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六，在去海邊的車上，我讀了紐約時報上一篇 6,000 字的文章。我安靜地坐在副駕駛，眼睛緊盯著手機，而我老公邊開車邊用手示意我用 Google maps 幫忙找路。我兩歲大的小孩在後座隨著 Raffi 的歌曲跳舞。我們抵達海灘後，找了個定點準備開始玩，我老公和女兒帶了些玩沙的玩具，而我穿上防曬係數 50 的外套來遮陽，在椅子上坐了下來；然後，眼淚從我臉上滑落。
我在 Amazon 公司工作直到 2014 年 7 月。 2011 年， Amazon 雇用我這個年輕又還算有點成功的圖書編輯，來幫公司推廣以紐約市為主軸的相關書籍，而書的內文是由委任的知名作家所寫。然而，媒體形態日趨多變，科技進步，網絡與新媒體的發展突飛猛進，信息傳播的方式發生很大的變化，這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也是個很好的機會。也是出版業工作的一個人私下對我說：「你如果不好好把握、好好接受這個挑戰，你就是瘋了。」當初，接到 Amazon 開出的這個職位時，我正準備要去讀哥倫比亞大學的 EMBA ；而我就是被 Amazon 的創新精神、靈活性和卓越的企業文化給吸引。「有何不可？」我心想，不就是俗話說的：「做中學，學中做。」於是，我接下了這份工作。
剛進公司的前幾個月，公司各個部門的人才，多的讓我眼花撩亂；他們每一個都很聰明、做事情又有效率；然而我發現，擔任領導職位的幾乎都是男性。我問一個襄理：「所以，誰是我們公司的 Sheryl Sandberg 呢？（現任 Facebook 營運長和第一位女性董事會成員。 Sandberg 還曾任 Google 副總裁）」他提起公司的法律顧問長 Michelle Wilson——Jeff Bezos 執行團隊中唯一的女性。隔年（ 2012 年）， Wilson 請產假離開公司，就再也沒回來了。
2013 年，在 Amazon 公司工作的第 2 年，我有了孩子；我女兒出生六個月後，我被診斷得了癌症。我的某個員工專精腫瘤學，向我詳細說明著如何在 24 小時內把我的母乳擠出來然後倒掉，以防我的女兒吸入放射性的物質。我抱著我的孩子，心裡只有一個念頭：「不知道我能不能陪她過她的第一個生日。」
我的手術結束後，我還在休產假；而我竟然收到一封通知信說，我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到期了。在一陣驚慌失措的寄 email 、打數十通電話之後，我才被告知，整件事是因為系統故障所致……
一個禮拜之後，我得到 COBRA （ Consolidated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 ）的保障，我的醫療照顧期得以延續。我把這件事情當做是公司行政上犯的失誤，但仍然感到非常失望，像 Amazon 這麼大規模的一家公司，在員工產假期間發生這種狀況時，竟然沒有好的處理機制。
經過五個月的養病、休假，我對於回到工作崗位既緊張又興奮，我回公司上班的第一天，帶著大大的笑容和一手機滿滿的孩子的照片，想跟大夥分享。我想，自己會跟上大家的進度、很快的更新現在的業務如何運作，畢竟從我錄取進公司到現在，公司策略是不停地在演變。然而，真實情況卻是——我被一個我完全不認識的女人帶去吃午飯；吃完沙拉後，她平靜地說：所有我雇用的下屬，現在都是向她報告事情。
隨後的幾個月裡，我被安排到一個很莫名的績效改進計劃裡，這在 Amazon 公司裡就代表著，你再待也待不久了。沒過多久，我就主動辭職了。
我的人生繼續走下去了，而且我很健康，我在我喜歡的工作上也表現得很好。Amazon 無庸置疑是一間很強大的公司，在那裏我遇見了在我職業生涯中遇過最厲害、最了不起的女性；不幸的是，那些女性大部分都已經離開公司了。而紐約時報上的評論觀點，至今一直都是以男性為主要成員的團隊在寫。
我想對 Jeff（Jeff Bezos, 亞馬遜創辦人）說：你一直都要求員工給予最直接的反饋。（編按：外界為之詬病的 Anytime Feedback，匿名回饋機制的本意是讓員工有透明的溝通平台，能給予同事意見回饋，卻演變成抹黑、惡鬥工具。）
女人驅動你的零售大業，她們購買尿布、購買書籍，幫丈夫買襪子。我代表那些想發言，卻無能為力的人說：拜託，請讓 Amazon 成為一個更適合女性，更適合為人父母工作的公司。請重新評估您的育嬰假政策。如果您不能保障特定名額的職缺給女性及有色人種，能夠安心地工作、被提拔、被留任的話，您就不適合利用數據來管理員工。在缺乏給予大眾公開數據、更何況是資料來源的情形下——只會有越來越多的「故事」發生，而這就是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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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Medium；圖片來源：Torsten Mangner, CC Licensed；禁止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