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縮時社會: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

你是否一邊開著會,一邊回覆客戶的 mail?當我們的工作越來越繁重時,就會習慣於利用高科技產品在同一時間多工作業(Multitasking),甚至覺得這樣可以節省時間。但認真想想,多工真的達到高效率嗎?

本書由社會科學家循著歷史與理論出發,從工作、家庭、社交各方面探究出科技影響著我們對時間感受。值得深思的是,我們又該如何減少工時、在時間運用與勞動力密集度的拉鋸戰中獲勝呢?(責任編輯:黃梅茹)

首圖來源:Lilly Rum, CC Licensed。

文/ 茱蒂‧威吉曼

資訊通訊科技的運用,深深融入職場文化;這種新工作模式有個相關的特質,即人們同時進行多件活動的可能性越來越高,但我在我的研究裡並未探究這一點。多工作業是工作激烈化的最後一個面向,我想在這段討論。

時間壓力會出現多種形式,取決於被壓縮的是哪方面的時間性質。除了可用時間量和時間協調問題,我引入了時間密度概念,描述同時應付/多工處理工作的體驗,也就是在時間節奏中分配特定行為,結果在執行這些行為時產生激烈感。我前面在時間運用文獻的脈絡下討論過時間密度,那些論著詳述了在職家長(特別是母親)如何同時承擔有薪職和家事。我們看到父母合併休閒與育兒的行為大幅增長,我也猜測這可能會影響休閒時間的特有品質

探討數位科技下多工作業的學術研究,仍然處於最初期,但職場的高階多工行為跟資訊通訊科技的用途卻有著直接關聯。多工被視為應付干擾的有效率方式,所以人們會把它融入工作流,藉此節省時間。比如,在開電話會議或出席演講時發電郵,已經成了見怪不怪的事。既然人們能同時專注在任何數量的待辦事項上,這麼做就有了合理理由。

多工作業可以達到高效率?

但幾份研究指出,多工作業其實有可能損害工作表現。很諷刺,「重度」媒體多工作業者更容易被干擾影響,他們做認知工作的表現也遜於「輕度」多工者。所以增加人們以資訊通訊科技為基礎的多工作業量,對他們掌控科技的能力其實並無幫助。

一般而言,探討多工的論著都指向負面結果:認知能力或工作表現下降(就連「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亦然),或者跟工作相關的緊繃感增強。心理學家證實,人類沒有能力把注意力同時放在兩件任務上。人們真正做的是把注意力從一件工作或平台轉到另一個,而這種轉換產生了許多問題,包括注意力困難、決策力差和資訊超載

儘管如此,所有多工作業可能是不同類型,就像所有待辦事項需要的注意力程度各異。顯然李・瑞寧(Lee Rainie)和巴瑞・威爾曼(Barry Wellman)對這方面就十分樂觀,說欣欣向榮的網路化個人具備「多工素養(multitasking literacy),即能夠(幾乎)同時做好幾件事的能力」──這些人「輕鬆自在」地透過多重裝置應付家庭、朋友、工作和機構的多重輸入。兩位作者對懷疑者嗤之以鼻,說駕車需要一模一樣的技能。他們顯然不擔心,報告指出開車講手機會引發更多意外!

不只女性,雙薪家庭也常進行多工作業

多工的概念令人想到眾所皆知的分別:單線時間(monochronic time,事件以獨立、有區別的方式安排)以及多元時間(polychronic time,好幾件事同時進行)。人類學家在探索各個文化的時間觀感差異時,就已經大幅討論過這種分別。愛德華・霍爾(Edward Hall)主張美國和北歐盛行的時間文化是單一時間,以致當代工作場所根據這種「一次做一件事」的假設來安排工作。但家中卻是多元時間取得上風,「特別是在多數傳統家庭,女性是萬物運轉的中心」。霍爾甚至認為,這兩套系統就像油水一樣不容,而且在「前意識(pre-conscious)層級」中,單線時間是男人的時間,多元時間則是女人的時間,這卻讓女性有更難服從陌生的工作時間文化的感覺。

這種二分法所暗示的性別二元論,向來飽受女性主義者批判。就連想找出這種區別的認知心理學家,也未能找到決定性的證據顯示多工有以性別為基礎的絲毫傾向。真有的話才教人訝異呢,畢竟這些心理學家已經證實,(男性占多數的)管理與主管職務跟非管理職相比,都帶有典型的多元時間性質。撇開二元性不談,許多時間路線共同存在,人類對時間的體驗也並非一致便是我的關鍵命題;只要想想被科學管理當成典範、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線性時間邏輯,然後跟照料他人身心時花費的相對性時間比較,就能知道這點不假。

布魯東於是質疑「多元時間生活策略會帶來負面健康結果」這個普遍看法。許多研究顯示,社會網路密度跟正面健康結果有關;所以引入資訊通訊科技來促進相對性的多工作業,很可能對個人福祉有益。例如,社會學教授諾薇爾・卻斯里(Noelle Chesley)發現個人使用資訊通訊科技的形式和「在工作中感覺高效率」之間呈正相關。手機尤其如此,這也有可能是因為高壓工作者為了配合工作,已經會用手機協調和重排個人待辦事項

這些研究清楚顯示,多工作業發生的個人背景脈絡是最重要的。跟資訊通訊科技無關的多工研究(這種研究佔多數)同樣證實了這點。多工變得無所不在,因為工作和家庭的要求越來越高,而母親對多工的大多數體驗是負面的,而且壓力很大,程度超過父親。社會學教授希拉・奧佛(Shira Offer)和芭芭拉・史奈德(Barbara Schneider)發現在雙薪家庭中,假如能有配偶或孩子等等其他家庭成員陪伴,多工對父母都有可能是正面體驗。相較之下,職場多工雖然被認為跟增加生產力有關,卻也經常被當成負面體驗。

那麼,從時間管理策略的角度來看,多工是雙薪家庭成員忙碌生活的常見特色。它至少應該跟多元時間性有所區別,畢竟多工一詞暗示同時做多項活動就能增加生產力,即工作激烈化的一種形式。不過這概念確實聚焦在時間密度的品質上──所以時間壓力感的成因並非時間量本身,而是時間的品質。

推薦閱讀

【獻給開工厭世上班族】前日本微軟總經理:身在努力也沒報酬的時代,沒必要為了公司鞠躬盡瘁
丹麥人每月只要工作 18 天——生活與工作的平衡,享受更快樂的人生
資本主義下可怕的錯覺──當你認為是在拼命消費到死,但真相是拼命生產到死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縮時社會:奪回遭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由新樂園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Lilly Rum, CC Licen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