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書摘內容出自《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由行人出版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xhere，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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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智慧化能減少資源浪費、方便治理，各縣市政府幾乎都拋出「智慧城市」的目標，像是電子支付、線上公民參與或遠距醫療。然而，在人類使用這些智慧化工具的同時，個人資料正面臨被竊風險，但為了正常生活，民眾最後也別無選擇，只能選擇出賣隱私。（責任編輯：梁雁）
圖片來源：pxhere，CC Licensed。
文 / 班·格林（Ben Green）、譯 / 廖亭雲
智慧城市意味著政府和企業的資料蒐集行為大幅擴張，從路燈到垃圾桶等各種日常物品都內嵌感應器、攝影機、軟體和網路連線，創造出所謂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讓城市中所發生一切的相關資料，都可以透過極為精準的方式蒐集。
這些資料可以用於促成有益於大眾的結果：減少塞車、改善基礎建設以及節省能源，然而，其中也包含了城市中每一個人行為的詳細資訊。
都市人的困境：洩露隱私或失去溝通管道
智慧城市科技讓市政府可以無比輕易地辨識和追蹤個人，路燈上的感應器和其他型態的「智慧」基礎建設（例如 LinkNYC 服務亭）都能追蹤附近連線到網路的裝置，因此能夠一路追蹤人在城市中的行蹤。
攝影機搭配可以辨識人臉或物件的軟體，則會造成更多監視方面的威脅，以洛杉磯為例，自動車牌辨識系統（automatic license plate readers，簡稱「ALPR」）每週記錄了三百萬輛汽車的位置，而系統所蒐集的資訊經常為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簡稱「ICE」）所用。
推動警方穿戴隨身攝影機的想法獲得許多人支持，因為這被視為有助於向警方問責的工具，然而，這也可能導致警方對公共空間的監視更加普遍：由於隨身攝影機的製造商開始研發臉部辨識軟體以分析錄影內容，再加上美國僅一處警察局有管理隨身攝影機的政策，能夠「明確限制生物識別技術的用途」，這項工具很有可能會在短期內成為警方隨身攜帶的配備，並用於追蹤平民百姓的一舉一動、辨識抗議活動的參與者，以及掃描人群來找出通緝犯。例如奧蘭多（Orlando）警方就是以類似方式運用科技：以 Amazon 的臉部辨識服務，來即時監視出現在交通攝影機影片中的每一個人。
另一方面，對急於把資料蒐集範圍從瀏覽器擴展到實體空間的企業而言，智慧城市簡直是美夢成真。許多企業原本就擁有足以限縮個人自主權和利用人群的知識和影響力，但如果讓像 Sidewalk Labs 這樣的公司稱心如意，智慧城市科技將會大幅增加這些公司能蒐集到的資料數量和範圍，在 Wi-Fi kiosks 服務亭、垃圾桶和路燈裝設攝影機和位址感應感測器的企業，也將可以從記錄個人行為取得以前難以獲得的分析結果。更遑論還有來去無蹤的資料仲介，這些業者在大眾不知不覺也並未同意的情況下，大範圍地蒐集和分享資料，因此某間企業的資料很容易就落入其他公司的手中。
一旦這些智慧城市科技設置完成，在實務上就不可能有人躲得過追蹤。許多人為線上企業大量資料蒐集的行為辯解，認為使用者有拒絕配合的選項：如果你不希望關於自己的資料被蒐集，可以不要使用會蒐集資料的網站或應用程式。然而，如果沒有電子郵件、搜尋引擎、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就幾乎等於無法溝通、旅行或找到工作，因此這根本是不合理的選項。
在新興的智慧城市中，每個街角都設有感應器和攝影機，別忘了，紐約可是架設了超過七千五百個 LinkNYC 服務亭，上述的說法只會導向更加違背常理的結論：如果想避免遭到追蹤，只能遠離公共空間。
於是都市居民處於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一方面，迴避現代科技不僅意味著放棄線上的公告和對話管道，也代表失去獲得政府透過分析資料來配給的服務。舉例來說，如果市政府利用位址感應器來分析人的活動，並根據分析結果決定公車站的設置地點，那麼沒有智慧型手機（以及為了避免遭到追蹤而關閉手機）的人口需求就會被忽視。
另一方面，使用智慧型手機和其他無線技術的人口，則必須要承受遭到追蹤的後果；而在架設攝影機以辨識個人的地方，即便摒棄棄個人數位科技產品也難逃淪為追蹤對象。
會因為上述情況而受到最嚴重傷害的就是都市貧窮人口，而這群人原本就已經是最容易在線上被追蹤的對象：當富裕的紐約市民不希望 LinkNYC 追蹤自己，可以放棄使用免費 Wi-Fi，選擇使用個人行動數據方案但較低收入的市民，卻沒有除了免費 Wi-Fi 之外的選擇（畢竟，LinkNYC 的主要目標就是提供網路給無法負擔者使用），也必須接受自己成為追蹤對象以換取使用網路的機會。
因此，接受智慧城市中無所不在的資料蒐集行為，並相信主動不使用是合理選擇這種迷思之後，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催生出「新型態的社會階級制度：階級較高的市民可以免於受操弄和控制的恐懼，而階級較低的市民則必須繼續放棄自己的隱私權，才能在當前盛行的經濟體系中繼續運作，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漸漸失去掌控自身命運的能力。」
正因如此，智慧城市等於是提供了全新的監視和剝削工具給社福單位、警察、雇主、資勞仲介，和其他利用資料控制都市窮人生活的組織。單親媽媽可能會在遭到演算法標記後，失去社福補助，只因為她在一場示威活動中被隨身攝影機拍到且辨識出身分；黑人青少年可能會被列為警方的監視對象，只因為他連接的公共 Wi-Fi 點通常都是有犯罪紀錄的人在使用；年長的男性可能會淪為掠奪式貸款的獵物，只因為近期自動車牌辨識系統記錄到他的汽車駛出拖吊場。
政府是守門員，得提防民間企業趁機竊取資料
智慧城市中的資料蒐集行為會對平等、自主權和社會正義造成嚴峻的風險，這意味著市政府必須面對新的挑戰，並承擔新的責任。除了決定要蒐集哪些資料做為市政用途之外，市政府也必須扮演守門員的角色，應對急於踏入資料蒐集新領域的私人企業。
許多類似 LinkNYC 的智慧城市計畫都是由政府和民間合作，執行方法是政府取得來自企業的技術之後，提供全新或改良的服務。對於政府來說，和企業合作的好處，是可以運用難以在內部開發出來的私部門技術；而對於企業來說，與市政府的合作關係，帶來了罕見且極為有價值的機會，能夠在公共空間四處設置蒐集資料的感應器。
因此，市政府必須審慎思考新服務的益處是否如此值得，以至於要允許企業對大眾蒐集不知多少資料。如果並非如此，那麼政府就必須找到方法在從新科技中獲得益處的同時，避免這些代價產生。
話雖如此，即便市政府是為了公益目的蒐集資料，或是信任提供技術的私人廠商，敏感資訊還是有可能會經由各種方式曝光在大眾眼前，或洩漏給意圖不良的組織，市政府也不得不處理這類棘手的問題。
一旦資料蒐集完成，就很有可能被公開和濫用，一如洛杉磯自動車牌辨識系統的資料與共享的例子所示，即便是在政府內部，特定單位蒐集的資料最終還是可能會用作他途，而能夠蒐集更細碎敏感資訊的科技，更是放大了這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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