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律系畢業也成為高學歷難民,全球高失業率代表教育無法翻轉人生?

【《BO》編輯檯好書推薦:《被壓榨的下一代》

由八旗文化出版的《被壓榨的一代》,被《紐約時報》評選 2018 年夏季最佳讀物,作者艾莉莎.奎特身為非營利組織「經濟困難報告計畫」的執行主編,藉由訪問中產階級家庭,揭露全球人面臨的困境。

當國家喊著拚經濟,有多少拚進你的口袋?當育兒、教育、住房等生活成本飛升,實質薪資成長停滯的感受才是真的;作為被剝奪感最深的一代,作者要告訴你,這些都不是你的錯!

本篇文章將探討:「高等教育是否能讓社會階級流動」。儘管歐美國家的 社會階級固化 已經相當嚴重,「富人的後代永遠是富人,窮人已難以翻身」,卻有專家提出,根源問題可能是出在目前的高等教育,這又是怎麼一回事?(責任編輯:黃梅茹)

首圖來源:Kit,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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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lissa Quart( 艾莉莎.奎特)

波林獲得大學及碩士學位,修讀前衛詩詞。她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學術界的明日之星,畢竟東伊利諾大學不是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但她確實想過自己可以獲得一份薪水還過得去的穩定工作。

「我喜歡美好的事物 —— 我是小小中產階級分子,」她說。「我以為到了三十五歲的時候,我就可以穿著沒有破洞的衣服,銀行裡還有一點積蓄,但現在的我只能在慈善舊衣回收中心 Goodwill 購物。 我穿著只要五塊美元的 Banana Republic 西裝夾克,而這些衣服總是很快就壞掉,畢竟之前早就經歷過其他人的磨損。是我的夢想讓我淪落至此。這不是什麼可恥的事情,但我確實無法不去想,我是不是哪裡做錯了。」

教育真的能讓階級流動,讓人遠離貧窮?

如今許多政治辭令談論著該如何拓寬人民觸及大學教育的機會(因為有充份的證據顯示,教育程度能提升經濟收入),但 在歷經金融危機的世界裡,良好的教育並不能讓你免於在貧窮線附近徘徊。

在接受糧食援助或其他形式的聯邦救援人口中,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數自二○○七年到二○一○年間,成長了三倍;接受援助的博士學位持有者人數則從九千七百七十六人上升到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五人。具體而言,二○一三年領取食物救濟的家庭之中,至少有二八%的家庭其成員中的最高學歷為大學以上。根據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經濟學者的分析,此比例在一九八○年僅為八%。

這是經濟「壓榨」對父母與其子女造成的影響之一。

在今日的美國環境下,一個人很難將其自身享有的文化與社會地位「傳承」給自己的後代。畢竟,當我們的孩子高中畢業時,他們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負擔和其父母相同程度的教育?或甚至是研究所?他們是否能保有和父母一樣的社會信心,亦即對自己工作能力的信念?他們還在乎所謂的「職涯曲線」(career arc)嗎?

高知識分子正在向下流動

如同波林之於她所任教的學校,高等知識分子貧窮者普遍藏在美國這個國家內。

「沒有人知道或在乎那個住在拖車停車場裡的我,擁有博士學位,」住在俄勒岡尤金(Eugene)、撫養一名孩子、曾經在大學裡教語言學,如今卻依靠福利與食物救濟維生的兼任教授佩特拉(Petra),如此說道。

明尼蘇達的圖資管理員和網站開發者米雪兒.貝爾蒙特承認,很少朋友知道她的經濟狀況如此窘迫。她說:「每一個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暫時經濟拮据的百萬富翁,我也不例外。」

這些教授與其他受過教育與培訓的工作者,面對的是中產階級流眾最典型的困境:債務、工作過量、孤立無援、以自己的貧困為恥。 他們甚至沒有什麼休息時間,像是和伴侶喝著愛爾淡啤酒的約會,或和朋友談論自己的困境並交換八卦的聚會。他們幾乎不放假。

在這些人之中,許多人都表示儘管父母的學歷或許不如自己,卻擁有更好的經濟條件。當我在和這些中產階級流眾交談時,總會聽到他們不斷責備或嘲笑自己。追求崇高的職業與想要美好事物的欲望,難道錯了嗎?他們覺得自己錯了。

他們的人生自然也不像那些年紀較長且生活更有保障的同事們,更遑論與自己原本預期的軌道,有多大的差距。

波林透過網路,和一群與自己出身相仿的同伴們保持聯繫。其中一個是她在大學時期認識的朋友,叫賈斯汀.湯瑪士(Justin Thomas),擁有歷史碩士學位,現在於帕克蘭學院(Parkland College)及湖濱學院(Lake Land College)擔任兼任教授。

在這些離芝加哥三個小時車程的學校裡,湯瑪士每個學期會開四至六門課,而湖濱學院會付他每門課一千六百七十五美元,帕克蘭學院則為三千一百美元。在每個學期開始後的一個月,他會收到薪資,而在收到薪資之前的四週裡,他的兩個女兒每天晚餐都是起司通心粉和烤馬鈴薯。

(由於他沒有取得兩個孩子的全部監護權,因此沒有領取食物券的資格。)「我會對她們說,『對不起,我實在沒辦法幫妳們買其他東西,就連冰淇淋都不行。』」

他說,並在繼續開口前,哽住了一會兒:「對我來說,要想幫女兒達成夢想,就必須放棄自己的夢想。」儘管他會在夜裡到父親的工地兼差,但手頭依舊很緊。「我很想讓女兒去上音樂課,她真的很有天分。但現在的我沒有任何資源,能讓她充分發揮自己的天分。」

當法律系畢業的學生也成為高學歷難民

然而,受過高等教育卻向下流動的大學教授們,並非偶然的現象。 其他受人尊敬的職業,也正在失去昔日的光環。 根據全美法律就業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的調查,法律系畢業生的就業率從二○○七年的九二%下降到二○一二年的八四.七%,並來到二○一六年的八七.五%。而二○一二年法律學系生的平均負債金額為十四萬美元,與二○○四年相比,上升了五九%。

《BO》編按:其實台灣在 2017 年,15 至 29 歲青年族群有 20.5 萬人 失業,可見高學歷難民(持有高等教育的失業者)人數之多。

在經濟衰退期間失去工作至今依舊沒能重拾工作機會的行業,還包括了建築業、市場調查、資料分析、書籍出版、人力資源和金融──儘管這些工作的就業條件或吸引到的人口,往往是具有碩士學歷者。

對我而言,讓此種壓迫更為嚴重的元兇之一,是那句經常浮現在我們耳邊的呼告:「做你所愛」(do what you love)。

這句話總是勸誘著中產階級,要他們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出於好意的精神導師和企業們,頻繁使用這句格言。我自己也經常聽到這句話。那些總愛勸別人「做你所愛」的人,成功地讓自己看上去令人稱羨,並從底下的員工身上榨出更多勞力。這則忠告的目的原本是想推翻過去總認為工作是一種職責、一種屈從而非激情的想法。

工作對於一個人的人格,以及其內心對於重要性、價值觀的形塑,有著愈來愈顯著的影響。然而,有些歷史學家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常態。 反觀上一個世紀,人們之所以工作,往往是出於經濟壓力,而他們心目中的天堂,是一個不用工作、流著奶與蜜的土地。(貴族們自然是希望什麼事都不用做,憑著自己的家產而活。)

在如今這個有時被我視為「中產階級終結」的年代,選擇養育孩子無疑會動搖那本就不穩固的結構:我們就像是在玩生存疊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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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被壓榨的下一代》,由八旗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Kit,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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