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授、知識份子、學校主管都監禁,「文化大革命」的「批鬥大會」如何讓數十萬人被殺?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本世紀最大規模心理危機,看美國高等教育的「安全文化」如何讓下一代變得脆弱、反智、反民主》,由 麥田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email protected]文房具社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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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5 世紀在歐洲盛行的獵巫行動到 20 世紀於中國造成世代悲劇的文化大革命,人類「獵巫」的行為到底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會有這種集體暴力呢?

網路言論、校園霸凌,獵巫思維其實在我們的社會中仍以各種形式延續著,一起來了解作者的分析。(選書編輯:李姿萱)

圖片來源:[email protected]文房具社 Flickr

文 /  強納森‧海德特, 葛瑞格‧路加諾夫
譯 /  朱怡康

歐洲從十五到十七世紀經歷了好幾波獵巫,這些風波主要是因宗教改革後的宗教戰爭和衝突而起,黑死病一再爆發的恐懼也推波助瀾。無辜枉死的民眾在數萬、甚至數十萬之譜,而他們喪命前往往遭到「偵訊」(實為拷問),熱油淋身,烙鐵炙灼,螺釘碎指。

美國史上最有名的獵巫事件發生在麻州賽稜(Salem)。一六九二年一月,兩名少女突然開始痙攣、顫抖,她們的長輩認為是巫術所致。接下來幾個月,有幾十個人聲稱自己被女巫折磨,或是自己或家裡的動物遭到下咒。以巫術罪名送上法庭的至少有一百四十四人(其中三十八名是男性),十九人被吊死,一人遭重石壓身而死。

對於女巫審判的歷史學和社會學分析通常認為:這些事件之所以爆發,不是因為群體對外界懷有被威脅感,就是因為內部出現分裂或失去團結。賽稜幾年前才經歷慘烈的邊界戰爭(地點在今日緬因州內,當時屬於麻州),浴血對抗法國人及其美洲原住民盟軍。鎮民們對那場血戰餘悸猶存。 那麼,從二○一五年秋不斷搶占頭條的校園事件,是否同樣符合這個社會學框架呢?

集體亢奮把暴力合理化,文化大革命為典型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是喬在歷史上最喜歡的思想家之一。在涂爾幹看來,團體和社群在某些方面就像有機體:社會實體長期需要強化自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共同的道德秩序感。涂爾幹說人類是「雙重人」(homo duplex)──雖然我們非常善於當追逐日常目標的個體(涂爾幹稱這個層次為「俗」〔profane〕或凡常),但我們也有能力轉化,暫時進入他稱為「聖」(sacred)的更高集體層次。他說, 只有在我們成為集體的一部分時,我們才能體驗一股類似於「集體亢奮」(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感覺。 他將這種感覺描述成社會「電流」,在團體成員齊聚並達成團結時萌生(你在參加團隊運動、合唱團或宗教敬拜時,或許也體驗過這種感受)。人可能一天裡在兩個層次之間來來去去,宗教儀式的功能也是將人推向更高的集體層次,讓他們在團體中凝聚,再帶著強化的團體認同和忠誠回到日常生活。儀式如果包括齊心歌唱、舞蹈或吟誦,又尤其有力。

面對突然爆發而外人難以理解的道德化暴力,用涂爾幹的方式分析特別有效。一九七八年,社會學家亞伯.柏格森(Albert Bergesen)發表論文:〈涂爾幹式的「獵巫」理論:以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為例〉(“A Durkheimian Theory of ‘Witch-Hunts’ With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66-1969 as an Example”)。 柏格森以涂爾幹解釋這場從北京引爆的瘋狂。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開始發出警告:走資派敵人陰謀滲透,威脅日益擴大。狂熱的大學生迅速回應,組成紅衛兵,誓言揪出革命敵人並予以嚴懲。全中國的大學因此關閉數年。在這段時間,紅衛兵到處尋找(或想像)資本主義、外國勢力、資產階級的蛛絲馬跡,將它們連根拔除──這實際上是把所有成功或有所成就的人當嫌疑犯,很多教授、知識分子和學校主管被監禁或殺害。

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場面之一是「批鬥大會」。在批鬥會上,遭控思想不純的人被指控者團團圍住,一邊受到辱罵、羞辱,時而遭到毆打,一邊認罪、低聲下氣道歉,並發誓改進。學生有時還會批鬥自己的老師。接下來幾年,高達數千萬人遭到迫害,數十萬人被殺。

獵巫的三項特徵

這場自我毀滅的鬧劇是怎麼發生的?柏格森認為政治獵巫多半有三項特徵:興起速度很快、動輒扣上反對集體的罪名,還有招致罪名的犯行往往是微不足道或偽造的。柏格森的原話是這麼說:

1. 興起迅速:獵巫似乎是戲劇性爆發,並非社會生活的正常特徵。 社群好像猛然驚覺自己遭到種種破壞寄生,而這些破壞威脅到整個群體。想想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史達林的作秀公審,還有美國的麥卡錫時期,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現象:社群高度動員以排除內部敵人。」

2. 與全體為敵的罪行:「獵巫期間會出現種種罪名,其中一種指控是與全體國族作對。社群的整個集體存在遭到威脅,國族、人民、革命或國家遭到侵蝕和破壞。」

3. 罪名常是微不足道或偽造的 :「這些罪行和偏差行為的其中一個特點,是把最小、最微不足道的行為當成對全體國族犯下的罪行。事實上,我們稱這些事件為『獵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這些事件常牽連或誣告無辜的人。」我們想為柏格森的項目加上第四項,因為前三項必然造成這種結果:

4. 恐懼為被指控的人辯白 :有人提出公開指控後,儘管很多朋友和旁觀者知道受害者是無辜的,他們還是什麼也不敢講。挺身為受害者辯白無異於阻撓集體儀式進行,所以支持被指控者真的是與團體作對,會被當成反抗者對待。如果情緒夠高漲,恐懼夠深沉,有人甚至會作證打壓自己的朋友或家人。

大學校園從二○一五年起一再發生戲劇性事件,我們在前一章也講了其中幾件,柏格森對文化大革命的涂爾幹式分析,是否有助於解釋這些事件呢?從歷史來看,文化大革命和美國大學抗議當然差異很大,最明顯的是紅衛兵受極權政權獨裁者支持,使用暴力受到鼓勵;美國大學生則是自主組織,而且幾乎不用暴力。不過,兩者之間還是有相似之處。舉例來說,這兩個運動都是由充滿理想的學生發動的,為的是實現他們眼中高尚的目標:以平等主義藍圖重塑世界。柏格森的分析掌握住兩個運動都「戲劇性爆發」的事實,而且後續動員來得猛烈迅速,隨即延燒全國大學。

他的分析也掌握住瑣碎小事常掀起軒然大波的事實,愛瑞卡.克里斯塔吉斯關於耶魯大學萬聖節裝扮的電郵是如此; 瑪莉.史沛爾曼用「模子」這個詞拉近與克萊蒙特.麥肯納學生的距離,也是如此。 外人常常難以理解這兩封電郵怎麼會引起這麼大的騷動,抗議者居然不僅要求譴責這兩位女士,甚至要求開除她們?

柏格森的方法也能解釋米德伯理學院的暴力事件。現場影片可以看到學生呼口號、唱歌,時而一起擺動身體,全力阻止查爾斯.莫瑞演講。 這樣展現涂爾幹的「集體亢奮」實在令人震撼,社會電流通了,團體也做好行動準備。 研究顯示,唱歌、搖擺這種同步行動能讓團體更合作無間,讓參與其中的人在身體上更能承擔接下來的挑戰。 如果當時馬上送莫瑞離開,不讓學生有那麼多時間一起唱歌和搖擺,也許史坦潔教授不會遭到暴力攻擊。

當我們稱某個運動是「獵巫」,代表我們相信那起事件中的攻擊目標是無辜的(如愛瑞卡.克里斯塔吉斯和瑪莉.史沛爾曼),但即使我們沒判斷錯,也不代表獵巫者的憤怒和恐懼沒有道理。到二○一五年,大多數人都看過警察槍擊或勒住手無寸鐵的黑人的影片。可以理解為什麼很多黑人學生緊張不安,感到四周充滿無以名狀的威脅,並逐漸投入遏止系統性種族歧視的運動,對刑事司法系統的議題又尤其關注。可是,大學生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熱情和精力改變自己的大學、找出自己社群內部的敵人?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難解之謎:為什麼抗議力道最強、頻率也最高的地方,是向來以政治立場進步聞名的學校,而且是在美國風氣最開明的新英格蘭地區和西岸? 這些學校不是已經最致力於實現進步、包容的社會政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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