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由 麥田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wikimedia commons。)

【《BO》編輯檯好書推薦:《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

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這是個人人為了正義出征的年代,也是許多人受焦慮憂鬱所苦的年代,而年輕人更深陷其中。為什麼我們會被這些負面情緒所困?也許不是你個人的問題。

現代人人手一台的智慧型手機,裡頭裝載著各式各樣的社群媒體,一鍵打開便能沒有時空限制地連結朋友圈。不過,其實社群媒體已經默默地成為精神疾病和自殺率升高的主因,而又以女生更容易成為這個潮流下的祭品。(選書編輯:李姿萱)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文 /  強納森‧海德特, 葛瑞格‧路加諾夫
譯 /  朱怡康

造成精神疾病和自殺率升高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圖溫吉認為:大約從二○○七年起,智慧型手機快速普及,社群媒體也進入青少年的生活,這是約莫在二○一一年浮現的心理健康危機的主要原因。圖溫吉在書中一再以圖表說明使用電子媒體和心理健康問題相關──近幾年來,它們總是一起提高。這讓電子媒體造成心理健康問題的嫌疑高於其他因素(例如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及連帶衰退)。此外,到二○一一年時,美國經濟和就業市場已持續改善,因此,經濟因素應該不是接下來幾年青少年心理健康惡化的原因。

雖然簡單的相關性引人遐思,但我們無法推斷是哪個造成哪個。那段時間有很多東西都有變化,所以碰上所謂「偽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s)的機會很大。舉例來說,美國每年人均起司食用量,與每年因床單窒息而死的人數幾乎完美相關,但這不代表吃起司造成睡姿不良。 這種相關就是「偽」相關,因為兩項數據在同一段時間同時上升只是巧合。

為了不被偽相關所欺,我們得思考另一個問題:如果某個因果解釋為真,我們可以預期還有哪些變項會跟著改變?圖溫吉採取了這種作法,她研究個別學生自述的所有日常活動(從兩個有衡量這些活動的數據集裡檢視),結果發現:只有兩種活動與憂鬱症和其他自殺相關選項(如動念自殺、自殺計畫或實際嘗試)顯著相關:使用電子設備(如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電腦)和看電視。另一方面,有五種活動與憂鬱症逆相關(亦即每週花越多小時從事這些活動的孩子,憂鬱症比例越低):運動和其他形式的健身、參加宗教禮拜、閱讀書本或其他印刷品、親身參與社交互動,還有做功課。

有看出這兩類活動的不同嗎?答案是一類需要用螢幕,另一類不用。如果孩子們每天花在螢幕上的閒暇時間在兩小時以下,憂鬱症的風險不會提高。 但要是每天花在螢幕上的時間超過兩小時,罹患憂鬱症的風險會隨每增加一小時而提高。相反地,孩子不用螢幕的時間越多,罹患憂鬱症和出現自殺想法的風險越低,在不用螢幕的時間是用來參加人際活動時尤其如此 (圖溫吉也有談到螢幕和憂鬱的關係可不可能是反過來的──孩子們是因為憂鬱才花更多時間在螢幕上──她說明這不太可能)。

高度喜好社交較不易受社群媒體影響

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部分原因可能是電子設備把我們帶離人群。人類是「超級群居」(ultrasocial)的物種。雖然黑猩猩和狗也是喜好群居的動物,但人是超級群居的物種,不只是「群居」動物而已。 人類和蜜蜂一樣,也能組成龐大的團體一起合作,並明確分工。人熱愛團隊、團隊運動、同步動作,以及所有能讓我們產生「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感覺的活動(超級群居性與我們第三章談過的部落主義心理有關。如果既想滿足人類對歸屬感和互動的追求,又不啟動部落主義較具防衛性又可能訴諸暴力的面向,分寸必須拿捏得恰到好處)。當然,社群媒體讓我們比以前更容易組成大型團體,但這些「虛擬」團體和人與人間的真實連結不同,它們沒辦法用同樣的方式滿足對歸屬感的需求。正如圖溫吉和她的共同作者所說:

我們應該切記:人類神經結構的發展有賴於親密、持續、面對面的接觸(含非視覺和非聽覺的接觸,例如觸覺和嗅覺接觸),減少或消除系統關鍵輸入因素(inputs),可能危及系統穩定。

圖溫吉的觀察也支持這個看法。她發現:高度喜好社交的孩子──比一般同儕投入更多時間面對面社交互動的孩子──通常不會受花時間在電子設備上之害。 換言之,螢幕和社群媒體的潛在負面影響,或許取決於青少年與他人互動的時間多寡。不過,電子設備之害不僅止於阻礙孩子們面對面互動,它們還有更晦暗的影響──而且女生受害尤深。

為什麼受害的多半是女生?

從前幾張圖可以看出,i世代女生心理健康惡化的情況比i世代的男生嚴重。如果社群媒體該為心理健康惡化負一部分責任,或許只有女生部分的問題應該歸咎於它們。至於男生部分,圖溫吉發現:雖然使用螢幕的總時間與心理健康不佳相關,但專門花在社群媒體上的時間則否。 為什麼社群媒體對女生的傷害似乎比對男生大呢?

可能原因至少有兩個。第一,社群媒體呈現的是「精心雕琢」後的生活版本,而表象與現實的落差可能更容易對女生產生負面影響。很多人觀察到:與男生相比,女生的社交生活更圍繞著接納與排擠進行。 社群媒體大大增加青少年窺看同儕生活的頻率,透過社群媒體,他們會看到自己認識的人正一起玩樂或做事──而且有些活動並沒有邀自己參加。社群媒體會增加FOMO(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錯過),也會提高喬治城大學語言學家黛柏拉.坦南(Deborah Tannen)所說的FOBLO(fear of being left out,害怕被拋下)。

雖然男生和女生都會受FOMO影響,但當他們信手滑過幾百張這樣的照片,女生恐怕比男生更容易因FOBLO而難受。 女生看到自己的朋友在做某件她有受邀、但無法參加的事(錯過),是一回事;發現別人刻意不邀自己(拋下),是另一回事,兩者造成的心理效果並不一樣。如圖溫吉所說:「女生更常用社群媒體,這讓她們有更多機會感到孤獨或被排擠,例如看到自己的朋友或同學湊在一起,卻沒找自己。」圖溫吉發現:不論男生或女生,現在青少年各年齡層感到被拋下的比例比以往都高,而女生的比例升高更多。從二○一○到二○一五年,自述經常感到被拋下的男生從百分之二十一增加到二十七;在女生部分,比例則是從百分之二十七跳到百分之四十。

社群媒體內容被精心雕琢的另一個結果是:女生被眾多經過人工美顏的同性照片轟炸,讓她們對自己的外貌更沒安全感。現在不只時尚名模的相片要修圖,Snapchat和Instagram等平台也提供「濾鏡」,讓擺各種姿勢自拍的女生能編輯照片。換句話說,現在連她們的朋友似乎都變得更美。這些濾鏡能讓鼻子更小巧、嘴唇更豐厚、皮膚更光潤。 這也帶來一個新現象:有些年輕女性現在想動整型手術,讓自己看起來跟美化過的自拍照一樣。

社群媒體對女生的傷害或許更大的第二個原因是:女生和男生表現攻擊性的方式並不一樣。心理學家妮琪.克里克(Nicki Crick)的研究指出:男生更傾向以身體表現攻擊性,他們更常推撞別人或打人,對涉及肢體攻擊的故事和電影更感興趣。女生相反,她們更常在「關係」上展現攻擊性。她們傾向傷害對手的關係、名聲和社會地位,舉例來說:用社群媒體讓別的女生看見誰被故意拋下。 雖然把所有攻擊加總後看不出整體性別差異,但在各自偏好的傷人方式裡,可以看出明顯而一致的性別差異(至少這是克里克在一九九○年代的發現,當時還沒有社群媒體)。另外,如果男生的攻擊性通常是面對面爆發,那麼男生們的攻擊目標至少可以躲回家避難。可是在社群媒體上,女生無處可逃。

既然男生和女生對攻擊方式各有所好,那麼請設想一下:要是有個壞心腸的惡魔變出一大堆裝滿子彈的手槍,在美國每個青少年的口袋裡都放一把,會發生什麼事呢?哪個性別會受害更深?答案顯然是男生,因為槍戰對他們更有吸引力,他們也會更常用槍解決爭端。現在再換個方式想:如果這個壞心腸的惡魔變出來的不是槍,而是下載好各種社群媒體應用程式的手機,也在美國每個青少年的口袋都放進一支,會發生什麼事呢?除了惡魔那部分之外,這其實或多或少就是二○○七到二○一二年發生的事。情況現在很明顯:女生受害更深。社群媒體的確給很多青少年帶來不少益處,它有助於強化關係,但它也會造成傷害。在社交關係的藝術上,社群媒體的確以某些方式帶給青少年可貴的練習。不過,它們也是發明語言以來最強大的關係攻擊武器,目前的證據顯示,女生的心理健康成了社群媒體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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