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呱吉（本名邱威傑）日前宣布參選台北市松山信義區市議員，最近他先在臉書先PO出一張私訊對話與電視台名片，透露自己接到電視台業務電話，對方表示「只要付錢就能做新聞專題賺曝光率」，而呱吉則在PO文中附註：「哇，很厲害嘛，業配才會爽！」、「念你是初犯，我就不公佈名字了。下次注意點啊。」最後還call-out該名業務詢價，並將對話內容拍攝成影片PO上網，揭露業配新聞（置入性行銷）內幕，馬上在網上掀起兩派亂戰。
圖片來源：呱吉粉絲專頁
呱吉錄製並公開「對話內容」但沒先告知
「新聞節目對倫理與道德的規範不是應該有更高標準，如今卻變成一種可以隨時賤賣的商品，其標準甚至還不如一個拿著手機隨便拍的網紅」，這段呱吉在影片中說的話，也是各界對台灣新聞的期待，因而網路聲量較大的一派，讚賞呱吉的「正義之聲」，因為媒體作為行政、立法、司法權之外的「第四權」，不僅得幫助公眾了解問題、發表見解，也是制衡政府的重要機制，如果倒頭來「收錢」做新聞、還未對收看觀眾全盤揭露，這等於把新聞變成可販售的商品，是濫用媒體權。
而另一派音量比較小的，則聚焦呱吉揭露業配新聞的「手段」合宜性。電視台業務是否知道對話被錄音錄影？顯然呱吉並非以「記者」身份「訪問」電視台業務，也未告知對方自己正在錄音並可能將影音放到網路上給大眾觀看；相反的，他在自己的臉書粉絲專頁上，以14萬粉絲的「自媒體」身份現身。只不過為何這派「質疑」的音量那麼小，我們可以從「自媒體」的角色定位談起。
「自媒體」不受新聞倫理規範，那有守住人權底線嗎？
當代媒體最複雜、最難解的現象之一，是網絡交流打破了傳統媒體的壟斷，言論自由打破了對傳統大眾媒體的依賴，從此之後，每個人都能是「個人媒體」、「自媒體」，當然也不受傳統新聞倫理規範。相反的，現在人人都能當媒體，媒體不再是一個產業，而是一種公民的基本能力與權利，但別忘了，當我們在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力時，它也有必須承擔的義務。
根據聯合國於1967年生效的國際多方條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定：「言論自由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是這些限制只應有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須：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
換言之，當認定言論自由作為一項基本人權的同時，世界各國也以「但書」對權利做出限制，以反對濫用言論自由，而台灣也不例外。所以回到事件本身，電視台業務是否知情呱吉「正在錄影錄音」？是否被告知「對話內容將放上臉書播出」，這難道沒有隱私權和妨害秘密的問題嗎？退一步說，如果這種實際call-out的揭露方式，有助於呱吉傳達理念，那他想傳達或對抗的應該是新聞大環境的「業配問題」以及「選舉就得燒錢宛如軍備競賽的亂象」，所以在後製影片時，為何不馬賽克電視台名稱，業務的聲音為何不進一步「變音處理」？
且再從《個資法》中的第一條來看：「 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把個人資料「去識別化」，就是為了在開放分享資料與個人資料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它就是對隱私權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基本人權。
但呱吉說，他把這場選戰當做一個大型的節目企劃，名叫「民主開箱」，用最少的錢與零外部支援打這場選戰。試問：「民主開箱」是否該以最底線的「基本人權」作為前提來執行？否則一個不小心，很可能變成網路霸凌！
檢討「業配新聞」除了以暴制暴，沒有別的辦法？
影片上線後的第三天，呱吉在自己的臉書提到日本導演北野武於1989年執導的處女作《凶暴的男人》，故事描述一個警察為了自己的理由，猝不及防對所有敵人使用暴力。呱吉說：「這個意象出現在大多數的北野武電影裡，例如花火、奏鳴曲。沒有一個角色在管什麼道理，也沒有一個角色有什麼善終」，他更提到「我不是一個可以一拳打爆小流氓的人，但是打從我開始說要參與選舉這件事，我腦海裡想的都是這樣的畫面。毫無仁義地一路走到自我毀滅的盡頭，不管選上選不上，我不會以為自己可以上天堂的啦。」
的確，改革、批判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可以戴著鋼盔往前衝，但沒有任何事情會因為身不由己就無罪，如同第一線記者不會因為他被長官要求做業配新聞、卻沒對觀眾說清楚，他就不用負責。
人民作主的年代，我們可以把任何問題攤在陽光下，但「手段跟方法」是可以討論的，我們應該對新聞專業有更嚴苛的標準，但絕對不是「以暴制暴」、凌駕在人權之上的檢討。言論自由的可貴始於自覺與節制，否則網路上最美的風景是人，最醜的風景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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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開放合作夥伴轉載。圖片來源：呱吉臉書粉絲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