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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發生佛羅里達校園槍擊案,奪走17條性命,14人送醫治療,是美國史上高中校園死傷最嚴重的槍擊案件。事發後,美國總統川普竟打算讓教師配槍,引發50萬人走上華府街頭,全球更有800多起示威,疾呼槍枝管制。《紐約客》刊登一篇Adam Gopnik的文章,從兩個角度看待這個遊行。

樂觀來看,「為我們生命遊行」(March For Our Lives)達到美國正視槍枝管制的引爆點。槍擊案的倖存者走上街頭,他們既不是知識菁英,也非單純受到煽動的民眾。這些年輕人親眼看見了師長、手足、同儕遭到殺害。跟美國歷來所有改革一樣,第一手的經歷是珍貴的本質,「我是個學生。我在受苦。我曾在現場。」已經很久沒發生這樣子的,從街頭到立法機關的串連。

倖存學生的自身說法,總撼動人心。佛羅里達州瑪喬利史東曼道格拉斯高中(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八年級生伊莎貝・羅賓森(Isabelle Robinson)在《紐約時報》刊登一篇社論,強而有力。外界說,如果兇手克魯茲(Nicolas Cruz)的同學給他更多善意和關愛,或許就能阻止槍擊案的發生。羅賓森回應這個說法,她曾是克魯茲的輔導員,她說單單是善意和同理心根本無法改變克魯茲,那不過是學校、政府、槍枝法條無能的藉口。

羅賓森:「我的妹妹現在是當時我和克魯茲相處的年紀,我當時和克魯茲獨處時,感到焦慮、不安。我希望她從不用體會那種恐懼⋯⋯我要求她生命中的大人保護她。」

九十高齡、已退休的最高法院法官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也在《紐約時報》刊登文章,強調廢除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條文的必要。該法條保障美國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

儘管如此,對美國槍枝控制,有些消息也令人感到悲觀。「為我們生命遊行」最大勁敵就是「美國全國步槍協會」(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簡稱NRA),以及擁護該協會的共和黨。就像羅賓森說的,大人本該保護年輕學生,事實卻不盡然如此。「為我們生命」這場遊行之大,是川普可以借機得到民眾支持的機會,他終究退縮了。NRA的勢力,教右派政治人物連戲弄、發推特都不敢。

法律的斡旋空間也叫人擔心。反對酒駕的民眾,主張要調高合法飲酒年齡,就會遇到荒謬的批評聲音:真正造成車禍死亡的酒駕駕駛,喝的不是蘇格蘭威士忌,而是波旁威士忌。類似的討論應該也會出現在槍枝管制中。不過正如海明威對破產的名句:「先是慢慢地,然後突然地」(「gradually and then sunndenly」)改變或許依然超出我們預期。

參考資料

  1. The New Yorker:Two Views on the March for Our Lives and the Second Amendment
  2. The New Yorker:Joan of Arc and the Passion of Emma Gonzál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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