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選這本書：《歷史的盲目：我們世界的另一個故事》】

儘管二次大戰距今已經是快80年前的事了，但是戰爭遺留下的歷史傷痛仍無法被抹去。

從現在的角度看來，納粹崛起的原因難以理解，本書試圖帶我們回到當時的社會情境，分析各項背景，了解為什麼「什麼也不會」的希特勒可以從一介平民成為納粹黨領袖。（責任編輯：翁筠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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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克．費侯

對於納粹來說，如同對於其他極右派國家主義的組織來說，面對看起來好像分崩離析的國家所遭遇到的困難，其責任應「回到這些武力，對付這些把一切都拋棄的馬克思主義空話：國家，資產階級的發明；祖國，中產階級剝削工人階級的工具；法律的權威，壓迫無產階級的手段；學校，注定要產生一些奴隸；宗教，削弱人民的手段；道德，給盲從的人用的愚蠢耐心原則。掉進泥巴裡，沒有什麼是純潔的」。

哲學教授：「德國人驅趕猶太人，就像我們驅趕新教徒。」

此外，「為了散佈這些醜行，戰前，維也納已經有這些玷汙德國種族的外國人，到處都是這些捷克人、斯洛伐尼亞人、魯賽尼亞人，特別是猶太人，在推動馬克思主義的黨」。希特勒讀過白俄提供給他的《錫安長老會紀要》（Protocoles des Sages de Sion），這是一段表面上看起來像是科學的誹謗短文，裡面寫著猶太人密謀串通全世界，以確保他們的統治權。

這是由帝俄時代的警察所杜撰的偽造文件，在反猶太主義 盛行的國家很受歡迎，例如：俄羅斯、德國、中歐，但在法國也同樣受歡迎。「德國人驅趕猶太人，就像我們驅趕新教徒。」哲學教授希沃（Albert Rivaud）在 1930 年代《德國再起》（Le Relèvement de l’Allemagne）中寫道。

1940 年，法國維琪政府的元首貝當（Philippe Pétain）選希沃擔任教育部長。希特勒咸信侵略與暴力可以為國家找回失去的力量，因此他要為捍衛德國種族的純粹而戰鬥。也許，關於希特勒這個人、他對於暴力的信仰和他的權力攀升之間的關係，托瑪斯・曼（Thomas Mann）。

在 1936 年說的最好，他回想：「阿道夫・希特勒是個不得志的人，懶惰的寄宿生，被拒絕的藝術家，賣明信片的小販。他什麼也不會：不會騎馬，不會開車，不能生孩子。因為失敗，他把怒氣發向這個世界、革命的天性、補償的爆發性慾望無意識匯集。這樣的平庸甚至造就了他雄辯的能力，並且和工人與中產階級的失落感產生共鳴，而這些人都是 1923 和 1929 年經濟危機的受害者。」

Köpferollen，他說，元首帶頭衝。這個強烈的決定證明了一種其他黨的領導人不知道該如何去表現的意志。他們將於 1933 年消失，未吹皺任何春水。

德國共產黨（KPD）對納粹成功的解釋

但他們對於納粹的成功有何解釋呢？尤其是德國共產黨（KPD）。「真正的法西斯主義不在慕尼黑，而是在柏林」，這是 KPD 主席台爾曼（Ernst Thaelmann）在 1930 年 9 月的說法。他針對的是社會民主黨籍的總理赫曼・穆勒（Hermann Müller）， 並且把政府定義為「社會法西斯黨政府幫」。

法西斯抑或社會法西斯？關於這個區別，我們將回頭再來看，因為史達林在 1920 年代中期對於人們所要的法西斯主義有一個定義，也是共產國際對它的定義：「法西斯主義是倚賴社會民主黨的積極支持而生存的中產階級戰鬥組織。客觀來看，社會民主黨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和派；這些組織不會互相排斥，他們相輔相成。他們不會彼此相悖，而是雙胞胎。」這個定義很適合心中對他們的「兄弟」社會民主黨充滿不滿的德國共產黨。

難道，尚有一部份老兵在國會大廈佔有席次的社會民主黨，在 1914 年沒有投票給軍隊勢力， 沒有粉碎 1919 年的斯巴達克革命，沒有在自由軍團的幫助下讓人暗殺卡爾・李卜克內西與羅莎・盧森堡？之後，再次打破 1920 年的革命企圖。就像 1930 年在柏林向一位示威的工人開槍一樣？共產黨將納粹定義為社會法西斯黨，以致「社會主義」這幾個字並沒有出現在他們的名稱當中。

1930年的「紅色公投」

然而，由於納粹也是社會民主黨的頑強敵人，而且沒有清楚說明他們的計畫，因此他們認為可以適時給對手一些當頭棒喝，就像掃除雙頭堡壘一樣，所謂的雙頭，就是指政府與國會大廈。

1923 年，當魯爾區被法國人佔領時，納粹與共產黨已彼此伸出手來， 表現出共同對抗此一情況的態勢。歷史學家巴丹在十二年當中記錄到，在國會裡，納粹與 KPD 有 57 次聯合投票的紀錄。1930 年，當反社會民主黨的紅棕聯盟（alliance rouge-brun）在普魯士的全民投票中形成時，這種情況又再次出現。不過，當天納粹在大選中贏得超過 25% 的選票。

許多共產黨員沒有公開說的是， 他們對這個他們稱之為「紅色公投」的結合非常反感。漢斯・諾曼（Hans Neumann）為了阻擋這個他覺得危險的計畫，「極力以納粹的威脅升高為理由，向史達林解釋他的批判立場」，史達林打斷他的話，問他：「諾曼，您不相信，如果國家主義者在德國取得政權，他們就會忙於西方，我們就有充裕的時間加速社會主義，不是嗎？」

但這是史達林的政治意圖抑或是對諾曼過於機靈的一個警告？這是漢斯・諾曼和他的太太瑪格莉特・諾曼回到柏林時，心中的疑問。未來顯示他們提出的是一個好問題。

無論答案是什麼，共產黨都追隨史達林和國際共產的指示。紅棕黨在此次全民投票中是少數黨，對於納粹壓力的升高起不了任何作用。多黑茲（Maurice Thorez，法國共產黨領袖）以法國共產黨的名義認為，納粹的成功要歸咎於社會民主黨。在各種轉折之後，當 Zentrum，也就是基督教徒的政府成立時，KPD 把它定義 為「第一個法西斯政府」。在它垮台之後，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 勒擔任總理，希特勒於是建立了一個包含二個納粹黨的政府。

希特勒的掌權被認為是救贖

雖然戈林（Goering，納粹德國的政軍領袖，並曾任蓋世太保的首腦）與戈培爾都預言過，卻沒什麼人聽，也都不怎麼相信，但納粹的措施就如平地一聲雷一樣轟然響起。在這個不戰而敗或幾乎慘敗的三個月之後，50 萬共產黨員、社會民主黨員與基督教徒被送進勞改營，政黨被禁止——除了國家社會主義黨以外——工會被解散。同時，因為有大量由產業補助的工作，因此失業者的人數從 5 百萬降到 2 百萬。

一種由上而下的獨裁強加下來，而一些神職人員更證實，有四分之三的新教徒表示要加入：「1933 年時，不相信 Führer（元首）使命的那個人，變成被天主棄絕的人；人們從被動的服從到熱情的加入，很多傳統主義者都不一定區分得出納粹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不同。此外，對於很多人來說，權力不是平等獲得嗎？希特勒此番掌權被認為像是救贖。」

共產黨員被關起來，社會民主黨員流亡海外，猶太人準備流放。德國的共產黨員依舊繼續在國外表示，「這一切都是社會民主黨的錯，納粹的統治只是暫時的。他們難道沒有聽到希特勒和羅姆（Röhm）之間關於 SA（衝鋒隊，德國納粹成立的三個軍事組織之一，早期被納粹用來鞏固政權，但隨著其首腦羅姆被希特勒殺害而解散，多數軍官與士兵則被併入親衛隊及國防軍）在軍隊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的不同調？」國家社會主義因民意基礎和完全由資本論操縱的機制之間有「顯而易見」的對立，注定要崩裂。

一旦危機在納粹主義中爆發，以及希特勒從「長刀之夜」（即希特勒所捏造的「羅姆政變」）開始就讓人謀殺 SA，史達林仍舊認為：「德國還是帝國主義國家中最弱的一個；（1934 年）7 月 30 日的事件顯示德國法西斯主義危機即將開始⋯⋯。這些事件顯示革命危機的前提升高，德國共產主義的基本任務是加速動員群眾，以顛覆法西斯獨裁。」

1934 年 7 月 9 日，共產國際主席團的解決方式是永遠紀念 「階級對抗階級」的口號。顯然，它失敗了，在此危機之後，希特勒的權力更加鞏固了。在第七次共產國際的大會中，局勢完全轉向，主張建立人民前線或唯一前線。

在這種情況下，表示人們 不再認為社會民主黨是法西斯主義的盟友，而邀請他們和共產黨及激進黨聯盟，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季米托夫（Dimitrov）這樣解釋朝向人民前線的這個轉向：「為了能夠和民主黨結盟，領導們不能是社會法西斯黨。」

至於法西斯主義，則換了身分。 「它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最反動、最沙文、最帝國主義等元素的開放性獨裁與恐怖主義，反國際革命的突擊部隊。」自此，人民前線因此可以「擴張到中產階級」。

1935 年 5 月底，《真理報》（Pravda）把定義該改變的用語做了補充：「我們不為摧毀中產階級的民主而戰鬥，沒有了民主的支持，共產主義將沒有未來。」真是一個神聖的轉折點⋯⋯。 教義徹底改變。為了給希特勒面子，多黑茲在 1936 年 8 月讀了把法國看成是世仇的《我的奮鬥》一書。

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象徵著暴力與種族主義的勝利

「今天，1933 年 1 月 30 日，我們可以說黑格爾已經死了。」加入納粹的基督教哲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這個評論，一下子就指出了希特勒即位所造成的這個轉折的重要性。

在某種情況下，也就是一個以理性看原則與動力的歷史概念的結束。一個自從啟蒙時代以來，作為進步理念的範疇，而社會主義也將之列入計畫發展之一的展望。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它關於暴力與種族主義等觀點的勝利，「脫掉」了理性，將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重新提出來討論。

難道事實和這些理論不是相互矛盾嗎？被馬克思主義者培養出來的希望，因危機而無產階級化的中產階級想要加入工人階級的希望，和 1918-1919 年的失敗後，重新支持革命理念的工人階級所希望的一樣，徒勞無功。首先，中產階級打算和無產階級保持距離。與其這樣喪失地位，倒不如當一個能夠維持秩序的黨的人，並保有身分地位，甚至是抓住權力之柄的平民。

至於德國的無產階級，其行為指南則讓他們失去勇氣，無所適從。1933 年，他們的軍隊完全失去了戰鬥的欲望。「法西斯主義打算把革命一詞從這個百年來的嘲弄中解救出來，」恩斯特・榮格（Ernst Jünger）寫道，並且「把權力還給人民；這將是一場讓啟蒙運動遺產付之一炬的保守革命。」一個學說想要驅逐另一個學說；然而，後者在過去也是根深柢固的學說。我們之後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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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歷史的盲目：我們世界的另一個故事》，由允晨文化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WWIIHITLERTHIRDREICHHISTORY Thanks to Putschgirl.T PRO，CC Lisce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