，但是宣示「主權」卻也是一位妻子必要的行動。不愛寫八卦消息的我，當時就站在蕭颯身旁，清楚目擊了她的動作，也從中讀出了她要傳遞的訊息，但我只有歎息一聲，未向報社回報這一段後臺交鋒的微妙，也沒有寫下一字一句的後臺紀實。畢竟一切尚未到攤牌階段，那個晚上，該讓《我這樣過了一生》的工作人員享受他們的汗水果實的。
或許因為知情，或許因為選擇了不寫一字，那天晚上我沒有參加中影的慶功宴，雖然選擇了沈默，心頭卻有著功名虛幻的空乏感，說不出的惆悵與黯然。第二天早早就告別高雄，回到台北，時間尚早，不想先進報社，於是就轉往統帥戲院去看一場金馬國際影展的電影。
統帥戲院坐落於台北市中山堂旁，武昌街上的一幢商業大樓裡，那幾年，電影資料館曾在那家戲院陸續舉辦過「世界名片大展」和「金馬國際影展」，不少年輕學子就透過那一場又一場的經典名片，認識大師、認識電影。
那一天，我看的到底是哪部電影？其實早已忘了。隱約之中，不是安哲羅普洛斯的《塞瑟島之旅（Taxidi sta Kythira）》，就是盧．貝松（Luc Besson）的《最後決戰（Le dernier combat）》。
因為，我根本沒在看電影，我在看著我身旁的一位女孩。
一年前，我就見過她。她曾經在金馬國際影展辦理預售票時到場幫忙，彼此照過一面，我不知她的名姓，也沒有向任何人打探她的消息。然而，她的瀏海、耳環和青春，就像一朵雲在我眼前飄過。
我們隔了一年才又相遇，那次見面後的一年又五十四天後，她成為我的妻子。你可以想見，統帥戲院在我的生命中何其重要。
入選金馬國際影展的電影都很藝術，不太容易親近，卻是一九八○年代初期，還在戒嚴氛圍下的台灣孩子，可以附庸風雅的藝文「美容」機會。你只要言談間，或下筆時夾雜幾句高達（Jean-Luc Godard）、楚浮（François Truffau）、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或柏格曼（Ingmar Bergman），就算前衛騷客了。作曲家黃舒駿就曾告訴我，當時他還是臺大學生，一聽說有柏格曼專題影展，大家都會趕去朝聖，苦K柏格曼電影，明明看沒多時就睡得死去活來，明明劇情悶到快要吐了，散場燈光一亮，卻能如夢初醒，還要一知半解地大談特談柏格曼。
那天，電影都已經開演了，那位一年前見過面的女孩才摸黑走了過來，坐在我的右手邊第二個座位。頓時，心情忐忑起來，一年前的美麗印象立即浮上心頭，我再也難專心看電影了……不多時，我就發現身旁的女孩好像睡著了，戲院裡多數的人也被遲緩的劇情給催眠了，心神不寧的我，不時把眼光瞄向身旁猛點頭打盹的女孩，嘀咕著：「喂，妳幹嘛來戲院裡睡覺啊？」
時間悠悠流逝，電影院終於亮燈，戲散了，她站起身來，自如地走回到影展特刊的銷售攤位坐了下來。原來，她是來影展打工的工讀生，但是沒支薪，只因為主辦金馬國際影展的電影圖書館館長徐立功就是她的舅舅。
我在攤位前徘徊了兩圈，終於斗膽上前，約她去喝咖啡。她抬頭看看我，淺淺一笑說：「好。」走出戲院，附近只有一家知名作家常聚會的明星咖啡廳，那是台灣文學發跡的一個聚寶盆，我欠缺文學才情，在那兒孵不出一個字來，但走進明星咖啡廳後，她和我的歷史就此改寫。
多年後，她才告訴我：「前一年，我聽到了一個很好聽的男聲，於是就跑去看看說話的人。沒想到是個矮胖，頭髮又少的『中年人』！」第二年，她才又聽到同樣的聲音，於是抬頭再看了一眼，想要聽這位歐吉桑要說些什麼話，完全沒想到這輩子會和他生活在一起。
年輕歲月，誰不曾呼朋引伴，約看電影，不知有多少人曾經在電影院裡呼喊愛情，不知有多少人想利用黝黑的戲院環境，偷偷去碰觸愛人的小手……那時候坐在電影院中的我們，手肯定比眼睛與心靈都更忙碌。手在暗黑中試探著欲念，在對方輕允下開始層層轉進，每一回的試探或掠奪，不論是拉手，握肘，摸膝，蹬腿，夾腳，微踢……雖然都曾經讓人心悸，但是多數的故事最後卻都只成了回憶。
每回，我告訴朋友，我是看電影時認識妻子的，大家都雙眼圓睜，不敢置信。其實，最大的驚嚇是我自己，進入報社以後，看電影一直是我的主力工作，怎麼可能，我的婚姻和家庭來自電影？偏偏，Life is a miracle。
三十年來，身旁的女人還是常常看著看著電影時睡著了，她總是振振有辭地說：「會讓我睡著的電影一定是悶片，藝不藝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是不賣錢的。」她說得很準，幾乎不曾失靈。
三十年來，她早已習慣陪我，就算一天看四部電影也不厭煩，唯一沒變的是她和以前一樣，還是叫不出明星名字，也經常搞混了電影片名及故事。我則是一直沒有忘記銀幕光影投射在她臉上的那副安詳睡容。
統帥戲院早就結束營業了，幾次易主，年輕的朋友根本不知道這個消失的地標了，更無法想像在那個暗黑的戲院空間中曾經有人如此呼喚過愛情。二○一五年初春，一位讀過我文章的陌生朋友告訴我：「統帥戲院的舊址，現在已是一家銀行了……但依稀可以感受到當時的氛圍。」
除了呼喚愛情，其實，還有更多人在電影院裡呼喚著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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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快樂，《腦筋急轉彎》拍給大人看的理由：我們也都有憂傷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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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由逗點文創結社授權刊載，摘錄自《與電影握手：藍祖蔚的藍色電影夢》，禁止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