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編輯檯好書推薦:《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認知神經科學之父葛詹尼加對意志的大哉問》

心理學教授葛詹尼加深入研究,東方人與西方人思考事情時,使用的其實是不同的認知過程,而這樣的差異源自於他們來自不同的社會系統。

古代希臘人與古代中國人之間,東西方思考方式不同。一起來看看,除了東西方之外,相同地理區不同民族的群體,是否也會有不同的差異?(選書編輯:陳怡君)

文/ 葛詹尼加

文化與基因影響認知

我們所屬的文化其實對於塑造我們某些認知過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密西根大學心理學教授尼茲彼和同僚深入研究這個概念,他假定東亞人與西方人在思考某些事情時,使用的其實是不同的認知過程,而這樣的差異源自他們不同的社會系統:各由古代中國文明與古希臘文明所發展出的兩個系統。他們認為古希臘人的特徵是在古代文明中沒有與之匹敵的對手,而且他們個體內的定位能力非常強。

古希臘人對個人的「我」的感受,比現代地球上任何人都強大

尼茲彼在敘述他的發現時這麼寫:「希臘人對於個人的 『我』 的感受,比任何古代人(事實上比現代地球上的任何人)都還要強大,他們覺得自己能決定自己的生命,能自由依照自己的選擇而行動。希臘人對於快樂的一項定義是:能夠在不受限制的生活中行使他們的力量,追求卓越。」

古代中國人重視「和」,對峙與爭論都不受到鼓勵

古代中國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著重的是社會義務或集體的「我」。「相對於希臘人的『我』,中國人重視的是和 。每個中國人最重要的身分,就是他身為一個或許多團體的成員角色──宗族團體、村落團體,更重要的是家庭團體;希臘人是不管在哪種社會情境中都能維持其獨一無二身分的獨立單元,但中國人並不是那樣。」因為「和」是目標,所以對峙與爭論都不受到鼓勵。

尼茲彼與同僚認為,社會組織會使我們專注於環境中的不同部分,因此會間接影響認知過程,並直接使得某些社交溝通模式比其他模式更為人所接受。如果一個人將自己視為與大環境不可分割的一份子,那麼他會以整體的觀點看待世界各個方面;如果一個人重視的是自己擁有的個體能力,那麼就會以個別的觀點看待世界的各個方面。而實際上表現出來的也就是這樣。

美國人和東亞人的實驗,文化差異在腦部功能方面差很大

在測試美國人和東亞人的實驗中,受試者要描述閃過他們眼前的簡單風景畫面,接著再測試他們記得畫面中的哪些東西。結果美國受試者會著重在圖片中的主要物品,而亞洲受試者比較著重整個畫面。那麼這樣的文化差異在腦部功能方面也很顯著嗎?

似乎是的。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海登和蓋布瑞利讓東亞與美國受試者一邊接受功能性磁振造影掃描,一邊快速做出感知判斷。受試者會看到一系列不同大小的正方形,每一個正方形裡面都畫了一條線。實驗結果發現,美國人在判斷某一組線條相對於正方形大小的比例,與另一組線條與正方形的相對比例是否相同時(相對性的判斷),腦部活動比較多,顯示此時他們需要維持比較長的注意力;如果只是判斷不同正方形內的線條長度是否相同,而不管周邊的正方形,他們的腦部活動就比較少(針對個別物體的絕對性判斷)。

對他們而言,對於個別物體的絕對性判斷比較不需要花腦筋,但判斷物體間的關係比較需要花腦筋東亞受試者卻恰恰相反,他們的腦在做絕對性判斷時需要特別努力,但是輕輕鬆鬆就能做出相對性判斷。除此之外,文化上偏好或嫌惡的任務所需要的腦部活動程度,也會根據個體對自身文化的認同程度有所差異。腦部功能的差異不會在早期的視覺處理過程中出現,而是會在處理過程的最後階段出現,此時的注意力會著重在判斷上。儘管上述的兩個團體都使用了同樣的神經系統,但在面對同類任務時,神經系統作用的規模卻不同,「在廣布的神經網絡裡,任務與腦部活動兩者間的關係完全相反。」

相同地理區不同民族的群體,注意力分配各不同

即使在相同地理區與民族的群體內,也會看到這些注意力分配的不同風格。土耳其東方黑海地區的漁夫和農夫居住在互助型的社群內,因此傾向整體的注意力;而同樣在這個地區,但居住在個體決策為常態的社區中的牧羊人,注意力就沒有這麼全面。

東方人與西方人在基因組成上也不一樣。金熙貞與同僚想知道基因差異要到什麼樣的程度,才會造成注意力的差異。很多研究已經顯示,血清素與注意力、認知彈性、長期記憶都有關係,所以他們判斷研究某種已知會影響個體思考模式的特定血清素的系統多態性(也就是 DNA 排序的變化),將能帶來很豐碩的結果。他們研究了 5-HTR1A 基因的不同對偶基因(在控制遺傳特徵的成對染色體上位置相同,但核酸序列不同的基因),這種基因最終會控制血清素的神經傳導。

他們發現,一個人擁有的 5-HTR1A 對偶基因類型,與他所處的文化背景有相當顯著的互動關係,而這樣的互動會影響這個人的注意力方向。以成對的基因對來看,在那些擁有相同 DNA 序列(同型結合)的人當中,擁有 G 對偶基因的人(這與適應改變的能力較低有關),會比有同型結合的 C 對偶基因的人更強烈認同受到文化加強的思維模式;可是擁有一個 G 和一個 C 序列的人(異型結合的 G/C 對偶基因)想法會比較中庸!研究人員總結他們的發現後,得到的結論是:「相同的基因傾向可能會隨著個體所在的文化情境,導致不同的心理結果。」

行為、認知立場及底層心理影響文化氛圍,反之亦然

行為、認知立場,以及底層的心理學會影響文化氛圍,並且也會受到文化氛圍影響。這樣的發現具有相當強大的力量,加強了我在前一章提過的利基建構模型概念的重要性,也就是生物與環境間的互動是雙向的:生物(或是獲選者)其實會以某種方式改變環境(挑選者),也許會影響未來選擇的結果。

以人類為例,我們有能力改變環境,不只是實體環境,還有社會環境,而且這些改變的反饋會製造出一個改變的環境,這樣的環境又挑選出能夠生存與繁殖的人類,造成環境在未來又有所改變。因此環境與生物一直都是互相結合的。

人們天生就有公平和道德直覺

而當你思考我們的司法結構與道德規範如何影響並塑造我們的社會環境,它們又可能會選擇什麼樣的行為,誰能生存並繁殖,以及這又會怎麼影響未來的社會環境時,這些概念就變得格外重要。就神經生理學而言,我們天生就有公平與其他道德直覺的感覺,而這些直覺讓我們建構了行為層級的道德判斷;再往關係鏈的上面看,我們的道德判斷也讓我們為社會建構了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

這些屬於社會層級的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提供了反饋,限制了人類的行為。個體在行為層面的社會壓力會影響他的生存與繁殖,因此這底下的腦部處理過程就會被選擇。隨著時間過去,這些社會壓力會開始塑造我們的樣子。這麼一來,就很容易了解這些道德系統是怎麼變得真實的,而且理解它們也變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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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認知神經科學之父葛詹尼加對意志的大哉問》,由貓頭鷹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Citi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QUART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