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 vs 馬英九】振興三倍券的「效率」比消費券好!但有 4 關鍵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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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三倍券上路約兩週時間了,你領券消費了嗎?

據《中央社》報導,時代力量 26 日公布的三倍券民調,有 67.6%的民眾已領取實體(數位)券,其中有 70.4 %表示領取過程方便。

振興三倍券從提出到發放,都不斷被拿來與馬政府曾發放的 3600 消費券做比較,究竟哪一個的成效較佳?一起來看作者的分析。(責任編輯:徐子捷)

圖片來源:中央社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文/張昱謙(台灣產經建研社研究員)

五月底隨著疫情的趨緩,立法院開始上演消費券大戰三倍券的戲碼,在 6 月初行政院拍板定案後,看似一切已安然度過,其實真正的挑戰和批評絕對還在後頭,尤其當五花八門的促銷資訊充斥在身邊,會迫使民眾對於三倍券的使用更感到茫然,這些不知如何花用的心情,往往成為在野黨藉機政治鬥爭的養分,畢竟對大多數人來說,經濟效益只是一次又一次冰冷冷的數字,告訴我怎麼花得開心,才是政治正確。

暫且將上述可能衍生的政治問題放到一邊。這一次三倍券從討論到決策和宣傳到底哪裡出了問題?到底馬英九版本消費券和三倍券之間,誰的效率比較好 ? 誰對台灣經濟比較有幫助?一連串的問號引來社會一連串的情緒和討論,而究竟真相為何,筆者在此簡單做個結論, 消費乘數效率上,三倍券遠比消費券好,但對總體消費而言,由於消費券畢竟多了 600 元,可能會較三倍券多 。為何如此,以下將循序分析原因 :

一、所有爭點的核心關鍵在於個人對「替代率」的感受不同

要理解整個事件爭議的本質,必須先理解替代率,所謂的替代率就是政府補貼後,你會拿其中多少的補貼來覆蓋本來的生活開銷。 如果全部拿來覆蓋本來的開銷,那替代率就是 100%,這政策基本上無效,所以這些券的效果,必須要能讓替代率越低越好。 以下用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 :

對經濟成長來說,是站在消費的支出面來看效果,所以我們先假設一個情境,某甲下半年預計開銷如下 :

1500(罰單)+ 5000(生活開銷)= 6500(現金開銷)

如果政府發給某甲 3600 元的消費券,可以用在所有的地方除了儲蓄,再考慮替代消費,此時某甲最後的實際支出情形可能如下 :

A1:2900(現金開銷)+ 3600(消費券)= 6500

B1:2900(現金開銷)+ 3600(消費券)+ X(額外開銷)= 6500 + X

替代率 =(3600-X)/ 3600

如果政府改發三倍券買千送兩千 ,一樣考慮替代消費情形,某甲實際支出呈現如下 :

A2:1500(罰單)+ 1000(買券)+ 2000(加碼)+ 2000(生活)= 6500

B2:1500(罰單)+ 1000(買券)+ 2000(加碼)+ 2000(生活)+ Y(額外開銷)= 6500+Y

替代率 =(3000-Y)/ 3000

上述式子中,A 部分是完全替代消費,意味著,在這段期間內,政府無論發放什麼券,對甲來說,都只是用來完全替代本來就會產生的消費,而實際現金開銷在消費券補貼下,甲在 A1 方案現金開銷只要 2900 元,但在 A2 方案中,現金開銷是 4500 元,就個人效用來看,理所當然是消費券好。

不過,站在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A1 和 A2 最後都和原本 6500 元開銷是一樣的消費數字,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補貼效果,更遑論增加 GDP,政府等於是冤大頭。

持這種想法的人非常多,確實,因為大多數的人是沒有在記帳的,也很少會規畫自己的預算,而會計時間將近半年,所以我們很難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因為消費券或三倍券,而增加額外的消費 X,Y ,也就是 B 部分的式子。

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有些人的心態會覺得,這就是多餘的收入,我除了本身的開銷之外,因為有這筆政府補貼,我一定會產生額外開銷。從上述 A2 和 B2 兩個式子可以發現,這一類的民眾最後會取決於,消費券和三倍券,誰可以有效吸引 X 和 Y 的增加,這就和個人邊際消費傾向很有關係。

若當他認為 X=Y 的時候,因為 B1 所實際負擔現金較少,個人會覺得消費券較好,而這類民眾也容易產生一個疑惑,既然如此,為何不直接發 2000 元現金 ? 其實這就必須討論到行為經濟學中的心理帳戶問題, 簡單來說,百貨公司買千送百,為何不一進門口就先給消費者 100 元呢?

二、對政府來說,關心的是乘數

個人固然關心的是自己的使用效益,但政府站在總體的角度,更關心的是三倍券所帶來的乘數。乘數效果在經濟學中探討的很多,像是銀行放貸、政府投資等等,都會有乘數問題。實際上乘數很難計算,因為我們很難真正掌握一張消費券或三倍券它到底被轉手了幾次,但他和補貼的替代率有負相關,當替代率越低,可預判乘數效果會越高。不過,雖然我們無法知道它們被轉手幾次,但我們可以從替代率來粗略估計。

2008 年金融海嘯,此問題是經濟內生因素改變,當時經濟成長率在第二季跌到 -10%,失業率 4.5 % 以上,而可支配所得也預期會減少。根據 98 年行政院經建會後來所做的問卷評估,大致認為消費券所產生替代率約為 71%~76% 之間,我們暫且以 75% 做為一個合理的評估,也就是說,3600 元消費券平均多增加 900 元的額外開銷(X),總計政府花費約 828 億,創造 1035 億的消費,乘數約為 1.25(1035/828)。

這次疫情是短期的大衝擊,屬於外生變數的影響,但台灣守的很好,經濟成長率維持正數,全年預計保 1.5 %,失業率並沒有大幅上升,疫情衝擊的不是主體的製造業,一般也預料很快在第三、四季就會反彈。三倍券鼓勵大家先出 1000,政府補貼 2000,假設替代率一樣是 75 %,政府預計共花費 460 億,至少可以帶來 862 億消費,乘數 1.87(862/460)。

再回到上述第一點所寫的替代率公式來看,消費者每多增加 1 元的消費,由於政府支出較少,三倍券的乘數會上升的較快。有鑑於此,加上此次總體經濟背景的不同,政府選擇用百貨公司滿千送百的促銷方式甚為合理,尤其搭配各業者的優惠方案,相信會有不錯的連鎖效應。

此外,消費券或三倍券的背景概念其實都奠基於凱因斯的需求理論,也就是透過政府補貼來維持消費水準,避免市場進入嚴重通縮。發放消費券當時的經濟背景確實會有通縮的疑慮,消費券甚至被戲稱是拿來幫廠商去庫存,消費券與其說是振興,不如說更像紓困。

這次台灣並沒有通縮的疑慮,而在 6 月初疫情初步解封後所展現的旅遊熱潮,三倍券的刺激必有助於消費的推波助瀾,雖然時代力量戲稱是變相紓困,實際上振興的味道更為濃厚, 就像百貨公司的週年慶一樣,一般人不會認為這是百貨公司在幫各專櫃紓困。 在此也引述政大財政系連賢明教授的觀點 :「三倍卷發放這時間點可望引發『報復性』消費」,這點正是消費券當時的時空背景所無法相比的。

三、消費券沒有辦法振興到特定產業

這一次不該使用消費券或現金還有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沒有人可以確認消費券或現金會被投入到哪一個產業中?換言之,各行各業都有機會獲得,就會出現「患不均且沒效率」的問題。然而,這次受災最嚴重的,最需要振興的,其實是觀光。

筆者個人並不認為這種銷補貼必須肩負振興全國產業,我們其實應該真正去協助或振興有消費通縮問題的領域。

根據經建會當時的報告,消費券的流向以一般生活商品和電子產品為最大宗,與觀光業最為相關的旅館服務及餐飲排名第五,且只有商品消費的 1/4。當初金融海嘯的席捲,幾乎各行各業都全面崩潰,全球緊縮荷包的情況下,製造業和受災最為嚴重,所以好佳在消費券本身能適時協助製造業去庫存,後來抱怨聲較少,政策所幸算是勉強達標。

問題是,這一次需要振興的其實是觀光業,若按照之前的消費行為調查,這次的三倍券會不會又回到電子產品業者的手上呢?雖然行政院有著層層壓力,日前也已經限縮電商以及其他規費的使用,但一般零售通路還是能夠購買,幾乎於事無補。所以不難合理推論,在發放後不久,必定會出現許多業者抱怨沒效,尤其受災最嚴重的旅遊相關行業。

除此之外,從某甲的消費公式來看,限縮範圍除了能真正振興到必要產業,且能減少某甲運用在生活開銷上的使用,進而增加額外消費,使替代率大幅降低,更能發揮乘數效果。

只可惜,這一次行政券敲定的範圍仍然相當大,這讓三倍券在流通上,幾乎貼近和消費券一樣的範圍,也減少了乘數可以發揮的空間,政府若還有後續規劃,限縮範圍的方式最好還是能夠納入考量。

結語 : 三倍券效率較好,但關鍵問題要掌握

整體來說,三倍券確實較有效率,不用太過擔心效率不彰,不過,雖然政府花較少的錢,能帶來較好的消費效果,但因為總量上,消費券 3600 元產生的消費量一定比較多,推動 GDP 的上升幅度,消費券理應也會較大。所以三倍券如果要有更好的效果,建議行政院能多注意以下幾個關鍵的執行面 :

關鍵一:不需要擔心次級市場的發生

事實上,存在二手市場是再好也不過的事。行政院不僅不用去擔心,甚至也可以鼓勵。三倍券本質是一種禮券,而禮券和現金之間,本身就存在個人邊際效益不同的問題,如果次級市場發達,可以讓彼此效益達到滿足而促進消費,打個比方:

某 A:三千元禮券的「個人總效用」= 2000 元現金的效用

某 B:三千元禮券的「個人總效用」= 1500 元現金的效用

對 B 來說,如果 A 出價 1600 來向 B 購買禮券,這社會對於振興券的效用會更加趨向 pareto optimal(柏拉圖最適),最後 A 和 B 都會因此再去消費。站在總體的角度,這類交易不會減少乘數,甚至因為多轉幾手,反而有助於乘數的上升。不過,如果真有人願意這樣交換,或是跟攤商套出現金,這些都將僅僅是個案,因為理性經濟人最後還是會 1:1 的交換,而不會產生價差,畢竟這次三倍券範圍較廣,幾乎貼近現金的使用。

《BO》編按:pareto optimal(柏拉圖最適)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如果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

此外,行政院也不需要擔心找零的問題。三倍券有沒有找零,不會有法律問題,也不會有影響政策的問題。因為站在總體角度來看,假設最後找零找出了 300 元,由於後續還是有生活開銷,這 300 元還是會投入市場,所以站在總體角度來看,市場消費仍舊多了 3000 元,換句話說,除非找零之後真的完全沒有開銷,又或者攤商不再拿這三倍券去使用,此時乘數效果確實會降低且收斂至 1.5,但真的能完全不開銷嗎?應該很難有人做得到。

關鍵二:鼓勵促銷,可以的話,也要統整好促銷資訊

廠商的促銷絕對是此次三倍券能否發揮最大效用的關鍵。根據經建會針對消費券的執行結果調查,高達八成六以上的民眾,使用消費券時,搭配現金或刷卡(加碼消費),經計算後,平均一位受訪者的加碼幅度約 3,854 元。三倍券本身的設計已經較消費券具有消費槓桿,如果能夠搭配好的促銷,相信加碼幅度會更大,也就是增加額外消費的意思。

不過,訊息的混雜在當時也一度被人詬病。消費券發放時,智慧型手機才剛上市不到一年,手機網路普及率也不高,現在資訊的傳遞方式完全不一樣了,但相對的,促銷資訊混雜的程度也會更高,政府應當可以透過和民間業者的合作,建立促銷地圖,或者更直接的專為觀光事業代言。此外,政府也應和業者合作,透過電子消費的大數據分析,適時掌握三倍券使用狀況,以做為下一個振興政策的發展基礎。

關鍵三:莫讓意識形態升高,阻礙了三倍券的振興

由於藍綠為了發放現金或三倍券的意識形態對決,再加上韓國瑜市長近日遭到罷免,以及其他小黨的斥之以鼻,使得目前有一股聲音認為,去領三倍券的都是挺民進黨的,而且民進黨規劃爛,所以拒領以示抗議。

當初消費券是強迫中獎,所以總量上就是 3600 元乘以 2300 萬人,但三倍券是主動領取,在這些意識型態杯葛之下,恐怕領取人數會不如預期的多,一旦這種意識形態持續高升,即便乘數效果佳,若人數少,總體效果必定會差強人意。也因此,政府在面對藍綠對此議題攻防時,理應要保持理性和加強說明;若有剩餘預算,建議政府應當積極規劃第二波,讓願意消費的人多消費,或者若成效不錯,也可規畫後續三倍券 2.0,更有利於刺激消費。

關鍵四:三倍券不患貧,但會患不均

三倍券具有短期的刺激效果,但因為範圍的放寬,在執行後必定會有不同的意見出來。政府一定要建立三倍券的追蹤小組,持續收集使用資訊並且滾動式的檢討,才有後續政策的施展空間,否則同樣補貼再來一次,容易失信於民,且會讓三倍券政策看起來像煙火一樣,過了就忘了。

另一方面,此次 500 億的規劃就以目前政府的財政負債與 GDP 的比例來看,並不是太大的數目,加上前幾年政府都有歲計剩餘,還有近期台灣景氣的強韌,長期的振興方案,例如協助業者轉型、民眾職業教育、防疫新生活投資,甚至大學專業人才的投資培育,都應當加速提出,且應當大方提出。

許多公衛專家都已提出武漢肺炎並不會像 SARS 一樣忽然消失,而世界各國也正嚴防第二波的來臨,預料在 2 − 3 年內,各種產業都可能逐步改變其供給樣態。因此, 長期財政政策為主,短期刺激消費為輔,適時互相搭配,才能讓台灣經濟在這波疫情衝擊下,找到新的方向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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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原作者 台灣新社會智庫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 連結 。首圖來源: 中央社 ,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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