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黃哲斌
漫長的告別
那是忙碌渾沌的一天，生老病死的一天。
前夜，一歲半的黃二寶發燒逾四十度不退，打完點滴也一樣，醫師囑咐住院觀察，我在醫院急診室陪伴整夜，等候遲來的病床。隔天午後，黃二寶終於住進兩人房，父子倆昏昏睡去，直到妻子前來換班，於是我回家略作補眠。
傍晚六時醒來，老弟與母親在客廳，我出門接幼稚園大班的黃大寶下課，帶著他到醫院探視二寶，一家四口簡單吃過晚餐，我騎車載大寶回家，老弟前腳才剛離開，於是，父子倆一起上樓。
一反常態的是，平日黃大寶總要耳提面命，才會咚咚咚地跑進母親房間，大喊：「阿嬤，我回來了！」這天，他主動積極，搶著說：「我要去跟阿嬤說，我回來了。」
喊一聲，沒有反應；兩聲，沒有反應；三聲，屋內寂然。
我走進房間一看，母親在床上，癱坐半倒，似是疲累睡著。她身上柔軟有溫度，我想起她說，最近總揮不去濃重倦意，那天下午，弟弟特地帶她去醫院檢查，醫生表示一切正常，或許因為連日陰雨，老人家機能鈍慢，因此略感不適。
於是我抱著母親，輕輕放倒在床頭，為她蓋上薄被。她的睡容安詳平和，彷彿進入一場等候已久的夢境。十分鐘後，我再入內探望，隱隱覺得有異狀，於是試著摸索她的心跳、脈搏、鼻息，竟然一無所獲；更確切的證據是，她的肌膚漸漸冰冷，我握著她的手，已無溫度血色。
我脊背一涼，終於相信，母親就在我眼前，終於卸下沉重行囊，輕盈安靜遠行去了。
當年，母親腦溢血開刀後，振興醫院的宋醫師估計，她術後應有五到十年壽命，然而，母親健朗活了十六年，除了動作緩慢，行走不便，日常起居尚無大礙。母親去世前一年，剛滿八十歲，婉拒我們為她設宴祝壽的提議，她略帶神秘口吻，篤定地宣告：「我已經看見自己能活到九十歲，所以，十年後再來擺桌慶生。」
然而，母親稀罕地提出要求，希望我與弟弟帶她到台南一遊，尤其指定安平古堡，「我想去看看，你們小時候騎馬的地方。」大約我六、七歲時，曾有一次南台灣的家庭旅行，我們去了高雄田寮的月世界，白堊地形的荒山惡土；去了愛河畔夜遊，也去了台南赤崁樓、七股鹽山、億載金城、安平古堡，古堡廣場有一小販牽著迷你馬，收費供遊客拍照；我與弟弟拍了騎在馬背上的黑白照片，母親很喜歡，沖洗了六乘八的相紙，裝進鍍金相框裡，放在她的梳妝台上，另一角是她年輕時，燙著時髦鬈髮的青春留影。
某種程度上，那張照片凝結了許多快樂回憶，我，弟弟，父親，母親，我們臉上不知險惡的滿足笑容，幾乎可以收進歷史年鑑裡，作為一九七○年代台灣小家庭的隨機樣本。
四十年後，動過腦部手術後的母親，因為行動遲緩，一向不愛出門，每回總要我們懇求拜託，她才願意一道旅行。這回難得她主動開口，我與弟弟馬上安排飯店，帶著她與黃大寶，三代四口搭上高鐵，疾速南行。
那是溫暖的十一月底，一次輕鬆愉快的小旅行，台南整日豔陽，全家老小都戴上墨鏡，四處遊逛，我們當然去了赤崁樓與安平古堡，古堡廣場不再有迷你馬，母親吃力地走上石階，氣喘吁吁，我只好陪她在樹蔭下休息；老弟帶著活力充沛的黃大寶，半跳半爬登上瞭望塔，從塔頂窗戶探出頭，猛力向我們招手。
「我們拍下那張騎馬照之際，老弟差不多是黃大寶的年紀吧。」我看著母親的側臉，一同追索那次童年旅行。如今，她的體力明顯衰退，每走一段路，必定要坐下來歇息。後來，我們還逛了安平樹屋等處，母親露出倦意，忽然說想回家了，於是我們回高鐵站，還了租車，提前結束三天兩夜的旅程。
我們都沒料到，不過一個月後，一道來自西伯利亞的強烈大陸冷氣團，輕易擊倒篤信宗教及神秘啟示的母親，她的肺部發炎積水，送醫院急救，插管、抽痰、打消炎針，住院治療長達兩個月。
那兩個月，我每日走踏於醫院裡外，陪著母親不斷遷徙，從急診室、急重症加護病房、呼吸照護中心，乃至一般病房，彷彿非自願走逛在人體苦難的博物館裡，觀看人類種種脆弱苦楚的流動櫥窗。
坐在嬰兒車般的輪椅上、手臂以木板夾固著點滴針頭的兩歲孩童，推著小型洗腎機緩緩踱步、面色暗黑的壯漢，躺在擔架上血流不止、仍然爭吵不休的情侶，拖著鼻胃管躲在醫院外長廊、偷偷吸著菸的年輕人。
還有，三兩名目光呆滯、毫無表情的老人，各由外籍看護推著輪椅、懶懶曬著冬陽，看護們興高采烈交談著，偶爾傳出充滿活力的笑聲，老人只是木然，眼角一動也不動。
他們像是跌進命運獵人的陷阱裡，被捕獸夾緊緊箝住，默默展示傷口血痕的小動物，他們的眼神，錯綜複雜寫著哀傷、恐懼、求告、怨怒。若你站在醫院大廳一角，不過十五分鐘，就能看見千百張臉孔，濃縮著無盡數的眷戀、無盡數的慾望、無盡數的慌亂、無盡數的悔恨。
病房內，是另一種痛楚的隱喻，呼吸器的嘶嘶聲、抽痰器令人緊張的倏忽聲、脈搏監視器的嘟嘟聲，應和著病患的喘息、呻吟，突如其來的哀嚎，每一種細微聲響，以及無聲無息，在在提醒你，我們是如此斑駁脆弱。
在生命無可避免的情境裡，冷不防，也有些場景讓人意外感動，暫時忘了身處生命痛楚的博物館。
例如，這家醫院大廳裡，我常見到一對高齡夫婦，或許近百歲，至少已近九十。老婆婆坐著輪椅，插著鼻胃管，喉頭因氣切而無法言語，身體硬朗的老爺爺總是晴朗開懷，一見面就高喊：「我來了！」雙手伸進老婆婆膝頭的毛毯裡，溫柔深情地摩挲著；或是搭著老婆婆的肩頭，叨絮些家常小事，開玩笑地抱怨：「都是我在講，妳都不講話。」
心情好時，老爺爺會在人潮熙攘的大廳裡，大聲唱著他們兒時的日本童謠給老婆婆聽，一首接一首，唱完兩人一起笑著；有時，老爺爺唱著唱著，忘了，分心了，就自己停下來，發著呆，定定盯著老婆婆的臉，那張臉，似乎永遠沒有表情，又似乎永遠微笑著。
那畫面讓人動容，大廳不時有人停下腳步，靜靜看著這一幕，甚或偷偷拭淚。老爺爺的歌聲既蒼老、又童真，宛若是亙久情歌般的童謠，穿越醫院大堂，恍惚在遙遠山林深谷之間迴響。
至於我的母親，充滿了掙扎矛盾，一方面，她期望盡快病癒出院，回家重新加入可愛動物區，與她最疼愛的孫子玩耍；另一方面，肉體折磨讓她不時失去生存意志，要求我們不要再作積極治療，讓她出院，在家中順應自然，聽天由命。
為了減輕她的精神苦楚，每天，我們會跟她聊一件陳年舊事，例如我上小學第一天，她牽著我的手，走在延平北路騎樓的模樣；例如她還是藥房老闆娘，陪我們在藥櫥上玩跳棋的情景。例如，我讀初中時，每天早上，我在馬路對面等公車，母親打開公寓三樓的客廳窗戶，遠遠揮手說再見的那一幕。
歷經兩個月的起伏，母親順利拔除呼吸管、脫離呼吸器、氣切癒合，能夠自主呼吸且不必抽痰，帶著僅餘的鼻胃管出院。
返家後，照料母親的最大功課，就是保暖。那年二月特別冷，只要室內溫度低於攝氏二十度，母親就咳得厲害，無論暖氣、暖風扇、電暖器、電熱毯，都抵不上和煦的自然天候。我們如臨大敵，溫度計一旦掉到十九度，就用盡辦法堅壁清野，衛生衣褲，圍巾，毛帽，毛襪，再加上各種暖房措施，確保老人家不再受寒。
終於，我們撐過嚴冬，眼看四月緩步回暖，溫度計比較不常讓人緊張。四月中旬的一個週日，母親心情特別好，她已漸能下床，由我們攙扶走動。那天，外頭整日下著雨，她坐在沙發上，與我牽扣著手，隨意聊些小事，甚至吃光了一碗稠粥。
我們以為，母親熬過冬天，春意漸暖，應能逐漸復元。我們開心討論著，等她復健成功、拔除鼻胃管，就要帶她搭郵輪遊歷日本。讓人意外的是，隔天晚上，母親忽然在我及長孫面前，安安靜靜地走了，她像是下定決心，不想再叨擾的旅人，連紙條也沒留，禮貌地輕輕闔上門，頭也不回走了。
直到那刻，我們才知道，歷經漫長冬日的搏鬥，加上醫療器材的折騰，她的全身器官已無比衰弱，母親耗去氣力，希望孫子能看她康復，只是，她的肉身已經很累很累了，燭火餘光就此悄悄燃盡。
唯一差堪告慰的是，那段時間裡，我們回憶了很多美好的微物往事，而她生命的最後幾個月，像是一場漫長的告別，或是共筆一封極長的訣別信，讓我們慢慢慢慢目送她遠去。
沒想到，母親離去後，更多秘密正等待被揭露。
(本文：圓神《父親這回事：我們的迷惘與驚奇》授權，首圖來源：woodleywonderworks, CC Licensed，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