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橘》團隊專訪漢翔總經理——馬萬鈞。圖片來源：《報橘》攝影。
2020 月 10 月底，台東 F-5E 戰機墜毀的憾事讓「高教機是否能提前量產」瞬間成為全台關注焦點。前身是空軍航空工業局的漢翔航空工業，對此也在這個月初表示，正在對勇鷹機做「全系統測試」，將在 2021 年底啟動「高教機量產」，希望能在 2026 以前完成 66 架的交機。
《報橘 BuzzOrange》這次邀訪到漢翔總經理——馬萬鈞，他曾坦言因為看見「 F-16 戰機維修國家隊」而動容，因為發現每間廠商都把「捍衛台灣空域」放在企業利潤之前。
今年六月，新式勇鷹高教機在台中清泉崗機場正式首飛，這是繼 30 多年前，IDF 戰機首飛後，台灣航太業再次寫下歷史的新一頁。但馬萬鈞總經理直言，這還只是開端，像是台灣對國際社會宣示：「我們可以用最先進的科技，設計出軍用機」。
打自國造 IDF 戰機後，台灣研製的能量已經冷卻多年，現在花了很多力氣，才恢復技術的能量，但這對馬萬鈞來說還不夠，因為以往戰機內許多關鍵系統，都還是採用國外技術，他形容：「真正的『國機國造』是要能做到整機全部國內產製。」
馬萬鈞強調，產製的程序一旦開始就不能停止，尤其在談國防科技時，「暫停」就等同「結束」。他分析：「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強國』是沒有航太產業，就能成為世界強國的，所以台灣要成為在世界上動見觀瞻的國家，就要有不停歇的航太科技發展。」
我們曾與馬萬鈞總經理進行過一場直播，深入了解航太產業的科技心法，會後也特別針對疫情下的台灣局勢作切角，進行一場深度訪談，而他也有說不完的故事，要一起帶給讀者。
採訪／張育寧
文字整理／盧亞蘭
《報橘》：在數位轉型的過程中，如何帶動供應鏈協作？若真的要成立國家隊的話，目前還需要什麼？
馬萬鈞：談這個問題前，我們要先弄清楚「組了一支國家球隊，是要去打什麼球」？如果找了保齡球高手打籃球，必定會輸。所以要搞清楚台灣的航空產業、和科技發展到什麼程度，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走。
我們是世界上少數能「獨立設計一架軍用機」的國家，但民用機還有一段路要走。從概念、系統、到細部製程設計，台灣「一條龍」都沒有問題，而在飛機上的零組件也都有充足的自製能力，包括骨架、和結構件等，都是國家隊的強項。航空產業未來最需要機械、電機、化工、材料人才，但其實什麼人才都需要、什麼產業都要加入，包括纖維、樹脂、電腦、光學等，把這些產業加在一起，那才叫做「國家隊」。
現在「系統件」需要突破關鍵技術，我們有和中科院、工研院等合作，因為他們有豐沛的技術能量。台灣高水準人力很充沛，我們做為系統商，引導國內做電腦、光學、電機等產業的結合，航太產業就能繼續向上提升。現在我們一樓已經做穩了，要做到二樓、三樓……，一直做到頂樓才能談整機「外銷」。
《報橘》：能不能跟我們談談「高教機之於國機國造」這項「哩」程碑的意義？
馬萬鈞：整個過程是「重建」跟「復甦」。31 年前，我們結合眾人的智慧和能力，設計 IDF 戰機，但過去 30 多年間，卻沒有繼續致力於軍用機的設計製造。今天政府「國機國造」的政策是很好的契機，但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聚集過去的人才、把經驗傳承給新的人才、在未來重建設計能力」？這是一個非常難的過程，過去 3 年花了很長時間，才能設計出飛機。
有人提到，高教機只是一架教練機，但我想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即使是比台灣大很多的國家來說，「新的軍用機起飛」都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最近一次首飛的是美國的紅鷹教練機，再之前是韓國的 T-50 金鷹教練機，這些國家都花了很多力氣，才能達到這個成就。台灣能夠在 3 年之內重建能量，且完成設計新飛機，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復甦」。
《報橘》：在談到「產業合作」時，我們會想到工研院最早扶植台積電的例子，您對航太領域的構想，是不是一樣的呢？
馬萬鈞：我講的其實是一個全新模式，以前國家沒有做過——把漢翔、產業界、中科院、金工中心、工研院機械所……等法人研究機構聯合起來，這個概念以前還沒有做過。
國機國造最缺的是「關鍵技術突破」
《報橘》：國家政策的導向，會決定航太產業和國際市場的分工，想請問漢翔對此在接下來兩、三年的策略會是什麼？又會如何組建整個大團隊的方向？
馬萬鈞：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是研發，第二是設計，第三是製造。大家經常把前面兩項搞混，把研發跟設計摻在一起。打個比方，今天找一家營建公司蓋跨海大橋，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設計」大橋，而是「先學會怎麼造」跨海大橋。這牽涉到很多數學、物理、化學，但首先是要把這個能力建立，這步叫研發，或是以專有名詞稱作「關鍵技術突破」，要先學會技術突破，才能設計，最後製造出一座橋。
「設計」跟「製造」我們都很行，缺的是「研發」，這是很昂貴的投資，不是中小企業做得到的，所以為什麼我說要和各院合作，就是要請他們幫我研發。向國家申請預算的各院，確實適合做研發設計，如此大家才能編成一支「國家隊」。
《報橘》：那台灣的 ICT（資訊及通訊科技）是否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馬萬鈞：滿難的，因為台灣企業通常專注在量產，就能賺進大量訂單，這些做得很廣但很淺，連在航太產業也一樣，但這是台灣產業「點到為止」的特色——大量的做，賺很多「 Easy Money 」，但若深挖猛掘，才能真正有永不乾枯的金流。
《報橘》：您認為發展航太產業需要強化哪些政策面的問題？
馬萬鈞：大家都會怕「要是國家政策變了怎麼辦」？但我常覺得這樣想太沒志氣了，好像兩手一攤，等著別人支持自己再來做，但不是這樣吧！至少要去當「吠火車的狗」吧！我過往「狗吠火車」很多年，有一天，火車突然煞車，停下來了！車上還下來一個人問「什麼事嗎？」這的確嚇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也就是提出「國機國造」時讓我們都嚇了一跳。
但不管政策怎麼樣，還是要持續不停的講、不停的做準備，要是不理我，我也要繼續講，或到大學去講、去開課，逢人就講。國父當年的「三民主義」不就是這樣講出來的嗎？
一場「如果沒辦法達到，不如不要開始」的國家級任務
《報橘》：您提到高教機的設計製造時程縮短在 3 年之內，是怎麼辦到的？
馬萬鈞：首先很重要的是團隊，包括台灣產業界和中科院，而這最恰當的名稱就是「國家隊」。因為大家有使命感，知道這是一個「mission」而非一樁「business」，工作的熱忱當然不一樣。再來，我們的確也有很好的工具技術。現在設計飛機已經不會在桌上，拉著計算尺，效率是上百倍在計算。例如高教機的開發過程就透過達梭系統的 3D 軟體進行模擬、驗證，讓我們在設計階段就能找出缺點並直接改善。相較於 30 年前研發戰機需耗費 10 年，這次整個研製過程僅花費 3 年。所以包括人的使命感、工具的進步，加上全部的人都全神貫注在這件事上，才造就了高教機起飛，事實上是真的很了不起了。
《報橘》：除了減少時間成本，還有哪些其它效益呢？
馬萬鈞：對航太產業而言，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時間跟成本，尤其軍用機，「時間」是絕對重要。高教機這個專案是「以時間為先決條件的案子」（ Time Critical Project ），也就是說，如果「時間掌控」無法滿足使用者需求，乾脆不要開始，而「成本」反倒不是優先考量。
當初排出來的時程非常緊湊。高教機正式出廠是去年（2019） 9 月，首飛是今年（2020） 6 月，過程中只隔九個月，也許我孤陋寡聞，可是就我所知沒看過軍用機從出廠到首飛只隔九個月的。當初時程出來後，我就覺得真是強人所難，但大家拚了命做，過程出乎意料順利，遠比 31 年前做 IDF 戰機順利許多，才能在前陣子給大家看到起飛的模樣，這十分不容易。
在任何一個國家，把十幾噸的東西飛到天上去，還飛得像子彈一樣快，且能平安歸來，在科技工藝中，就超越了「造出一台教練機」，是一件真的很棒的工程。
「後疫情時代」比的將是誰先走出黑暗
《報橘》：疫情對世界各大產業都帶來龐大衝擊，面對供應鏈重組等可能危機，漢翔要如何化危機為轉機、接軌未來的「後疫情時代」？
復甦後的航太產業一定和過去不同，將來不管是私人飛機或民航機，可能都不再是搭載 400 人的設計，通風空調、供餐系統、座椅規劃、或乘客動線也都會不一樣，連空服員的和乘客間的互動也會改變。未來飛機載客量一定會變少，但先決條件是要在「成本增加、票價變貴」後，還有經濟收益，我認為未來坐飛機會更舒服，也會提高服務品質，可能經濟艙是現在的商務艙，商務艙就是套房了，但這就是對未來航空產業的挑戰——如何提供更大的空間、更優質的服務，且成本需要壓得像現在一樣，誰能做到，就能走向明天的陽光，不然只能永遠在黑夜中等待。
《報橘》：疫情對飛機設計發生改變，您覺得漢翔接下來的發展為何？
馬萬鈞：漢翔首先要先恢復「結構件製造」訂單，像是波音的飛機艙門等，飛機不管怎麼改，總要有翅膀和門吧！首先要先活下來，第二個再來談「系統件製造」，漢翔應該要能和研究法人合作做起落架，還有飛機上的電腦跟導航。
《報橘》：前面提到要做到「人才和產業要復甦」，確切指的是什麼概念？
馬萬鈞：我常常在講，IDF 生產停止後，像是一個生態系的太陽消失了，一個本來所有人都為它共同努力的目標，從此停產、消失。今天造高教機其實並不難，因為當年造 IDF 就做過了，其中最大的意義是我重新開始了！我的看家本領又可以用了，高教機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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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TechOrange》【疫後航太新轉機】瞄準 F-16 戰機龐大維修商機，漢翔號召全台廠商共組「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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