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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今年 10 月以「反壟斷法」（又譯作：托拉斯法）向 Google 提起訴訟，控訴這家市值超過一兆美元的「全球最大搜尋引擎」壟斷市場。儘管案情至今仍未明朗，但不難看出將展開一場長期的法律攻防戰。
相對歐洲來說，美國其實在「反壟斷」的管制上相對溫和，但近兩年已經有「起步跟上」的趨勢。全美最權威的國際事務期刊《外交》近日也刊出一則專文對此做討論，標題點出近年不斷升溫的話題「終結大科技廠的訊息壟斷——到底該如何挽救科技中的民主制度？」
通篇闡明擁有龐大金錢與權力的「矽谷五巨頭」等科技大廠，如今不僅可以輕易形塑社會言論風向，還能以「壟斷式的大資本」不怕被罰，因為這些科技公司的進帳，是遠超過任何罰鍰的，以致形成「太大而無法管」的窘境。這種大者恆大的跡象，在疫情衝擊下，也只有被放大的趨向，《外交》過往的另一篇專文〈以國安角度談拆分科技公司〉更清楚點出再不控管這些科技大廠，小至矽谷尖端技術、大至美國國安資訊，終有一天都會被中國勢力吃下！
喊著「獨大才能制衡中國」的矽谷，其實早在舔共！
當美國一些議員喊著「矽谷的科技廠太大了！應該被拆分！加以立法限制…」時，這些科技大老總會以「要是沒有我們，來自中國的科技大廠就會制霸全球市場」做回應，但其實事實與他們說的完全相反，眼前一間間巨大的科技廠，早已對中國「愛之入骨」。
攤開矽谷五巨頭仔細看，Google 在 2017 就在北京成立 AI 研究中心，並與騰訊成為合作夥伴；Microsoft 近期不只在中國擴建數據中心，甚至早就建立了一整套「中國版 Windows 10」給中共當局使用；Amazon 的雲端服務在中國的使用成績，僅次於阿里集團，擁有很龐大的市場；Apple 則是有絕大多數的產品都是在中國製造的；而臉書「難得的」和中國沒有任何關係，不過的確也曾多次嘗試想打破中國的「監控長城」。
許多人覺得「在中國營運又沒什麼」、「做生意要在商言商，不要政治化 」，但對於引領世界的科技產業來說，進入中國的代價，可不只是「人民幣能不能換回美金」，而是與他們合作的上下游中國公司，能熟悉、甚至窺探國際企業的核心工程技術。
就算不是黨營事業，且沒有受到當局壓迫之下，在中國的習俗依舊是「不要忤逆政府、要多配合、有資訊就多向上分享」。如此一來，國際企業駐紮中國，不僅是幫到中國的科技業倍速成長，更是助紂為虐的讓中共的「監控體系」發展完善了起來。
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 Ashton Carter 曾說：「如果你在中國工作，你根本不會知道你在做的專案，跟中共軍事體系有沒有關聯。」因為中國早就採用了「軍民融合」的政策，許多學者、及私人企業的研究成果，都需直接「上繳」，與當局配合。
矽谷大廠與中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顯然早已威脅到美國國安，因為美國當局仰賴著矽谷五巨頭的多項高科技技術，包括美國國防部、及情報中心都是使用 Amazon 和 Microsoft 的雲端系統，科技與國安的平衡，的確日漸重要。
《外交》的專文指出，美國商務部首先該對「敏感技術」設下出口規範，像是 AI。不然企業若總是選擇「利潤」優於「民主」，美國科技飛得多快，都會有被抄完、枯竭耗盡的一天。但就算撇除中國這項「外力因素」干擾，過大的企業，其實本身就會對產業會帶來損害。
政府該扶植大型科技工廠嗎？還是保護「車庫創業家」生存空間？
矽谷的科技龍頭近年「越長越大」，削弱了美國本土的產業競爭力。持反對觀點的人會認為「就是大資本的科技公司，才有錢去投資一些尖端技術，長期養一些耗財的研究小組啊」，但這種理論往往卻忘了，創新往往是在「競爭」中生成的，絕非「整合人才、大手筆投資」就能誕生。
舉一個最鮮明的例子—— 80 年代美國與日本之間的「電子業競賽」最激烈之際，日本政府選擇給予自家的標竿企業無盡資源，受益的包括 Panasonic、Toshiba、日本電器（ NEC ）等大公司；與此同時，美國則是反其道而行，當時最大的 IBM 自此與當局展開了 10 多年的「反壟斷」法律訴訟官司，儘管案子不了了之，在資源分散的市場下，也才讓後起的 Microsoft、Apple 有生存空間，這些「劃時代標誌性」的前瞻企業才得以崛起。
那我們該怎麼監管科技業？拆了它？制約它？
擁抱科技大廠的人，多會對要求監管企業的聲浪，嗤以「不爽不要用」的回應，但人們毫無選擇，尤其是社群網站。據《劍橋分析技術大公開》書內數據，Google 的搜尋引擎市占率超過 90％，臉書在成人使用的社群媒體中，市佔接近 70％，放棄使用幾乎找不到替代品，簡直要被世界遺忘；在美國，要是沒有用 LinkedIn（微軟旗下產品）會少掉一大堆工作機會、不使用 Amazon，也會有很多生活用品無法買得到。
擁護「大者恆大」的人，總愛拿「消費者選擇」當擋箭牌，但問題是，人們根本找不到離開這些科技產品的「替代方案」。然而，若試圖拆分這些大科技廠，不僅會招致他們強烈抵抗，且就算最後訴訟贏了，科技巨頭一一拆家了，過程也會徒耗好幾年。所以或許，不是以「限制科技公司規模大小」為依據，而是該盡快「訂定更完善數位公共財的法規」，畢竟牽扯到公共利益的事情，不分線上、線下，都應該要求相關企業，負起責任。
然而，當今美國的說客、律師、和政客，目標都限縮在「如何幫股東、老闆拿到最大利益」，少有人有心修改此類法令。
監管一時痛，但不監管風險極高
今天五巨頭身後的老闆們——亞馬遜的 Jeff Bezos、臉書的 Mark Zuckerberg、谷歌的Sundar Pichai、推特的 Jack Dorsey……等人，儘管多偏向重商主義，但在美國已經算是「進步派」的人士（在政治光譜上，可能傾向民主黨），但要是有天接班這些公司的老闆，變成像是擁有《FOX》新聞台的梅鐸（ Rupert Murdoch ）一樣封閉，將更不可能有所謂「網路世界的民主自由」了。
仰賴「寡頭」的遠見，向來不會是健康制度，也讓美國科技產業越來越脆弱。偌大的權力，本來就不該被掌握在少數人手上，這是為什麼民主國家要立法制衡，但在新興網路世界呢？誰能來約束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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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外交》：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外交》：Too Big to Prevail｜The National Security Case for Breaking Up Big Tech
《劍橋分析技術大公開》：Mindf*ck 心智操控【劍橋分析技術大公開】：揭祕「大數據 AI 心理戰」如何結合時尚傳播、軍事戰略，深入你的網絡神經，操控你的政治判斷與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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