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分鐘親臨八千公里外土耳其】VR 紀錄片帶你與難民面對面！沉浸式體驗讓國際議題一點都不遙遠

圖片來源：《我的敘利亞鄰居》製作團隊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走進土耳其加濟安泰普省的小社區裡，碎石隨地散落，細細的黃沙因風揚起，使視線濛濛地有些模糊，眼前出現的女孩長髮過肩，身穿黑衣，背對坐在一張椅子上，小心翼翼地，彷彿有許多心事想向外界訴說。

此時此刻，觀眾其實並沒有離開台灣，而是戴上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的眼鏡。就像是按下現實生活的暫停鍵一般，《我的敘利亞鄰居》紀錄片僅花 7 分鐘的片長，便讓人親臨 12 小時飛程外，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而到底運用 VR 技術拍攝的紀錄片，有什麼不一樣？台灣人「對國際議題無感」的老問題，能透過高科技迸出新火花嗎？

VR 與紀錄片的結合，讓觀眾「走回事發現場」

在 VR 眼鏡 360 度的視角裡，時空彷彿被抽換，觀眾成為紀錄片中的一員，而片中的難民兒童不再是遙遠國度的無名者，而是真實站在眼前，說人生故事給你聽的朋友。透過虛擬空間的互動和場景還原，《鄰居》紀錄片中沒有太多的對話，而是讓觀眾自己去經歷、去體會影片中的每一個小細節。

圖片來源：編輯李姿萱攝。

「做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想著如何讓觀眾得到共鳴，或是怎麼讓他們感同身受。」《鄰居》導演吳柏泓談起拍VR紀錄片的過程，聲音變得格外厚實，抑揚頓挫間摻雜著他想讓觀眾「走回現場」的堅持。

吳柏泓表示，VR 和紀錄片的共通點在於，他們都試圖還原真實生活的場景，這也是他認為這部片用 VR 拍會很適合的原因。

「我想讓看的人成為片中的角色，讓他們回到那個現場，看到孩子沒辦法唸書的情境，感受那些場景所帶來的震撼。」不像看電影般，當個單純接收資訊的旁觀者，吳柏泓認為，在看 VR 的時候，觀者和片中的角色會有很親近的關係，角色會跟你講內心所有的事情，好像看的人就在過難民所經歷的生活。

圖片來源：《我的敘利亞鄰居》製作團隊提供。導演吳柏泓長期耕耘於紀錄片及影像教育，這次拍攝《我的敘利亞鄰居》期待帶給觀眾身歷其境的感受。

雖然 VR 著實有還原現場的潛力，但新技術運用在傳統影片敘事的框架裡，也讓拍攝團隊面臨許多挑戰。

「有次場勘完，我們本來已經確認好要在一個屋子內拍攝，隔天高高興興要去拍時，結果門整個被堵起來了。」

吳柏泓談起拍攝過程，不禁苦笑出來，因為當地情勢較不穩定，有時候劇本內容根本「計畫趕不上變化」，得一邊寫一邊改，或是趕快抓緊時間再去找符合原先設定的場景。

而 VR 360 度圓形無死角的呈現方式，也讓非本科出身的他吃足苦頭。一般電影透過平面的螢幕觀看，如果要凸顯主角的情緒，可以藉由臉部特寫或是劇本的鋪陳，讓觀眾了解導演想表達的是什麼。不過VR卻無法用同樣的敘事邏輯思考。

圖片來源：《我的敘利亞鄰居》製作團隊提供。拍攝過程常常需要臨機應變，以因應各式當地突發狀況。

國際大導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就曾說過，VR 賦予觀眾全新的觀看空間，而不再遵從說故事的人的指示，觀眾可以選擇自己要看哪裡。這也代表，說故事的人失去了主導觀眾視角的權力。

「所以要怎麼運用 360 度視角呈現，能不能讓觀者感受到現場的震撼，這是我們拍攝時最恐懼的。」吳柏泓坦言，用 VR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永遠不知道這樣說故事的方式對這個文本好不好。

由於難民議題在當地較為政治敏感，將他們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固然能讓更多人認識、了解議題，但於此同時，要如何兼顧保護被攝者的義務，盡量把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事情降到最低，亦是拍攝團隊的課題之一。

然而，即使 VR 科技應用在傳統拍攝方法時有它的挑戰性，拍攝題材更可能挑起當地敏感神經，吳柏泓與其製作團隊仍克服重重困難完成拍攝。

對吳柏泓來說，營造臨場感，並非要觀眾看完有立即性的改變，而是「有感」後，將這份感受生根在觀者心中，待到未來某一刻，觀眾可以因為記得紀錄片裡的某一幕、某句話，而對這個世界做出不一樣的行動。

「很多時候我們在過生活，我們的身體感受到，但不一定會馬上發現。VR 的東西，就是你看了，會覺得心裡痛痛的，讓你就在這個地方、有這些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