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美國的反智傳統》】
近日，行政院原本想與民眾分享「經濟紅利」，引發民眾熱烈討論，負面聲音也不斷浮現，後來內部定調改為暫緩實施，再次遭外界質疑「急轉彎」。端看近兩年來，蔡政府雖然亟欲進行內政改革（一例一休、軍公教年金改革），卻總是招來非議。
其實身為改革者，常常會被政客們批評施政「過於女性化」、「不切實際」，連改革者的教養與性格都會遭政客們挑惕。
一起來檢視，你是否也因為政客們對改革者的公開批評，影響自己對改革者的觀點呢？（責任編輯：黃梅茹）
屢因國內改革受非議的總統蔡英文。首圖來源：中央社。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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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制度改革者對那些政客的批評中，這幾個字眼是一直重複的：無知、粗鄙、自私與腐敗。
政客們為了自清，必須提出有效的反駁。他們不只不能輸掉辯論，同時也得合理化他們的極端憤怒。當把社會大眾的利益列入考慮時，政客們當然在動機上是有利的。但是如果這場辯論是循著改革者的理路來解析，則對政客們很不利。所有居政治外圍非決策者的人都知道，如果沒有決策的負擔與責任，就可以輕易地宣稱自身的清白。
相較於政客們，改革者在這方面占有優勢。多數的改革者出身於望族家庭，小有財富也已有不錯的職業，並不像政客般需靠政治謀生；所以牽涉到公共事務時，一般認為極重要的廉潔中立這件事上，他們就較職業政客有優勢。此外，他們也的確是教育程度較高也較富於教養。
改革者們的這一特點，成為政客們施力的重點
而那些政客們與地方上的權力掮客反擊的方法，乃是把對手們較高的教育與教養，比喻為恰好是政治上的負面條件，同時質疑這些清高的人如何可以應付日常政治上那些必要的齷齪事務。
政客們宣稱他們與政黨人士都必須面對一般人民生活及謀生的具體現實世界，這並不是道德與理想的世界，或是教育與教養的世界，而是冰冷殘酷的實際經濟與政治活動的世界。
他們認為，改革者宣稱自身是無私的，但是這可能只是他們在自己完全無法融入的領域，身為外在的旁觀與評論者所導致的附帶現象。在無情的、現實的競爭性物質社會中，無私並非代表純潔，而可能只是無能與懦弱缺乏陽剛的表徵。
此時政客們搬出了大家習以為常的男性陽剛意象來批評對手，他們有意要指涉有教養文化的人通常沒有實務能力，相對來說是比較娘娘腔的。這些改革者私下覬覦官職，但是又欠缺這些位置所需的具體經驗與能力，所以只能含恨攻擊那些目前獲得官職的人。
他們其實是在吹毛求疵式的挑剔與批評現今獲有官職與有權力的人，在布廉(James G. Blaine)口中，他們是「愚蠢、自我欺騙、虛榮、無知的人，他們吵雜但人數卻不多，偽善卻不實際，有野心卻不聰明，愛做作卻沒能力」。
政客們在抨擊改革者們永遠不留餘力
改革者與政客們的衝突，留給了後者腦海中一個永遠的印象，那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政治上是不實際、靠不住的。
在二十世紀初時，曾有一位記者可能略微加油添醋地記錄了這樣一段生動的話，這是某一位普藍克(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先生對這種心態的淋漓盡致描述。他說，「如果這城市的領導人都是書呆子與教授的話」，那麼：
這個城市的前景真是堪慮。因為政治領袖多半是普通的公民，來自一般人也回歸到與一般人同在。他們不需要太高的教育就可以領導受教育並不多的平民。
我總是跟一般人在一起，與他們相處時，我絕不會刻意秀我的文法程度，或是高談闊論憲法，或是提到電力學的知識，總之，就是炫耀我的教育程度。如果我這樣作，人民絕對不會喜歡的。
他又說：
有些年輕人認為可以從書本中學到如何從政，於是他們腦海裡就塞滿大學中學到的東西。真是大錯特錯。
請別誤會，我並不是要否定大學教育。只要有書呆子存在這世上，就會有大學。我也認為大學有它的用處。
可是在政治上，大學一點兒用也沒有。事實上，如果年輕人上了大學後，他就不適合從政了。他雖然還是可以硬是要試，但是成功機會只有百分之一。
政客們將難聽的新名詞強行烙印在改革者身上——「政治雙性人」
政客們指控改革者是偽君子與不切實際的，這還算客氣。他們認為改革者的教養與挑剔性格顯示出其為柔弱、多愁善感的娘娘腔，一點也沒有男子氣概。
有的時候，改革者這類型的人會被稱為「政治雙性人」(political hermaphrodites)，意味他們的政治立場不明確，甚至性別傾向亦然。
堪薩斯州參議員因格斯(Ingalls)對於他們的黨派忠誠度非常不以為然，竟以「第三性」貶抑他們 ——「非男非女卻很女性化，不能生育也不能傳嗣，沒有女性特色更無男子氣概，男人看不起他們女人也嘲諷他們，所以這些人注定要孤立、滅絕。」
一八七二年的自由派共和黨運動是改革者形成組織的開始，此時他們就已被最著名的政治掮客康克林(Roscoe Conkling)批評為「一群理想主義者與蛋頭教授的組合」。康克林也說出了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惡言謾罵，指控改革者是娘娘腔。
被他指控的是著名的改革派領袖與《哈潑》雜誌(Harper’s)主編寇提斯(George William Curtis)，他曾經去德國讀大學，也是布萊恩、羅維爾，與孫木楠等人的朋友。他以主張知識分子應在政治上扮演更大角色最為知名。
一八七七年的紐約州共和黨提名大會上，改革者與傳統政治掮客間的衝突爆發到了頂點。
當康克林上台致詞時，他說：「在報章雜誌上不斷地攻擊共和黨人，並且要在黨裡面當老師導正別人的信念與良知的人，是哪些人呢？」
「這些人中有的是女性服飾的製造商、業餘藝壇人士，與吃喝玩樂的玩家們。」「女性服飾製造商」(man-milliners)意指寇提斯的雜誌最近新增的關於女性時尚與服飾的版面，因而此語一出，引來哄堂訕笑。
他繼續攻擊這些改革者，認為他們「自認清高」且不斷展示這種優越感，但其實是騎牆派與偽君子，又處處充滿著自以為是的心態，最後他結論道：「他們忘了政黨不是建立在儀態或是女性服飾、或是連番空談上……」
面對女性執政者，政客更有意見了
其實當時所有的男人與大部分女人都認為，從政是男人的專利，女人不宜，而且政治能力的強弱甚至與一個人男子氣概的多寡有關，而這個觀念就是攻擊改革者的政客們所依靠的社會共識或是潛規則。
從政是男人的事，而改革（至少在美國）則意味著不斷地與激進的、爭權益的女性牽連在一起。有關女性投票權的議題中，男人的看法乃是如果女人進入暗黑鬥爭的男人政治世界中，就會失去女人味，因而因格斯參議員說政治的純淨化是「像彩虹般的夢而已」。
如果女人參政，她們會變得陽剛，就如同如果男人倡議改革，就會變得女性化娘娘腔一般。
布希耐(Horace Bushnell)認為如果女人可以投票並問政，而且持續幾百年之久，則「女人味將盡失」。女人容貌將變得不再柔和，會失去阿娜多姿體態，聲音變得尖銳，動作不再婉約，過度自信，滿懷意志力與膽量，追逐權力與地位。而且很容易可以想見在這樣的女權高漲的趨勢下，「她們的生理特徵都可能發生改變，會變得更高大與粗壯，手腳都變大，腦容量也加大。」
女人因為往昔未參與政治，所以大家都認為她們在道德上較男人純潔，而且大家也都相信她們會透過妻子與母親的角色使這樣的道德感在世界上實現。只要她們不參與政治，她們就可永保純潔與理想性格。
照此推論，骯髒的政治如果一定必須存在，它是屬於男人的，因而自以為將潔淨帶入政治的改革者就被對手指控為把政治女性化了，也破壞原本性別的區分。就像女人如果碰政治就失去女人味，改革者因為誤把把道德引進政治而把自己性向搞亂了。對改革者的嘲弄──那些長髮的男人與短髮的女人─鮮明地表達了這樣的感覺。
把女人爭取投票權看成是性別混淆與違逆天道，曾是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的《波士頓人》(The Bostonians)的主題，因他像布希耐一樣深恐男性的世界會被女人激進的行為與某些女權理念所顛覆。
他筆下的南方英雄人物藍森(Basil Ransom)如此說道：
我們整個世代都被女性化了；男性的風格已經不再，現在變成了女性的、緊張兮兮的、歇斯底里的、顫抖的時代。
這時代充滿了空虛而不誠實及虛假的精緻性，誇大的推銷性辭令與耽溺於感性。我們如果不小心，就會沉淪到至為俗氣之境地，滿是懦弱及平庸。
面對世界以及各種挑戰的男子氣概，勇於嘗試與忍受的氣魄，這些都是我想要保存的，或是恢復的……
亨利．詹姆士認為這個現在被剝奪了男子氣概的世界當然不是卡內基、洛克菲勒、早期鐵路大王與康克林等人的世界；它是有教養的人的世界，這種教養也曾經被認為是具備行動實踐力與自信的男子氣概，而由波士頓代表的新格蘭社會。
對此，詹姆士知之甚詳。這樣的社會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一種人，就是理念與行動力兼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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