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 編輯推薦語】
近來 ESG 成為企業新潮流，也是投資人和消費者評估公司實力的重要指標。身為企業負責人或高階主管，該如何看待 ESG 議題帶來的影響力，並善加利用呢？
以下內容摘自《穀倉效應 2：未來思考》，帶你了解 ESG 議題發展的進程，以及你的企業無論如何都該跟上這股潮流的原因。
文 / 吉蓮．邰蒂
投資者談起態度上的明顯轉變，多半會說到「永續」運動、「綠色金融」的興起，或提到縮寫字「ESG」，也就是「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環境、社會、治理）的原則。
另一種框架是「利益關係人主義」（stakeholderism），這概念是說公司經營人不應該只著眼於創造收益〔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人曾經如此主張〕，還要保護所有股東——員工、廣大社會、供應商等——的利益。
我傾聽魯尼說話的時候，突然想到，要表達以前和現在的情況，還有一種更簡單的方式：公司和金融界領導者正在遠離狹隘視野，接納橫向視野。
傅利曼在一九七○年代擬定的公司願景，目標明確、簡化、有界限，執行長應該要只追求一項目標（即股東收益），其他事物幾乎都可忽視；更精確來說，「外部因素」就讓政府和慈善團體去擔心吧！批評者認為這樣短視又自私。諾姆．杭士基控訴說：「如果你所處的系統，為了生存必須創造利潤，那就不得不忽視負面的外部因素。」
不過，企業領導者和自由市場經濟學者多半會反駁說，專注在股東利潤上，公司就會充滿活力，進而推動成長。然而，魯尼在視訊螢幕上看著我的時候，他面對的那個世界，投資者要求的不只是收益而已，還會關注公司的背景，以及每個決策造成的後果。
換句話說，表現得如同囫圇吞棗般學習人類學入門課程的人，不只是魯尼而已，投資者也是一樣。一個有趣的問題因此而生：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投資者開始用橫向的人類學視野，去看歷史上的這一個時間點？
ESG 為何在企業圈崛起？
ESG 和人類學之間的關係，我是偶然發現的。在職涯中，我一直都是這樣，無意發現、有意挖掘的次數一樣多。
故事始於二○一七年的夏天，當時我是美國版《金融時報》執行主編，要追蹤金融、商業、政治的情勢發展。大型機構的公關團隊竭力把故事推銷給我們，我經常被他們寄來的電子郵件轟炸。
有一天，我瀏覽著電子郵件（那無底的黑色大坑），突然發現，永續、綠色、社會責任、ESG 等字眼一直出現在信件的主旨，而我通常會忽視或刪除。從個人角度來看，那些處理氣候變遷或不平等的措施，我頗有同感，但身為記者，我受到的訓練就是直覺性懷疑公關人員；他們只想推銷故事，用奉承的口吻描繪公司。
我讀過許多人類學家做的研究報告，當中描述「慈善」的觀念有時會成為活動的障眼法和社交模式，可能毫無助益可言，更加重了我的疑心。舉個例子，有一項針對賓州好時基金會（Hershey Foundation）的出色研究，就呈現出「慈善」會引起的種種矛盾。
我對自己開玩笑：其實 ESG 應該是 Eye-roll（翻白眼）、Sneer（嗤之以鼻）、Groan（發牢騷）吧。無論如何，二○一七年春天，有另一個議題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川普，還有他從白宮接連發出的、色彩鮮明的推文。
不過，有一天，我突然不由得想著：我是不是又重複犯下同樣的錯誤？多年前，我加入《金融時報》時，內心最初的偏見讓我迴避經濟，因為這個主題好像很無趣。我第一次碰到衍生性金商品和其他複雜的金融工具時，也是抱持著逃避的心態。我那個「翻白眼、嗤之以鼻、發牢騷」的玩笑，會不會只是另一個盲點？
我著手進行實驗，跟我十幾年前做過的 CDO 實驗差不多。有好幾週的時間，我試著去傾聽大家在提到 ESG 時說了什麼——以不嗤之以鼻的態度——還把收到的電子郵件全都讀了。
ESG：企業、政府、投資者與慈善家的共同目標
我問高階主管和金融人士，為什麼他們會一直討論永續？我參加一些會議，凝神傾聽，慢慢地，在我的內心，有幾項要點開始成形。
首先，時代思潮的變化不是發生在一個地方，而是三個：
一，「長」字輩高層辦公室，亦即公司的高階主管。企業領導者開始談論「使命」和「永續」，不是只講利潤。
二，金融圈。投資者以及為投資者提供服務的金融公司正在追蹤收益產生的方式。
三，比較不被注意的領域，是政策制定圈和慈善圈之間的交集。政府為實現政策目標而使用的納稅人的錢快用光了，需要充分利用私部門資源，還有慈善家。
這三個變化的重點相互強化：公司正在尋找更宏大的使命；投資者想資助這樣的使命；政府和慈善家想整合這些火力。福特基金會主席戴倫．沃克（Darren Walker）對我說：「最近，我們正在重新思考慈善的含意。重要的不只是把百分之五的錢捐贈出去，其餘百分之九十五的錢是怎麼用，可以說是更為重要。」
那會影響到公司如何處理環境議題，也會引發新的對話，討論社會改革(例如：對抗收入不平等或性別排擠)和公司管理。雖然「E」（環境）往往吸引最多關注——畢竟童貝里等運動人士會舉辦吸引目光的宣傳活動——但三者其實互有關聯。
瑞銀董事會主席艾索．韋伯（Axel Weber）對我說：「你無法輕鬆把『E』或『S』從 ESG 中拉出來，每件事都圍繞著『G』。」瑞銀很想展現自己是新運動鬥士。
不過，像韋伯這樣的人真的相信這件事嗎？我納悶不已，好奇心跟譏諷態度相互角力。銀行是追求利潤的實體，在二○○八年信用泡沫前夕的狂熱中，扮演著中心角色。
高階主管還是在支付他們自己的薪水（在普通人眼裡特別高），還資助那些一點都不「綠」的活動。銀行販售 ESG 產品，有點像是中世紀天主教教堂的神父販售贖罪券（亦稱大赦證明書）或代幣，為他們自己、為別人抵消罪行。我那個「翻白眼、嗤之以鼻、發牢騷」的玩笑一直在腦海裡冒出來。
用人類學角度檢視 ESG 發展
然而，當我強迫自己去傾聽，就會明白我面臨的是另一個版本的「冰山問題」。如同我在衍生性金融商品見識過的，系統裡的喧鬧聲再次掩蓋了更重要的沉默場域。
核心議題跟風險管理有關。只要傾聽 ESG 周圍的喧鬧聲，就會發現該運動的重點是行動主義，也就是說，積極發聲的倡導者會呼籲社會和環境要有所改變，而公司和金融集團會高聲宣揚他們做了哪些事來支持該運動。
不過，只要用人類學家的鏡頭，更詳細檢視 ESG，就會發現有第二個因素在作用，卻少有人公開討論，也就是自利。
越來越多商界與金融界領袖使用 ESG 當成保護自己的工具，一、二十年前率先推出 ESG 的運動人士通常都不願意承認這點。倡導者之所以為了永續議題而戰，是因為他們懷有真誠、喧鬧又值得稱許的渴望，想利用金融來改善世界。
他們經常用「影響力投資」來表達這件事，意思是他們覺得投資可以促使社會改變，把「有罪」的股票從投資組合中排除掉。「那世界上就只剩下修女、丹麥退休基金和美國信託基金的小子了。」我有時會對同事這樣開玩笑。
當時，一群修女成為直言不諱的股東運動人士，壓迫公司改頭換面，而有些富裕的美國繼承人，比如：莉賽．普利茲科．西蒙斯（Liesel Pritzker Simmons），便是主張「影響力投資」。
多數企業支持 ESG 的真正原因
那些想積極改變世界的人展開 ESG 運動，但到了二○一七年，很多投資者的目標卻沒那麼遠大；他們只是想避免對廣大世界造成任何傷害。還有一群人數更多——更沒雄心大志——的支持者關注 ESG，主要是因為他們想避免對自己造成傷害。
這類型的人不想在化石燃料擱淺資產損失金錢，也不想投資那些有聲譽風險的公司。所謂的聲譽風險可能是辦公室內的性虐待，也可能是供應鏈裡有踐踏人權的情況，或是種族議題爭議。
同樣的，公司董事會不希望被突如其來的骯髒事給絆倒，也不想看見股東逃離或醜聞爆發，那可能會導致高階主管失去工作。他們也不想看見自家員工（和顧客）對這些議題憤而離去。反之，投資者不想錯過時代思潮可能創造的新機會，綠色科技的趨勢就是其一。公司更是想抓住機會。
這樣會不會讓整個企業變得偽善呢？很多記者都這麼認為，可是在我看來，對 ESG 運動最初的創辦人來說，這算是一種勝利了。從歷史就可得知，革命發生時，成功往往不在於少數堅定的運動人士實踐理想，而是沉默的多數認為，抗拒改變就太過危險、沒意義。
ESG 正在接近這個轉捩點，因為投資和商業圈的主流開始被拉著前進，就算他們根本不會把自己定義為運動人士，也抵抗不了這股潮流。
《穀倉效應 2：未來思考 數據失能、科技冷漠的 VUCA 時代，破除專業框架，擴展人生事業新格局》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穀倉效應 2：未來思考 數據失能、科技冷漠的 VUCA 時代，破除專業框架，擴展人生事業新格局》，由 三采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Vida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ex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