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數位分身】不懂科技的人超該看!身處網路世代的我們「真的自由」嗎?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回溯歷史關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由 臺灣商務印書館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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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在網際網路的時代下,你我還有隱私嗎?看似自由的網路生態,我們是真的擁有自由嗎?

深圳「振華數據」日前爆出 資料外洩 的新聞,報導指出,振樺數據的「海外重要人士資料庫」(Overseas Key Individuals Database,OKIDB)中,具有超過全球 240 萬名具有影響力人物的檔案。當資料外洩成為常態時,我們該如何保護自己的個資與隱私?(選書編輯:徐子捷)

圖片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文/ Lizzie O’Shea
譯/韓翔中

「身為黑人的經驗卻不是一種經驗」

法農的寫作關乎他看見自己為一個黑人,身處在由白人霸權制定規則的世界中。他解釋道,他的身分不是屬於他自己的,白人是怎麼「從千千萬萬的瑣事、軼事、故事中把我編織出來」。他是透過白人霸權的稜鏡來觀看自我:

同時,我必須為自己的身體、為自己的種族、為自己的祖先承受責任。我將自己屈從於客觀的檢查下,我發現自己的「黑」、我的種族特徵;我被筒鼓、食人族、智能缺憾、戀物癖、種族缺陷、奴隸船擊中倒地,而最具打擊力的,莫過於「這東西混好吃」。

簡言之,他是由白人霸權系統經驗中擷取的一堆刻板印象、假設湊合而成。自己身為黑人,然身為黑人的經驗卻不是一種經驗。種族主義的論調讓這種經驗無從存在,且竟是由他人所定義,而身為黑人的主觀經驗竟無法傳達至眞實世界。

在他的身分被定義時,沒有任何媒介居中,他無從逃脫加諸於他的評斷,連自主的微弱希望亦無。他的身分已經被「定」下來了:「我已經被外表(exterior)過度定義了。我不是他人對我的『觀點』——即對我外表的觀點——之奴隸。」這是殖民主義的理論基礎,這也是種族觀念如何進行社會性建構的情況。

這些概念亦能套用至生活在數位時代的經驗。 我們在網路上的樣子——即我們的抽象身分——是由資料探勘產業所生成、訂定。 抽象身分會將人們轉軌至「名聲孤立倉」,還會被政府用來進行與人們有關的決策。我們必須迅速設法擺脫分類與假設,設法限制監控資本主義與國家的雙重力量,並設法定義我們的自我意識。

沒有科技背景的人更該學習、了解自己要抵抗什麼樣的網路霸權

現有的數位科技已可讓我們對權力施加一些限制。我們可以避免某些定義吾人抽象身分的侵犯性監控行為。在科技層面,我們已經可以隱密且匿名地進行通訊:我們可以採用加密方式,或使用洋蔥路由器。

加密已成為非常普遍的做法,在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監控活動後,這已是郵件與網路瀏覽器的基本配備。不知這是好是壞, 其實加密依然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表現:因為加密鞏固了國際銀行系統的運作,它在經濟領域上廣受採納。同理,(部分的)洋蔥路由器是一項軍用與匿名通訊的產品。 用其他方式說明的話,增進隱私的工具通常具有多重目的,這也是為何這些工具仍在進步當中,且越來越便於使用。倘若我們措意於此,左派在這方面還有長遠的政治路途要走。

若要追求加密一類科技更能廣泛運用,以對抗企業、政府定義吾人自我意識的權力,我們依然有許多努力的空間。科技人士應該以同情謙遜的態度,搭起眾人之間的橋樑,並提高這些工具的使用率。沒有科技背景的人們應當更加學習,了解自己要面對、抵抗的是什麼。左派人士的任務,則是打造可同時供人們學習與教導數位自我防衛策略的社群及組織。

在此,我的論點是,至少從「科技」的角度來看,某些隱私──即隱密性與匿名性——是可能的。然而,這某種程度上會遺漏重點:如果人們依然花費大量時間在會蒐集用戶數據且減損上述工具效用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式或平台上,此事之意義便會大減。

多數人並不會碰見如斯諾登洩漏美國國安局文件後所遭遇的困難,而極少人會在世界上最大情報單位的直接監視下企圖進行私密通訊。多數人是活在現實世界裡,大量日常交易需要人放棄某些隱私,這也是為何在面對巨大的國家監控力量時,多數人想到欲躱避此監控時個人需付出的巨大心力,通常會選擇放棄。

為什麼不把你的資料交給 Facebook 呢,如果這會讓你獲得更好的廣告?為什麼要為了慢速又難搞的瀏覽器、複雜的密碼而煩惱,如果你是政府不太可能注意的小人物? 如果你發現自己並無能力學習眾多看來專門為科技通(tech-savvy)設計的隱私工具呢? 出於上述理由,人們最後通常會選擇容忍監控,把它視為一個中立且相對良性的現象,或把它視為專門用來處置那些必須被看管的人—那種人老是遮遮掩掩的。隱私因此變得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隱私本該有的重要性開始萎縮。

這種能以數位工具保護的隱私,僅反映出我們應當在數位社會裡享有自由的一小部分。離開單純個人性或簡單的科技隱私權,我們應該重新釐淸吾人該怎麼理解監控問題。同時,為了安全起見而必須放棄隱私的相關前提假設,我們得把這種想法當成垃圾倒掉。

提到自己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歷時,法農寫道,殖民關係「汙辱性、貶低性的結構」在獨立抗爭中是怎樣消失的:「阿爾及利亞人生成一種新的、正向的、有能力的人格,並為此人格提供了豐富性……因為阿爾及利亞人確定自己完成了民族自覺的關鍵時刻」。

「自主性」不僅要避開監控,更是要擁有自由的行動

法農以隱喻的方式運用這個觀念:阿爾及利亞人的新人格是他們自主定義的。離開壓迫性的殖民傳統,阿爾及利亞抗爭所啟發的社會關係概念,為其新人格意識的浮現開闢了空間。

在阿爾及利亞,此事有其特殊的科技型態。法農曾寫道,在獨立戰爭之前,廣播對於阿爾及利亞人具有「非常巨大的負面影響」,阿爾及利亞人認為廣播是「殖民架構的物質性呈現」;但當革命爆發後,阿爾及利亞人開始製作自己的新聞,廣播成為尤其重要的廉價傳播管道,將消息傳達給識字率低的民眾。廣播不只放送新聞,而且是「唯一能參與革命的訊息交流、與革命同在的途徑」。廣播乃從壓迫者的科技轉型為足以讓阿爾及利亞人定義自我意識的工具,「成為因解放戰爭所創造的廣大意義系統當中之迴響性要素」。

將這點重新運用於現代脈絡的話,數位性隱私及其哲學意涵上的兄弟——即自由——包含了匿名性、隱密性,以及自主性(autonomy)。自主性不僅是要避開監控而已,自主性意謂著擁有自由的行動,不受他人控制,不受隱匿影響的操縱。 這種自由不只受到間諜、密探或警察的威脅,它還被科技資本主義的作為所侵蝕。我們對隱私的了解,牽涉我們留在網路上的蹤跡,而這些蹤跡被企業加以蒐集、分類與操弄 。如同阿爾及利亞人使用廣播科技來掌握自身的自我意識,今日的我們亦能在數位平台上達成同樣目的。

伯納德.哈考特曾談到,我們所有人都擁有數位分身(digital doppelangers),或說這是演算法配對後的自我版本。數位分身在數位空間裡跟著我們,提醒我們做了什麼,並將我們導引至一種特定的未來。這種抽象身分的形成過程,奠基於路徑依賴、無心之間累積數據、不受我們控制的前提,這件事越來越是身為現代人無可避免的經驗。人們在網路上尋找約會,用社交軟體與親戚保持聯繫,造訪健康網站查詢一些令人羞赧的問題;人們購物,人們利用網路借貸(偶爾忘記繳錢)。

我們不能期望以節制社交、生活不便來減少隱私受損的問題。要讓隱私富有意義,就需要眾人合作,搶回對吾人自我意識的控制權,一劍刺穿數位分身殭屍的核心。

我們所討論的「隱私」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比較好的理解方式,是把它視為一種自決的權利。 自決關乎自我管理,或說關乎決定自己的命運。自決做為法律概念的起源,要追溯回《美國獨立宣言》,宣言表示政府「是從被統治者的共識中獲得正當權力」;在國際法領域,通常在民族性格(nationhood)架構與領土統治的範疇內, 自決一直被視為某種權利。然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後殖民時代所爆發的抗爭中,自決獲得了新的意涵;此事絕不止於法農所參與的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

包括南非、當時還叫羅德西亞(Rhosdesia)的辛巴威,以及剛果共和國等地,出現了力爭殖民者移民國界以外地區認可的大型社會運動。後來,這些地區通常發現自己要承受後殖民系統複製出的類似階級體系,他們於是探問要如何對人民進行文化、社會、政治方面的賦權,不要理會空唱高調且正當化殖民主義的歐洲式理念。

前段後半所論的自決意涵,正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應該採納的思維。不要將自決僅僅視為投票權或民族政府,它可以在數位科技支援下找到新的意義。民族性格的理想跟數位環境之關聯性比較低(當然如此)。

自決是集體權利亦是個人權利,它是一種更廣泛、更具政治導向的隱私觀念;自決可以使人們進行溝通、閱讀、組織、找出更好的做事辦法、跨越界線分享經驗、無需審查或設計,它屬於賽博龐克國際主義(cyberpunk internationalism)。

如果我們想一想本書前面章節中討論的抽象身分作為,那正是將我們——以法農的話來說——「從千千萬萬的瑣事、軼事、故事中」編織出來。我們需要思考,吾人怎樣才能奪回這些程序的控制權,並給予人們定義自我身分的權利,此即一種個資的主權。我們必須將監控及壓迫性科技加以轉型為自由解放的工具,讓人們自主地定義自我。

所以,在實踐層面上,數位自決能有什麼意涵呢?首先,數位自決的要求是,讓公共與私人活動者符合有意義的公開準則,並規範公開資訊如何被蒐集、儲存、使用。所有人都應有查看數據的權利,檢視有哪些數據被加入數位身分的製作,並且讓人們擁有加以修改的權利。自決還應當包括認識自己數位分身的權利,做為我們了解自己的途徑,以及我們重獲身分控制權的途徑。

這種透明度意味著,公司必須更加遵守不可歧視的法律標準;就像是二十世紀中期,銀行成為社區行動主義與法律改革處理「劃紅線」問題的焦點一般。

關於我們與蒐集並掌握吾人資訊的公司之間的關係,應當仔細思考,要如何重新設定此關係的法律性質。法學教授傑克.勃爾根(Jack M. Balkin)認為,我們應該將這些掌握我們數據的公司,視為等同於醫師或律師那樣持有我們的資料—也就是一種信託的關係,勃爾根寫道,「某些類型的資訊導致私人憂慮,卻並非其內容導致,而是造成該資訊的社會關係所導致。」他主張我們應該把這些公司視作資訊受託者。正如我們不可能容許醫師或律師將我們的資訊販售給數據商,相同的限制亦應套用在企業上;在此法律領域內,受託者具有照看的義務與忠誠的義務,破壞該義務者會受到法庭懲處。我們被企業所掌握的資訊是私人性的,公開此資訊可能導致傷害,所以理當也要適用類似管制。

我們不該容許公司將我們所提供的數據再提供給第三方,亦不該讓人們透過簽訂服務條款(provision of services)來接受此事。 即便病人同意,醫生販售醫療資訊依然是非法的,此等規範應適用於我們的抽象身分。此辦法可以重創監控資本主義商業模式的核心,亦能打擊與此模式勾結獲取數據的國家監控相關科技。

重塑我們個人與資料探勘產業的法律關係,乃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這一步必須夠基進,不能僅是權利的重新協商而已。法農寫道:「阿爾及利亞戰士不只要起而對抗虐人的傘兵。多數時間裡,他還要面對建築、組織、構想未來新社會等問題。」 光處置錯誤或節制惡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思想上更有野心。數位自決會要求我們重新思考,該怎樣設計、打造能增進社會民主化的資訊系統。數位自決會迫使我們質疑,吾人容許誰來擔任我們的知識把關者,此等權力如何重新分配。我們必須積極組織、建構、發明一個新數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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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回溯歷史關鍵,探尋人類與未來科技發展之道》,由 臺灣商務印書館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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