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選這本書：《歷史的盲目：我們世界的另一個故事》】
台灣在 2014 年經歷了太陽花革命，當時許多人都非常驚訝原本只是由學生發起的運動，竟然會演變成全國矚目的社會革命。
其實早在 1968 年，法國就有學生帶頭起身抗議，進而改變整個政治社會的例子了，讓我們來看看法國的情況是如何吧。（責任編輯：翁筠茜）
圖片來源：Mark Ramsay，CC Lisc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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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馬克．費侯
在法國，1968 年「五月風暴」（Mai 68）的爆發，完全是讓人意想不到的事件。一開始是學生運動，反抗的對象是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部長。數週前他才宣佈「他最感驕傲的是他對國家教育的作為。」
戴高樂並不瞭解這個事件的主張：「他們到底要什麼？」被搞得惱火的他問。低估了示威力道的他，依舊照著他很久以前就排好的官方行程前往羅馬尼亞。當他回到法國時，眼見國家被罷工癱瘓了，許多車子被燒，便直率地說了一句：「改革，可以！政治混亂，休想！」於是，事後，人們回想 起來，才發現這些事件發生前有幾個預兆。
年輕人發起的政治訴求
早在 1967 年，國際境遇主義在史特拉斯堡的宣傳小冊子中便揭露了某個正在大眾化 的社會團體的身分，說這個團體無法在社會中扮演和他能力相符的角色。指的正是學生。他們因為受到局部措施的影響，例如大學宿舍禁止性關係、高等教育入學篩選計畫等等，而瀰漫著一股不安的情緒。
1968 年，年輕人的「政治訴求」首次以行動的方 式出現，意圖取回屬於他們這個年紀、這個世代的權力。他們的抗議不是出於一個簡單的動機，或只是再度表達他們對父母的不滿，就像之前共產黨、基督教或納粹的年輕人所做的那樣。
這群學生過著文化類似的生活，被公認是新類型的消費者，但他們有屬於自己的道德觀，一種在兩部「賣座」的美國電影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特殊觀點：拉茲洛・貝納迪克（LászlóBenedek）導演， 馬龍・白蘭度主演的《飛車黨》與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導演，詹姆士・狄恩主演的《養子不教誰之過》。
在法國，新浪潮電影揭露了不可言明的社會關係，尤其是克羅德・夏布羅爾（Claude Chabrol）、高達（Jean-Luc Godard）和他們特立獨行的名演員，碧姬・芭杜或楊波・貝蒙。1968 年文化部想變更法國電影資料館，也就是存放這些膠卷的聖殿，同時想解雇一手創立它的亨利・朗格盧瓦（Henri Langlois），終於在 1968 年 2 月引發了一場盛大的示威遊行——主要由年輕人組成— 向政府提出強烈抗議。
負責這項決定的文化部長安德烈・馬勒霍（André Malraux）被喝倒采後，才建議戴高樂將軍要照顧年輕人——他吃了苦頭才知道必須如此⋯⋯。
「權力」再次受到了質疑
這些年輕的示威者也譴責引發越戰、造成蘇聯鎮壓布拉格的美國人。傳統的政治劃分界線已然不見。同樣消失不見的還有對政治或工會領袖的尊重，以及，更普遍的，對於菁英分子的尊敬。權力原則再次受到質疑，無論在校園或家庭裏都受到嘲笑。
最初幾場示威的特點是輕鬆與揶揄。最初的口號是「要做愛，不要戰爭」，「禁止去禁止」，而第一個口令是把花及小女孩的微笑獻給維持秩序的人。接著，暴力遊行之初的加強鎮壓造成騷動，汽車燃燒的圖片也凸顯出集體的意識。在其結構中，運動有被一 大堆行動委員會與各種政治形式的獨立小團體煽動的原創性，除了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l’Unionnationale des étudiants de France）以外。
在這些運動中，「三二二運動」（Mouvement du 22 mars）由頗具領袖魅力的丹尼爾・龔邦迪（Daniel Cohn-Bendit） 策動，他的身上集結了來自社會主義革命組織的想法或野蠻行 為，如舊托洛茨基派分裂分子，及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馬庫色（Herbert Marcuse），馬庫色認為：在後工業化社會，學生建立起可自由抗議的唯一力量。
完全被事件嚇到的工會組織與共產黨， 尤其是在暴亂之夜後，對這個「小中產階級」的運動顯得有些敵意。 喬治・馬歇（George Marchais） 就曾在《人道報》（L’Humanité）寫下：「丹尼爾・龔邦迪『這個無政府主義的德國人』。」但他卻在事發後決定附和抗議浪潮。欠缺牽制運動力量 的他們，可以在此找到加強壓制現場的足夠力量。
瞭解到鎮壓對抗爭運動有某種擴散作用的黨與工會〔其子也出現在遊行隊伍 當中的州長莫里斯.葛里墨（MauricGrimaud）所領導的鎮壓， 沒有出現太多暴力〕，也對逐漸升高的運動感到震驚，示威者以佔領工廠，然後是某些象徵性地標，如奧德翁劇場（Odéon）與 法國廣播電視台（ORTF）的方式，來回應政府的政策。接著是全國性大罷工。
法國的學生運動與美國、德國的都不同
因此，法國的學生運動並沒有引起一種和美國社會平行的社會群體——嬉皮，也沒有產生一個像在德國產生的政黨——不久之後的綠黨，而是具有驅動作用，將文化革命變成社會運動，接著演變成政治危機。
1968 年 5 月 20 日，有四到六百萬人罷工。 事件自此不再由學生行動委員會主導，總理喬治・龐畢度和工會進行了幾場協商，簽訂葛內爾（Grenelle）合約。左翼政治人物——尤其是密特朗與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試著恢復運動，取回權力。
然而，戴高樂總統既沒有事先通知，甚至也沒有告知龐畢度，就秘密前往巴登—巴登法軍駐地。他在 5 月 30 日回到巴黎，隨即宣佈解散國會，這就是戴高樂派對待國會 的作法。疲倦的輿論，在大選中敲響了勝利之鐘。「68」事件的政治人物就像人間蒸發一樣消失了。此後十多年都不曾再見到他們。
作家貝納・法蘭克（Bernard Frank）的一句玩笑話，給了這些事件一個方向，反倒是一些領袖們被這些事件蒙蔽了眼睛： 「1968 年的『五月風暴』難道不是 1940 年 6 月的翻版？『工作、 家庭、祖國』口號的翻版？沒錯，的確是，但不僅如此：還有的，請自己去瞭解⋯⋯Be yourself，做你自己⋯⋯」
來自下層的文化革命
在這些「良好意圖」背後，還有一個隱匿的、來自下層的， 讓菁英分子放棄卓越的想法，進行某種文化革命的意志，一種由少數或惡質的大學畢業生擔任紅衛兵並從中獲益的革命。
這是傳承，從 1968 年 5 月迸發出來的各種星雲中冒出來的產物，傳承給不同的命運，基本上其網路在各大學之間——巴黎第十大學、 巴黎索邦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克萊大學及柏林大學——仍以虛擬的形式傳播。這些意外事件當下並未導致任何政治上的實質變化，卻在一年後，造成戴高樂總統在他自己主導的公民投票中 失敗而辭職。
五月風暴其實影響深遠，四十多年後，它的痕跡還在：它是由這些星雲所勾畫出來的渴望與價值的直接延伸。那麼這些未曾發表過的概念，就不是因為政黨、政府與工會了。領袖們如何才能意識到不是源自他們，不會為了合法或有效而回到當時堅持的任何分析當中，以及似乎和製造國家力量的著名原則不相容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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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歷史的盲目：我們世界的另一個故事》，由允晨文化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Mark Ramsay，CC Lisce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