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住過 6 年,從未見過如此嚴重的全城戒嚴──北京「清掃」底層的原因為何?

【我們為什麼選這篇文章】

11 月底的一場大火,讓北京展開了大規模的拆遷行動。將近 30 萬的底層居民被迫搬離住所。他們是從外地來的打工族,長久以來為這座城市提供了便宜的餐廳、快遞、垃圾處理,然而就在一夕之間,卻通通流落街頭。

沒有事先預警,也沒有事後補償,只有強硬的拆遷。北京展開的這場令人髮指的驅趕窮人行動,背後原因到底是什麼?(責任編輯:黃靖軒)

北京市安委會決定自 11 月 20 日起,在全市開展為期 40 天 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引來藉 機驅趕外來人口的質疑。圖為一名男子 24 日帶著行李站 在公寓門前的路邊。圖片來源:中央社

文/Emmy, Ingrid and friends.

五年後再回頭看,我們可能會發現,十九大「勝利閉幕」後的這一個月,簡直像一個濃縮的預言,揭示著未來五年中國社會的運程。

十九大閉幕後的一個月,中國外交、金融問題不斷

趕在美國總統川普造訪北京前的週末,北京十萬火急與韓國「恢復關係」。此前一年,在北韓核武威脅下,南韓前總統朴槿惠同意讓美國薩德反導系統入韓,中韓關係降至冰點,出讓薩德用地的樂天集團退出中國。

日相安倍隨後在眾議院大選獲得壓倒性勝利,國家正常化迫在眉睫(讓日本擁有軍隊),北京不但恢復中韓關係,更否認曾經有過任何對韓制裁,從此一個薩德各自表述。此舉出於對美日韓軍事同盟的恐懼,繼任韓國總統文在寅隨即宣布反對美日韓同盟,推動平衡外交。

金融市場在十九大召開前已經氣氛詭譎,國開行金融債、五年期十年期國債在兩個月內多次出現單日暴跌,尤其是人民銀行聯手銀監、證監、保監會、外匯管理局,共同宣布取消「剛性兌付」。

以後銀行理財產品破產就是破產,沒有銀行會出面擔保一定賠錢。市場預估,這是把 28 兆人民幣銀行理財產品放在火上烤,恐怕再也擔保不住不發生金融危機。

但這些危機都比不上,北京城中的一場大火

國際外交、金融系統風險,是十九大政府還可能努力控制住的局面,然而這一切都敵不過 11 月 18 日一場大火揭露出來的結構性問題。北京城南邊一個叫做西紅門的「城中村」失火,19 人喪命,其中有 8 名孩童。誰也沒想到,這場大火掀起了現任總書記任內,前所未有的滔天民怨。

上週六我從北京返滬,高鐵上,鄰座的男人氣急敗壞的直打電話,表示清退行動把他們儲貨的倉庫拆了,他的貨品找不到發貨倉,到處尋求調度。

我之所以聽到他的電話,是因為我的 BOSE 抗噪耳機丟在旅館,上火車前我就發現了,打電話請旅館把耳機順豐快遞到我家,旅館很快給了我快遞單號。品質最優的順豐向來能在第二天傍晚送到,一個工作日實現到貨;但是這一次,兩個半工作日才送到我家,今天早上才拿到耳機。

這件事情透露出,北京城現在絕對是全面陷入快遞調度問題了。

十五分鐘把人全家趕出家門,斷水斷電禁止燒煤供暖,像對待垃圾一樣活生生把整個家庭轟出住處,太多令人髮指的視頻四處流傳,看了就要掉淚。

北京發出的撤離通知。圖片來源:本文作者。

五年前首都綜合治理辦公室做過統計,北京城光是朝陽、海淀、豐台、石景山四個區,就有超過 70 萬城中村人口, 最少十萬人在這次清退行動中流落街頭,被轟出住所的真實人數很可能在 30 萬人左右(其中一個城中村宣布清退了 2300 人,乘以總計 230 個城中村,這個算法會接近 50 萬人)。

一場在大量官方文件中,以「清退低端人口」為名的官方掃蕩,顯示出太多問題,那是未來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中國社會可能要面對的結構性處境。

清掃「低端人口」行動中,看見官員晉升太快造成的問題

首先暴露的是官員的行政經驗問題。這場「低端人口清退行動」的執行者是現任北京市黨委書記蔡奇,他在昨天發表聲明,表示清退沒錯,只是過於急躁。蔡奇的任命,本來就過於急躁,是中共官場人人咋舌的「三級跳」,此前他僅有在福建、浙江的地方執政經驗,緊緊跟隨核心領導人。

中共基層黨員要成為中央大員,需要一定的晉級流程,從普通黨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一階一階晉升。蔡奇直接跳過候補中委、中委,直接從黨員跳級晉入中央政治局,這是「三級跳」。

之前最有名的「三級跳」,是鄧小平拔擢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然而朱鎔基是從候補中委入常,也具備長期的中央歷練。

蔡奇進京前,僅在福建、浙江有過行政資歷,這非常說明問題。 中共官員在地方執行政策力度之大,以杭州的 G20 峰會、廈門的金磚四國峰會就能看出。2016 年我正好在杭州,G20 前半年就已經清退外地人口,連上門清潔阿姨都找不到。

峰會一個月前餐廳幾乎全數關閉,菜市場無菜可買,連西湖邊上的遊客都是公安人員假扮。 廈門峰會更令人驚恐,許多旅館二樓窗戶貼上「勿靠近窗戶,否則格殺勿論」紙條,這類照片在網路四處流傳。

我在北京居住過 6 年,經歷過多次全城戒嚴──但這次官方已踩過底線

這次清退力度之駭人,直接是地方官員做派搬進京城。我在北京居住過六年,歷經 APEC、大閱兵等多次全城戒嚴事件,從來沒有嚴厲到這般田地,京官做事不能傷筋動骨,這還是大家的底限。

北京從 2014 年開始遷徙「低端人口」,拉出 2300 萬人口紅線。然而四年下來,大致是「以價制量」,提高生活費用、改造棚戶、取締外來人口產業,如露天市集、摩的等,讓人慢慢選擇自己搬走。然而這次大火之後,清退行動突然升高成「暴力清場」,顯然有高層震怒壓力。

中國大陸北京市大興區發生重大火災後,當局強拆違建 。當地租戶被迫遷出後,僅存的房舍已人去樓空,只見 牆上留下「拆」、「三天搬完」等噴漆字樣。圖片來源:中央社
北京拆除建築後,一片荒蕪的景象。(圖片來源:Twitter

蔡奇做為中間官員,不曉得不能讓大老闆壓力直沖基層,不曉得北京不是杭州、衢州、福建三明,行政歷練還是地方官員思維。 北京平均生活成本很大部分由低階勞動力承受,便宜的餐廳、快遞、垃圾處理工都仰賴城中村人口,接下來整個生活成本和勞動力結構都需要時間復原,已經傷筋動骨。

編按:城中村是指留存在城市區域內的傳統鄉村,是中國大陸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有的現象。1978 年開始改革開放後的 30 多年間,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面積迅速擴張,原先分布在城市周邊的農村被納入城市的版圖,成了都市中的村莊。

為了建立一個絕對效忠於核心領導人的政治隊伍,中共官員系統在這五年經歷了以打貪為名的清洗。先不說天津李鴻忠之類,靠率先投誠上位的特例;事實上,貪腐網絡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官員並不是因為貪腐才能坐上一把手位置,他是因為坐上了一把手位置,才能貪腐。

比較接近真相的事實是,能搶進貪腐網絡的官員是比較能幹的,他是因為上位了才有機會貪腐,這是結構性問題。

官員系統被清洗過一遍,換上來的官員先不說能不能幹,就是熟悉行政事務,也得三五年資歷。大換血的後果已經逐漸浮現,它可能某種程度上清洗掉了整體官員相當厚度的行政資歷。

城中村會成為底層聚居地,和中共土地制度很有關係

再者,城中村碰觸到的是中共「土地二元制」問題。

由於共產主義對私有產權的法律定位相當特殊,土地分為城市土地和農村土地兩種, 城市土地屬於國有 (在中國買房子,你其實只擁有房屋 70 年的使用權,因為地是國家的), 農村土地則屬於村民集體所有 ,除了國家可以收購之外,任何人不可以買賣農村用地,相當於國家壟斷了對農地的買賣權。

北京會有那麼多城中村,其實就是那些沒有被國家收購的農地,村民無權交易這塊地,當然就是拿來經營小產業小生意,所以會有那麼多快遞倉庫。

農用地的問題非常之大,例如我在杭州租住的房子,後來才知道是「小產權房」,就是在農地上蓋的、法律邊緣的房子(一整棟樓只有一張使用權證),合不合法多年來妾身未明。更好笑的是,我的採訪主任住在隔一條餘杭塘河的對面,竟然住的是「農民房」,連使用權證都沒有。

我們住的房子就跟一般大廈沒有差別,但是如果政府要收回,那你是沒有一句話可說。

城中村的問題不僅只在北京,廣州、珠海、重慶、西安都非常多,而且都是像北京一樣,屬於低階勞動力大本營(生產力其實非常驚人)。

北京市安委會自 11 月 20 日起,在全市開展為期 40 天的安 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行動,引來藉機驅趕外來人口的 質疑。圖為 26 歲的魯女士 24 日帶著孩子收拾房間。面對 當晚 12 時必須搬離的最後期限,她忍不住留下眼淚。圖片來源:中央社

尤其東北、華北省分的經濟成長率落後(遼寧去年甚至為負),對周邊省分的外來打工族而言,城中村具有相當大的經濟誘因,到北京的城中村工作,居住成本低廉,收入比家鄉高、工作機會比家鄉多, 而你在城市裡有一塊不能出售的農用地,自然會衍生出廠房、租售的經濟(它不能賣地,也不能蓋房子賣,那只能做工廠哇),那怎麼能不生成這種底層經濟帶呢。

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是補齊中國過去長期無發展的空白;然而隨著經濟降速成中度發展,想要順利過渡,除了尋找新經濟動力之外,這類結構性問題也必須獲得解決,就例如金融的全國性監理至今沒有體系(溫州小貸、地方融資平台、各類型非法集資等,太多亂象出自於此,那怎麼能不金融風暴),土地所有權的荒謬性至今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國家人民根本很難想像),國企大面積佔用金融資源的問題沒人敢碰(甚至還要國企做大做強),自由貿易區現在還做不做呢?

太多結構性問題需要解決, 把城中村的人趕走根本不會有用,問題不出在人身上,那是制度問題。 而這樣的問題,在十九大的「調結構」基調下,也會成為未來五年中國政府真正 hard-core 的任務了。

(本文經原作者胡采蘋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輯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十九大後一月間 〉, 出自粉絲團「Emmy, Ingrid and friends.」。本文圖片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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