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巴黎北站（Gare du Nord）搭上RER的D線捷運，13分鐘就到了薩塞爾（Sarcelles），這個北郊城鎮之所以「出名」，乃是因1960年代法國人口增加，家家戶戶擁擠不堪，人們對住宅的需求量大，法國政府必須在短時間內興建社會住宅，以滿足庶民們的居家生活，選定在此大興土木，蓋了大片規格造型整齊的社會住宅，這類型的住宅稱大集合住宅群（grand ensemble），標示著法國社會住宅發展史的某個特別的年代。
那是法國政府為回應社會需求而在城市郊區覓地廣建社會住宅的年代，由於住宅群密度高，人口集中，且以低收入戶為優先考量，彼時剛從殖民解放的非洲移民紛紛來法國當移工，以薩塞爾為典型的社會住宅造鎮建築，一座座在巴黎馬賽、里昂大城周邊「冒出頭」。
薩塞爾（Sarcelles）如今成了都市開發與造鎮的「負面教材」，因為一排排一棟棟的住宅群整齊劃一而顯得單調枯燥，因為集中了低收入戶和移民而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如：劃清貧富界線、年輕世代低學歷高失業率、販毒搶劫等……。
居住巴黎區二十多年，如果不是為了寫這本書，我不會造訪薩塞爾，儘管離巴黎僅15公里，這樣的城鎮總是和不良青少年、販毒、犯罪互相呼應。不是嗎？媒體的畫面呈現、內政部的犯罪統計、社會學的田野調查等等，都把大集合住宅群所在的郊區列為「敏感區」，千萬條社會治安的敏感神經都在這裡交會。
為了寫這本書，我連絡上久未謀面的友人珍娜（Djenab Noël），她出生非洲馬利，從小就和父母住在薩塞爾，結婚後申請當地的社會住宅，和她的先生恩愛過日子。以前，夜晚時分當她要從巴黎返家時，朋友總擔心她獨自一人搭車走夜路。「那是報紙寫的，不是真的！」珍娜說薩塞爾很安靜很安全，只是「媒體和警察都不喜歡窮人或黑人罷了。」
我依照約定來到薩塞爾車站前的「火車頭」咖啡廳，點了一杯咖啡坐在靠窗的角落，開始觀察薩塞爾人的行為舉止，看看他們是不是「壞人」。15分鐘後，我終於了解自己白費心機。咖啡廳裡除了幾桌聊天的客人外，其餘的男士們都集中在賽馬的銀幕前，他們七嘴八舌討論輸贏，窗外走過的大人和小孩臉上掛著笑容，因為他們要去逛市集，薩塞爾每週三次的市集內容很豐富：從新娘禮服、皮包、球鞋到蔬菜水果、魚肉生鮮應有盡有，市集從早晨到黃昏整整開出一條大道，非常有名，內行的還特別搭捷運拉手推車來採購。
人們臉上的神采及街區的活力和我前兩天特別去拍照的巴黎十六區有著極大的對比。你不難理解為甚麼巴黎市政府這麼積極地要把社會住宅「嵌入」獨向黃昏的十六區。
穿過市集，珍娜小姐帶我參觀她喜歡逗留的小公園，雪松樹旁清一色社會住宅，我們走進一棟樓內。「你看這些房子都那麼整潔乾淨，哪裡是電視報導的門窗毀損、走道髒亂和尿騷味撲鼻。」珍娜很不滿媒體對郊區標籤化的邏輯。
的確，一提到郊區，就讓人聯想到密集的「廉價住宅」，似乎住在裡面的人都是沒水準、沒教養、沒知識，更多的是沒收入。把這些社會底層人士集中在一起的地方怎麼可能高尚、高雅、高貴呢？
「我們有那麼窮嗎？人窮就像鬼嗎？」珍娜說19世紀的法國社會痛恨貧窮人，而今日的媒體報導依然保留對貧窮的深深恨意，所以把郊區住民「妖魔化」。「只要我說自己住在薩塞爾，別人就驚呼『好恐怖喔！』好像我住在鬼域一樣。」珍娜搖搖頭說，她受夠了。
珍娜還跟我透露，其實馬利移民在法國出賣勞力、工作賺錢寄回家鄉蓋樓房，「那些掃垃圾的非洲人，都在家鄉蓋房子了。」別以為幹粗活的黑人都是窮鬼。我看著住宅群周圍的大片綠地老樹成蔭，心裡非常羨慕。
如果你從台北搭13分鐘的捷運，能找到這麼寬廣又平價的公園社區嗎？被法國的都市開發專家、社會學家，特別是媒體批評得一無是處的薩塞爾高密度社會住宅群，在我的眼裡簡直是珍貴的「高級住宅區」。
我們走過幾條穿插在樓房之間的步道，來到薩塞爾的回教禮拜堂。「這幾年帶頭巾的女孩越來越多了，我父母都是回教徒，但我們從沒帶過頭巾，而且我還特別喜歡吃火腿。」珍娜也很愛吃叉燒排骨，一點都不像出身回教家庭。
「你看那些女孩都穿短褲、迷你裙，為什麼要說郊區的女孩穿迷你裙就會被揍呢？難到郊區的男孩子都那麼霸道蠻橫嗎？現在一面倒的觀點是：穆斯林家庭就是父兄威權統治，每個穆斯林女孩都是受害者。」珍娜再度強調她不是穆斯林的辯護律師，她只是以親眼所見適切發表意見而已。
到底是誰誤解穆斯林？沒有親臨薩塞爾，你不知道被誤導得那麼厲害。
電車和公共汽車穿梭在市區裡，儘管居民收入不高，薩塞爾的公共運輸網絡健全，交通便利。我們來到市中心廣場，「完全仿照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而建」，珍娜特別強調這邊的樓房都是私人的。
樓房外表看起還大同小異，有差別嗎？
「當然囉。當時一口氣要蓋這麼多社會住宅，限於經費建材就差一點，私人的樓地板用大理石，社會住宅就貼普通地磚，他們的窗戶也比較大，可能採光更好些。不過，民營建設公司為了賺錢，可能會這邊縮水那邊灌水，政府蓋的社會住宅可不能偷工減料。」這是她的見解。
可是，那些舖大理石樓地板的房子旁邊並沒有大公園，社會住宅群裡就有占地數公頃的大公園，我們走進這片濃密綠地，附近居民在這裡下棋玩牌，小孩草地翻滾老人樹下乘涼，8月某一天的午後，我在薩塞爾呼吸著優閒自在的空氣，感受到庶民生活的樂趣。
「仿聖馬可廣場」是珍娜的傷心地，「因為電影院關閉7、8年了。以前我很喜歡晚上出門看電影，然後散步回家。電影院是我每週必逛之地。」後來，聽說電影院淹水必須重新整修，只是這麼多年過去了，毫無動靜。
珍娜寫了兩次信給薩塞爾市政當局，沒人回應，「其他市民根本不在乎電影院的生死。」廣場邊原本有家書店，不知何時悄悄結束營業，「薩塞爾的貧瘠在於缺乏文化養分」，珍娜只好坐捷運到巴黎看電影逛書店。
也許吧，6萬薩塞爾的居民每天忙於生計養家活口，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神留給文化涵養。「所以，薩塞爾住久了就會覺得無聊，沒有文化活動，也沒有一家像樣的法國餐廳。難到這就是社會底層的宿命嗎？」珍娜臉上掛滿問號。
提到社會住宅區的青少年，珍娜也感到憂慮，「他們坐捷運到巴黎就只在北站的商圈走廊閒逛，要不，湊成一群閒聊，青春歲月怎麼會這麼『苦悶無聊』呢？」他們的父母難道一點都不在意孩子的前途嗎？
「父母的學歷低有心無力，年輕人的時間觀念是在眼前，跟他們談未來願景太抽象了。」珍娜的父母過去雖然從事勞力工作，卻很重視孩子的教育，「法國殖民馬利80年，整個馬利只有10個人獲得學士文憑，我有幸在法國成長，我的父母盡其所能供我們讀書，就算女孩也不例外。」
她指著廣場上一名推著嬰兒車身邊繞著3個蘿蔔頭的年輕婦女，「她先生也許還有2、3個老婆，這樣的女孩似乎生來就注定結婚生子照顧小孩，人生沒有其他選項。」說到這裡珍娜情緒激動，倒不是她的女性意識突然間高漲，而是想起去世一年多的父親，穆斯林信仰並沒有教爸爸重男輕女。
廣場周邊開了5、6家土耳其燒烤速食餐廳，「比起我們非洲人或北非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猶太人都比較堅強，尤其土耳其人，他們很團結，我覺得他們是驕傲的民族。」珍娜數算著整個薩塞爾的住民「血統」：除了原有的舊城區和小花園樓房區外，其餘多數為移民街區，來自馬利、象牙海岸、塞內加爾、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的舊移民和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以及東歐國家的新移民。
別忘了，廣場另一邊的猶太人區，「同一條街兩邊住著不同的族群，彷彿是一條無形的邊界，清楚隔開宗教信仰、社會階層和或多或少的族群對立。」猶太人住的街區又稱為「小耶路撒冷」，肉舖和麵包店都寫著希伯來文，「這一區的猶太教信徒多，他們的小孩多半唸猶太學校。」珍娜說每當以色列轟炸加薩地區時，小耶路撒冷街區就格外緊張，猶太教堂立刻關緊門窗，深怕對街的巴勒斯坦支持者大舉殺過來。
隔條街就充滿族群對立和宗教衝突，當初都市規劃沒考慮這麼多。現在，薩塞爾市政當局就將婦幼保護中心遷到猶太區，阿拉伯人的嬰兒若要打預防針便得跨過馬路，猶太人要搭捷運也必得經過異教社區，甚至和穆斯林同搭一列電車。
珍娜送我到車站，穿著傳統服飾的非洲婦人們有的賣涼飲有的賣烤玉米，傍晚時分熱鬧滾滾，我彷彿到了非洲馬利。珍娜指著站前新蓋的樓房說，「巴黎房價高，退而求其次的人到了薩塞爾買房子，這批房屋推出後 3 個月就全賣光了，這不就證明了郊區治安很ok嗎？」
搭上大巴黎區捷運離開薩塞爾時，車窗外的夕陽餘暉照著一棟棟的社會住宅陽台上的天竺葵，還有靠著矮牆看夕陽的人。
（本文由尖端出版授權刊載，全文摘錄自《巴黎不出售》，禁止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