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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看不慣西方媒體總是把中國描述成「破壞秩序的獨裁壞小子」,為扭轉全球對自己的看法,中國乾脆得出一個大膽構想:操弄國際媒體、打壓國內記者。(責任編輯:黃梅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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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報告截圖。

為了打擊西方的「敵對力量」,北京致力於建立並主宰一個新的世界媒體秩序。在這樣的秩序中,記者失去他們的制衡角色,成為國家的專業服務員。

從「中國夢」到一帶一路的國際計畫,習近平所領導的中國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和平政體,以商業發展為核心,並且由公平原則所引導。於此同時,中國政權的論述矛盾地反映一種偏執的視野,在這個視野中,西方列強因為中國的成功而備感威脅, 於是動用媒體作污名化中國的武器,中國反成受害者。

新華社前社長李從軍,在加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後,成為這項論述的建築師。在 2013 年人民日報刊登的訪談中,他向一個千變萬化的敵人提出警示,透過「強大的宣傳能力」,將一些惡毒的仇視論調滲浸在大眾心中,例如「中國威脅論」(中國發展將成為其他國家的傷害)以及「中國崩潰論」(共產黨即將失去權力,中國 經濟也將走向崩潰)。

觀察到西方媒體「長期主宰世界觀點」,加上中國的媒體力量「並沒有獲得相對應的國際聲譽」,新華社前社長提出了「世界傳媒新秩序」的構想,意圖翻轉國際力量的布署。「如果我們不能有效控制新傳媒,就會讓其他人所控制,這將導致我們不能在輿論導向中取得領導地位」。

判新聞自由「死刑」,中國正在打一場國際「媒體戰」

中國於 2003 年提出「媒體戰」的策略,並將其視為人民解放軍整體戰略的一環。

2011 年,李從軍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進一步闡述了他的「世界傳媒新秩序」: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基於平等地位參與國際傳播」,國際社會也必須尊重每個國家的「個別文化、習慣、信仰與價值」。他希望全世界的媒體能夠為國際社會服務,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這樣的想法其實曲解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80 年所做出的建議。

在他的論述中,李從軍不斷使用「媒體工業」與「大眾傳播」等字眼,但絕口不提「新聞報導」一詞。這點並不是瑣碎的細節:因為將媒體的存在意義視為替國家服務時,他所呼籲的「世界傳媒新秩序」也宣判了新聞報導的死刑。

因為在一個法治國家, 記者是一種制衡的力量。沒有他們批判的觀點,沒有他們對官方作為的分析討論, 沒有他們以獨立調查的方式建立事實,個人自由、公民權利與人權就無法受到充分保障。

刻意曲解國際人權宣言,目的在藉機打壓媒體

李從軍呼籲國際社會尊重「每個國家的個別文化、習慣、信仰與價值」,這是一種相對主義的思想:每個國家都能夠行使主權,在自己的領土內定義自由與人權,就等於把這些當作國家內政。

這樣的想法扭曲了相對主義的真正理念,僅僅要讓北京政府得以將自己的權力濫用正當化,並且為有同樣想法的獨裁者開脫。這一切都與國際人權宣言背道而馳。

相對主義為所謂的「網路主權」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這個想法,每個國家自行規定在其領土內能夠在網路上流通的資訊內容。

中國觀點下的「世界傳媒新秩序」, 實際上是一種打壓的管制,與網路所象徵的自由空間大不相同。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對外宣傳他的想法,甚至為自己量身打造了幾個大規模的國際大會,例如 2009 年 開辦的世界媒體峰會,以及 2014 年開始每年在中國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

在華爾街日報 2015 年 9 月 22 日刊登的訪談中,習近平為自己的限制自由政策做出辯護,並且宣稱必須將網路置於「法治國家」與「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之下。在一個不實資訊與網路騷擾充斥的網路世界中,他的觀點在乍看之下是可取的。

三年過後,我們所觀察到的卻是中國在網路上的嚴密管控,並沒有給人民帶來什麼利益,僅僅是加強了政府的官方宣傳,對大眾的思想檢查與社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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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由《報橘》與無國界記者組織合作刊登,並由《報橘》編寫導讀與修訂文章標題、內文小標;原文章節標題為〈打擊西方的「敵對力量」〉。圖片來源:報告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