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 (Zygmunt Bauman) 於今年 (2016 年) 一月剛過 90 歲生日。這次訪問他時,他承認他非常疲憊,雖然如此,因為他討厭用簡單的答案來回答複雜的問題,這次訪談他仍然清楚且仔細的回答問題。
1990 年代後期,鮑曼發展出他的「流動的現代性」理論——大意是我們現在處於一個承諾都是暫時的、短暫的,所有的承諾都得在未來附加更多的說明。他成為社會學界的領頭羊,致力於研究「為何現代民主政府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然而研究結果卻讓他對未來抱持高度的悲觀態度。
他的「流動的現代性」理論在西班牙於 2011 年 5 月 15 日發起的「May15 憤怒者運動 (註 1)」(一個西班牙人民藉由佔領街道 / 佔領廣場,向政府發聲要求真正的民主的運動) 引用。雖然他以及他的社會學理論已經獲得了廣泛的重視,但他仍然非常謙虛表達他本人並不重要。
鮑曼於 1925 年出生於波蘭,在 1939 年德國入侵後,他的雙親舉家逃至蘇聯。在 1968 年中東六日戰爭之後,他與其他數千名猶太人因「波蘭反猶主義」被迫離國波蘭前往英國定居,而後成為英國利茲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在社會學上的成就讓他獲得了若干的國際獎項,最重要的獎項莫過於 2010 年獲得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 (Prince of Asturias Awards),該獎被歐美科學文化界視爲極其重要的國際獎,有西班牙語世界的“諾貝爾獎”之稱。
他對未來的悲觀在他的書中被提及,例如 2014 年出版的【Does the Richness of the Few Benefit Us All】,書中提及這個世界正在為 1980 年代以後的新自由革命 (neoliberal revolution ) 付出昂貴的代價,財富沒有真正朝社會底層流動。在 2015 年發表的【Moral Blindness】,他與 Leonidas Donskis 警告大家在個人主義越來越高漲的世界下,共同社會將會開始崩解。
- 問題 1:你曾經將目前的不平等比喻成是一種「惡性轉移 (metastasis)」。民主體制是不是已經受到挑戰了呢?
答:現在的民主政體發生的危機正是「信任的崩潰」,也就是人民認為現在的政府領導人不只是貪污或是愚蠢,還有無能。簡單說,任何的行動都需要權力,而為了要完成某件事情,我們需要政治,政治可以使我們決定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但是政治與權力的結合在國家政權的手上已經結束了,權力開始變得全球化,但政治還是如從前般的在地。
失去權力的政治像是雙手 (代表行動) 被砍斷了,人民不再信任民主體制,因為這套制度無法再維持它的承諾。譬如遷移的議題:這是一個全球的現象,但是我們仍然將其視為個別政府的議題。20 世紀的民主體制不是設計來處理目前各國間互相依賴 (interdependece) 的狀態。最近對於民主的爭議也是對民主制度 (編按:包括兩黨制 / 代議民主制) 的爭議。
- 問題 2:目前對於自由和安全的鐘擺,未來將會走到什麼方向?
答:這是兩種極端價值之間的爭議,兩方都有不同的論點。假如你想要有更高的安全,你將會放棄部分的自由;如果你想要更高的自由,你也將失去安全,這個困境將會永久的持續下去。40 年前我們相信自由獲得了大勝利,於是開始了無止盡的消費狂歡,任何事情都可以藉由借貸完成:車子、房子等等,你認為你只是晚一點還這筆錢罷了。
但是 2008 年的金融海嘯打醒了我們,這個災難式的經濟崩塌伴隨著對中產階級的打擊,使他們進入一種無法知道自己還擁有什麼的狀態,他們不確定自己舉債買來的東西是不是還屬於他們的。
這樣的鬥爭不只限於階級之間,甚至包括了個人和社會中。這不光只是失去安全,更失去了自由。
- 問題 3:你說不斷的進步是一種迷思,因為現在人們已經不再相信未來將會比過去還好?
答:我們現在在一個過去的做法已經不再適用的中斷期 (interregnum),我們不知道該找什麼來取代過去的做法。我們正在試驗一種新的方式,例如西班牙人民於 2011 年時發起了 May 15 憤怒者運動來質疑這件事情,尋求所謂的「真」民主並試圖提出解決的辦法(台灣在 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也是異曲同工,年輕人試圖要找出新的方向)。
當人們佔領公共空間,嘗試著要取代民主的代議政治,並以此找尋新的民主的方式,這樣的方式不會維持太久。撙節政策依然持續,沒人能擋下。佔領活動無法長久,但是他們仍然持續的尋找新的方式來做些什麼。
- 問題 4:你曾經爭論類似 15M 這樣的全球佔領運動,他們知道如何破壞,但是不知道如何建設?
答:人們暫時將差異放一旁,在公共的廣場一同追求共同的目標。就算這個目標是負面的,起因於對某人或某事感到憤怒,但仍然有成功的機會。這是一種對實質的社會價值爆炸性的破壞,但是這樣的破壞雖然有威力但是無法維持長久。
- 問題 5:你也說你相信彩虹聯盟 rainbow coalitions(編按:對現行國家的主要政黨採取反面的態度,並且對各個領域抱持著理想的團體聯盟)不會有領袖存在嗎?
答:因為這種運動缺乏領導人,使得他們不至於因為領導消失而消失,這是優點,但是缺點是沒有領導人也無法使他們有效將其訴求轉成活動。
- 問題 6:在西班牙,15M 運動幫忙創造了新興政黨 (編按:指西班牙的 Podemos 黨 (即西班牙語的“我們可以!”,在 2014 年五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 Podemos 得到近 8% 的選票 (即過百萬票), 成功取得五席。)。
答:在民主體制下,將一個政黨取代成另一個政黨並無法解決問題。問題並不是政黨有錯,而是他們無法控制所有事情。西班牙的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縮影。不可能換一個政黨就能解決這樣的本質問題。
- 問題 7:你怎麼看加泰羅尼亞獨立方案?
答:我認為我們還在追隨著「凡爾賽條約的原則」─每一個民族都有自治的權力,但這在今天已經是如同小說般的劇情。今天,每一個社會都是不同民族的集散地,人們移民到不同社會中,宣布效忠並且繳稅,但是同時,他們也不想放棄他們的身分認同。
這種關於居住地點與身分認同的連結已經斷裂了。現在的泰羅尼亞人的情況就很像蘇格蘭或倫巴第 (義大利北部),是一種身分認同和國家公民權的矛盾。他們是歐洲人,但是他們不想經由馬德里 (西班牙首都) 而是選擇經由巴塞隆納 (加泰隆尼亞自治區首都) 向布魯塞爾(比利時首都,歐洲聯盟的主要行政機構所在地)發聲。一樣的邏輯適用到每個國家。我們仍然遵循著一次世界大戰後相同的原則建立我們的世界,但是現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改變很多了。
- 問題 8:你質疑人們經由社交媒體的方式抗議的方式,就是人稱的「扶手椅行動 (Armchair Activist(註 2)),並且表示網路是我們現在的廉價娛樂。你認為社交網路是現在的「新鴉片」嗎?
答:身分認同問題已經從你出生是什麼改變到你需要創造你自己的社群。但是社群並沒有被創造,只有「有」或「沒有」的問題。社群網路的建立是一個替代方案。社群與網路之間的差異在於你是屬於一個社群的,但是網路是屬於你的。
你覺得一切都在控制中。你可以任憑你的希望加朋友,也可以隨意的刪除他們。你可以控制什麼人對你來說是重要的。最終人們覺得更好了。因為孤獨、拋棄是現在的個人世代的最大恐懼。但是在網路上加好友或是刪好友實在太容易了,以致於無法學習到社交能力。
意思是當你走在街上,走去上班,進入人群中,你必須要實際的跟人們溝通、交流。當方濟各 (教宗) 與義大利《共和報》創始人斯卡爾法裡(Eugenio Scalfari)(一名自稱無神論者) 見面會晤。這代表了一種訊息:真實的談話並不只是跟與你有同樣理念的人對談。
社交媒體因為太容易避免掉爭論矛盾,使得它無法教我們如何對話。但是大部分人使用社交媒體並無法打開她們的視野,相對來說,他們砍掉不同的聲音,使得自己在自己的舒適圈裡,他們只想聽見自己聲音的回音,她們只想看見自己在鏡子裡的反射。社交媒體非常好用,它提供了愉悅,但它是陷阱啊!
註 1:May15 憤怒者運動或簡稱 15M 運動:是 2011 年 5 月 15 日時由一群稱為“現在真民主平台”的基層青年發起的一項運動。時空背景在 2011 年 5 月 1 日勞動節遊行後,政府仍然對如今的困境不聞不問,包括了當時的民生環境, 失業率高漲 (當時西班牙的失業率高達 21%), 政府的緊縮政策, 兩大政黨的壟斷, 政客官僚的貪腐等, 使人民對政府深感絕望, 於是於同年五月地方選舉前幾天於網上社交平台號召和組織群眾上街遊行表達不滿和訴求。結果, 在五月十五日, 全國有十三萬人響應走上街頭, 在首都馬德里就有八萬人。
當天活動結束後,大約還有一百人留下來佔領馬德里的太陽門廣場, 但清晨就被警察武力清場。但警方的武力清場行動不但沒有打擊市民的熱情, 反而觸發更多人主動上街參與遊行, 於是示威者翌日就重奪太陽門廣場, 展開長期佔領。之後數天佔領人數有增無減, 佔領運動更在西班牙全國遍地開花。雖然大部份佔領者在一個月後自行撤走, 但群眾對這場運動的熱情並没冷卻, 運動亦從廣場走進社區組織, 讓運動得以持續。退場後斷斷續續都有有關的大型示威遊行和不合作運動, 為期超過一年。全國有過八百萬人參與。甚至是後來的< 全球革命> 活動的濫觴 (請參考如何露營及占領廣場)。
註 2:扶手椅行動 (Armchair Activist):人們坐在扶手椅上或椅子上,只要在 blog 上發文或在 facebook 上點點參加活動而不實際到場參與的活動,類似於今日的鄉民用語 – 鍵盤響應。
本篇文編譯自Zygmunt Bauman: “Social media are a tr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