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棲居：都市規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如何打造開放城市，尋找居住平衡的新契機？》，由馬可孛羅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flickr，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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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並非只有發生在傳染病爆發時期，過去各地曾存在對非裔人士、猶太人的「種族隔離區」，甚至直接進行屠殺。不過，雖然設立隔離區是一種明目張膽的歧視，義大利威尼斯的「猶太隔離區」卻反過來提供當地人生活需求，並一度成為猶太人重要的人生安全保護區。如今，這些隔離城區已成為回顧義大利猶太歷史的重要史蹟，也讓世人反思城市、建築與人的關係，是如何相應影響。（責任編輯：梁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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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譯 / 洪慧芳
威尼斯興建猶太隔離區。當你需要那些你鄙視的人時，想排除他們變得更加複雜。
在多數的城市中，從打掃廁所到為銀行服務，都需要一些「外人」才能正常運作。相較於在小屋中，城市中的「排除」行為受到地方、空間、建築的影響更大。你無法從實體上擺脫他們，文藝復興時期威尼斯的猶太人就是這樣。對這座城市來說，他們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他們的存在因此催生了「猶太隔離區」（ghetto，又譯「隔都」或「族裔聚居區」）的經典形式。
「猶太隔離區」是一種歧視，也是安全網
一四九二年，西班牙國王斐迪南與王后伊莎貝拉把猶太人及穆斯林驅逐出境，在歐洲掀起了一場大動盪。幾個世紀以來，多元的宗教教派在西班牙共存，先有伊斯蘭教的統治，後有基督教的統治。那些狂熱的基督教統治者察覺到有些臣民缺乏熱情，因此認為：整個國家只有基督徒時，才能變成更強大的基督教社會。
許多人逃到了威尼斯。一五一二年，威尼斯當局也想排除猶太移民。但猶太人身為醫生、小販或小額放債者，扮演了一些基督徒無法或不願扮演的角色。住在威尼斯的西班牙猶太民族可以接觸到穆斯林帶到西班牙的阿拉伯先進醫學。相較之下，威尼斯當地的基督教醫生只能依靠法術及祈禱，所以猶太醫生的醫術遠比基督教的醫生更好。此外，威尼斯人跟東方貿易時，也需要依賴猶太人的網絡（當時東方貿易區是沿著絲路一直延伸到中國）。然而，多數猶太人非常貧窮，缺乏技能，他們像蘇迪爾先生那樣填補了非正規經濟的缺口，在威尼斯當局監控不到的地方兜售廉價品或二手貨。威尼斯當局雖然還是想利用這群人，但當局也想找個地方來隔離這群特別低下的群體。
如今我們很容易以為歐洲的猶太人一直生活在猶太隔離區。從一一七九年的拉特朗公會議（Lateran Council）開始，信奉基督教的歐洲就試圖阻止猶太人生活在基督徒之間。從羅馬可以看出執行拉特朗公會議的敕令所衍生的典型問題。從中世紀早期開始，羅馬就有現在所謂的猶太隔離區，歐洲的其他地方（例如法蘭克福那樣的城市）也有。羅馬的猶太區中，有幾條街道可以設置大門封起來。但在中世紀，城市的結構太亂，無法把猶太人完全地封閉在隔離區裡。此外，在歐洲的多數城市中，猶太人不是集中生活在擁擠的社區裡，而是生活在分散的小區內。這有部分原因純粹是為了安全，因為只有低調與匿名才能避開迫害。
除了逃離以外，封閉城市的第二種方式是隔離。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外人必須住在與市民隔離的建築裡。猶太隔離區位於城市的北部邊緣。圖片來源：馬可孛羅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在威尼斯，城市的實體特徵使它更有可能做到徹底的隔離。威尼斯的運河就是它的道路，運河把成群的建築物分隔成巨大的群島。在猶太隔離區的興建過程中，那些城市規劃者直接利用威尼斯的島嶼生態來創造一個隔離的空間。後來，羅馬教宗保祿四世（Pope Paul IV）從這些水道形成的隔牆獲得靈感，在城內興建石牆以進行隔離。之後，教宗西斯篤五世（Pope Sixtus V）持續擴大及調整第一道羅馬隔牆。從這種社會差異的圍堵，一種歐洲都市設計的新原則—貧民窟空間—具體變成一種現代的都市形式。
「ghetto」在義大利語中，最初的意思是「鑄造」（源自gettare，意指傾注）。老猶太區（Ghetto Vecchio）和新猶太區（Ghetto Nuovo）是威尼斯古老的西部鑄造區，遠離繁榮的市中心。一五○○年，市中心的製造業已東移至威尼斯兵工廠（Arsenal）。如今威尼斯的猶太人區其實是由三個地方組成，目的是為了種族隔離：一五一六至一五一七年使用的新猶太區，一五四一年使用的舊猶太區，以及一個世代後在附近建立的第三區。新猶太區是一塊四面環水的菱形土地，建築沿著那一區的邊緣興建，有如圍牆，中間有一塊開放的空間。新猶太區的特別之處在於，它就像城市裡的島嶼，僅以兩座橋梁與都市結構的其餘部分相連。只要關閉那些橋梁，新猶太區也會封閉起來。
連接猶太隔離區和城市的唯一橋樑：白天開放，晚上關閉，總是由當局把守著。圖片來源：馬可孛羅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白天，吊橋會在早上打開，讓一些猶太人進城。他們主要是去里亞爾托區（Rialto），與一般群眾打交道。基督徒會前來猶太區借錢或販售食物及做生意。黃昏時，所有的猶太人都必須待在猶太區，基督徒都必須離開。接著，吊橋拉起。此外，猶太區大樓朝外的窗戶每天晚上都必須關閉，窗外的懸臺也要收起來。夜間，猶太區建築所形成的圍牆，就像有護城河環繞的城堡牆壁一樣。所有的門窗都關得密實，以免室內的燈光透出—猶太人確實不見蹤影。
這種規定與一五五五年教宗保祿四世在羅馬興建的猶太隔離區形成了對比。保祿四世的猶太隔離區是把猶太人聚集在一個地方，以便基督教的牧師可以挨家挨戶地傳教，系統化地讓他們皈依上帝，使他們無法逃避基督教。就這個目的來說，羅馬的猶太區可說是徹底失敗了，因為四千多位猶太居民中，每年僅約二十人屈服於空間集中的壓力而受洗。威尼斯設置猶太區不是為了使他們改信基督教，猶太社區封閉起來代表他們身為猶太人有無法修正的差異。
威尼斯的那種排除方式看似簡單，只要有一個可以完全隔離的空間，把它封閉起來就行了。營造形式的基本元素是圍牆。當時，水形成了隔離猶太人的隔離牆，就像現在以鋼製柵欄隔離巴勒斯坦人一樣。但是，城市明明需要他者，卻又想排除他們，這導致這種建設不是那麼直截了當。圍牆可以讓他者在牆內蓬勃發展，但主流文化並不樂見他者蓬勃發展，他們只希望他者維持勉強生存的條件。
猶太人只要待在隔離區的圍牆內，就能獲得人身安全。例如，一五三四年大齋節期間他們遭到一波襲擊時，那個隔離的空間保護了他們。那時吊橋拉了起來，窗戶一如往常緊閉著，警察乘船在島嶼的周圍巡邏，以確保狂熱的基督教群眾無法接近他們。城市也賦予隔離區某些特有的權利，例如以官方價（較低價）購買食物的權利。他們獲得了地方特有的權利—就像如今持有護照所享有的權利一樣。這種地方特有的權力不是擁有基本人權，而是取決於一個人住在哪裡。這就是第二章所述韋伯的思想：城邦界定公民身分。但是，威尼斯城邦只在受壓迫者確實待在「屬於他們的地方」時（亦即接受自己的邊緣身分），才賦予他們權利及特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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