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分鐘親臨八千公里外土耳其】VR 紀錄片帶你與難民面對面!沉浸式體驗讓國際議題一點都不遙遠

圖片來源:《我的敘利亞鄰居》製作團隊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走進土耳其加濟安泰普省的小社區裡,碎石隨地散落,細細的黃沙因風揚起,使視線濛濛地有些模糊,眼前出現的女孩長髮過肩,身穿黑衣,背對坐在一張椅子上,小心翼翼地,彷彿有許多心事想向外界訴說。

此時此刻,觀眾其實並沒有離開台灣,而是戴上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的眼鏡。就像是按下現實生活的暫停鍵一般,《我的敘利亞鄰居》紀錄片僅花 7 分鐘的片長,便讓人親臨 12 小時飛程外,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而到底運用 VR 技術拍攝的紀錄片,有什麼不一樣?台灣人「對國際議題無感」的老問題,能透過高科技迸出新火花嗎?

VR 與紀錄片的結合,讓觀眾「走回事發現場」

在 VR 眼鏡 360 度的視角裡,時空彷彿被抽換,觀眾成為紀錄片中的一員,而片中的難民兒童不再是遙遠國度的無名者,而是真實站在眼前,說人生故事給你聽的朋友。透過虛擬空間的互動和場景還原,《鄰居》紀錄片中沒有太多的對話,而是讓觀眾自己去經歷、去體會影片中的每一個小細節。

圖片來源:編輯李姿萱攝。

「做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想著如何讓觀眾得到共鳴,或是怎麼讓他們感同身受。」《鄰居》導演吳柏泓談起拍 VR 紀錄片的過程,聲音變得格外厚實,抑揚頓挫間摻雜著他想讓觀眾「走回現場」的堅持。

吳柏泓表示,VR 和紀錄片的共通點在於,他們都試圖還原真實生活的場景,這也是他認為這部片用 VR 拍會很適合的原因。

「我想讓看的人成為片中的角色,讓他們回到那個現場,看到孩子沒辦法唸書的情境,感受那些場景所帶來的震撼。」不像看電影般,當個單純接收資訊的旁觀者,吳柏泓認為,在看 VR 的時候,觀者和片中的角色會有很親近的關係,角色會跟你講內心所有的事情,好像看的人就在過難民所經歷的生活

圖片來源:《我的敘利亞鄰居》製作團隊提供。導演吳柏泓長期耕耘於紀錄片及影像教育,這次拍攝《我的敘利亞鄰居》期待帶給觀眾身歷其境的感受。

VR 創造新的觀看空間,也挑戰導演敘事能力

雖然 VR 著實有還原現場的潛力,但新技術運用在傳統影片敘事的框架裡,也讓拍攝團隊面臨許多挑戰。

「有次場勘完,我們本來已經確認好要在一個屋子內拍攝,隔天高高興興要去拍時,結果門整個被堵起來了。」

吳柏泓談起拍攝過程,不禁苦笑出來,因為當地情勢較不穩定,有時候劇本內容根本「計畫趕不上變化」,得一邊寫一邊改,或是趕快抓緊時間再去找符合原先設定的場景。

而 VR 360 度圓形無死角的呈現方式,也讓非本科出身的他吃足苦頭。一般電影透過平面的螢幕觀看,如果要凸顯主角的情緒,可以藉由臉部特寫或是劇本的鋪陳,讓觀眾了解導演想表達的是什麼。不過 VR 卻無法用同樣的敘事邏輯思考。

圖片來源:《我的敘利亞鄰居》製作團隊提供。拍攝過程常常需要臨機應變,以因應各式當地突發狀況。

國際大導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就曾說過,VR 賦予觀眾全新的觀看空間,而不再遵從說故事的人的指示,觀眾可以選擇自己要看哪裡。這也代表, 說故事的人失去了主導觀眾視角的權力。

「所以要怎麼運用 360 度視角呈現,能不能讓觀者感受到現場的震撼,這是我們拍攝時最恐懼的。」吳柏泓坦言,用 VR 拍攝紀錄片的過程,永遠不知道這樣說故事的方式對這個文本好不好。

由於難民議題在當地較為政治敏感,將他們的故事拍攝成紀錄片固然能讓更多人認識、了解議題,但於此同時,要如何兼顧保護被攝者的義務,盡量把可能產生負面影響的事情降到最低,亦是拍攝團隊的課題之一。

然而,即使 VR 科技應用在傳統拍攝方法時有它的挑戰性,拍攝題材更可能挑起當地敏感神經,吳柏泓與其製作團隊仍克服重重困難完成拍攝。

對吳柏泓來說,營造臨場感,並非要觀眾看完有立即性的改變,而是「有感」後,將這份感受生根在觀者心中 ,待到未來某一刻,觀眾可以因為記得紀錄片裡的某一幕、某句話,而對這個世界做出不一樣的行動。

「很多時候我們在過生活,我們的身體感受到,但不一定會馬上發現。VR 的東西,就是你看了,會覺得心裡痛痛的,讓你就在這個地方、有這些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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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供合作夥伴轉載。首圖來源:《我的敘利亞鄰居》製作團隊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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