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為什麼 GDP 成長，我們卻無感？》】
身在台灣，我們常常感覺經濟沒有變好、政府沒有作為。其實，總統任期最多也才8年，許多執政者為了獲得選票，花大錢贏得亮麗的 GDP數字，卻無法為台灣未來做長期的計畫，於是人民還是感覺不幸福。
本書作者給了執政者什麼樣的建議？（責任編輯：翁筠茜）
圖片來源：羅浮群 勾騰，CC Liscened。
想想20 年之後的台灣
對於政治人物而言，這是個非常困難的使命，因為每一位總統的任期最多也就八年，只有前四年為了尋求連任而要面對民意的考驗。在這樣的政治制度下，很難以二十、三十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未來台灣的方向。而現在台灣面臨的一些結構性問題，其實也就是過去二十、三十年的歷代政府所遺留下來的難解習題，其中以債務危機與人口老化，會是今後的台灣政治人物無法再迴避的難題。
目前台灣中央與地方政府明的、暗的負債加總起來，已經超過 30 兆新台幣的大關，等於台灣兩年的GDP 總產值，這代表過去的我們，已經向未來透支了兩年的總收入來「拚經濟」。然而，這些過去政府口中借了有益經濟發展的負債，從結果看來，並沒有為台灣及人民帶來更多的收入，卻留下了破錶的負債等待後人清償。該是有人跳出來，為這種無限制透支未來的行為踩煞車了。
想要年金改革，只要政府肯當壞人
這些各級政府的負債中，約 18 兆新台幣為台灣各式各樣的年金保險給付制度，其中軍人退撫基金、公校教師退撫基金及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現在就已經呈現入不敷出的窘境，勞保基金也只能撐到 2018 年就要開始吃老本。前述的四種年金，最遲到 2030 年就會通通破產，而這些事情再過十五年就會發生。
年金要怎麼開源節流，不外乎延長退休年齡，或者延後可以請領年金的年齡；降低各項年金的所得替代率（就是領到的錢變少）及提高年金保險率（在工作的人要繳的比較多）。方法很簡單，但年金改革難在於政府是否已經做好當「壞人」的準備，因為對於現在已經在領，或期待將來可以擁有這項年金福利的人民而言，要他們領得更少、繳得更多及晚點退休，絕對不是一件討喜的事情。儘管很棘手，年金改革卻也是一個「長痛不如短痛」的問題，放任不管只會讓情況更行惡化。如果政府可以在刪減年金支出的政策上做到公平與透明，或許可以讓人民不滿的情緒降到最低。
台灣的年金改革已經不是新聞，陳水扁與馬英九及蔡英文等歷任總統都嘗試過，然而過去年金改革最讓人詬病的就是，最後的制度都要資淺及中低階公務員共體時艱、犧牲小我，高階及資深的公務員卻沒什麼影響。這樣不公平的改革方案，只會讓人民對政府更為感冒。然而，這也反映出政府進行年金改革的另一個問題：「文官體系，特別是有政策取決權的高階文官，往往就是阻撓改革不遺餘力的一群人。」因為若不對政策內容進行干預，被影響最大及權益犧牲最多的一定就是這群文官自己，這其實是年金改革時可以預期的阻力。
政府應增加透明度可增加不同意見的討論
要怎麼讓人民知道政府對於年金改革公平性的堅持？增加透明度是政府可以運用的工具，在網際網路如此發達的現在，如果能讓年金制度改革相關會議的過程、詳細會議資料通通透過網路公告，可以一方面讓人民了解政府之所以難為在於，這些重要議題勢必存在正反兩方不同的意見，要找出折衷又不失專業的意見，就需要時間來反覆磨合、溝通與討論；另一方面民間也能檢視各方代表對於年金改革所提出的數據佐證是否完整，或者還有未臻完美之處。這種全民參與的照妖鏡，或許可以讓主導改革的文官體系有所警惕，更加貫徹年金改革中關於「公平」的實踐程度。
最後，就是政府領導者本身對於改革的堅持度。美國歐巴馬總統為了貫徹健保改革，長時間對抗共和黨主導的眾議院；德國總理梅克爾對於年金制度與退休年齡的改革，引爆 22 萬人民上街抗議；英國首相卡麥隆推行高階公務人員薪資凍漲、加稅及退休金改革，更引起英國百萬公務員罷工示威。這些例子清楚說明，這些為了減債而做的改革，勢必會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與阻撓，領導人如何堅持該做但不討喜的事情，不氣餒地持續與反對者溝通，並堅守程序合法性、過程透明性及政策公平性的原則，絕對是台灣各項年金制度能否長長久久提供人民保障的重要關鍵因素。
除了年金制度需要減債，政府應該要嘗試改變追求預算支用率 100％的觀念，年度總預算是給政府支出的一個上限天花板，況且很多事情不是花愈多錢，就做得愈好。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花 5,000 萬用一年時間蓋一棟新圖書館，相較於將 5,000 萬攤在100 年內，每年購買50 萬元的新書，分送給低收入學齡兒童，前者可以快速累積國家的GDP 數字、讓政治人物風光地剪綵、上電視；但後者才能真正照顧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讓他們也能有書可讀。政府要學著用更長遠的眼光來衡量支出的效率，而不是只求GDP 年增率達標就好。
為什麼台灣的年金制度收支狀況會惡化的如此之快？人口結構的快速老化絕對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人口的年齡分布本來就會因為醫療技術的進步而逐漸老化，但台灣因為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導致人口結構變化的速度過快，當人口快速老化時，請領年金給付的人愈來愈多，但繳交年金的勞動人口比例卻愈來愈低，年金制度當然就無以為繼。
當勞動人口肩上的擔子愈來愈重， 對未來的規畫自然就趨向保守，愈不敢結婚生小孩的後果，就是生育率持續探底，然後又讓台灣人口老化的速度加快，勞動人口生活更加辛苦，就愈不想生小孩……這樣人口趨勢的惡性循環，就是造成日本經濟失落二十年以上，背後的關鍵影響因素。
更麻煩的是，就算明年開始台灣的總出生率突然飆升到 2.1（備註：總出生率2.1 也只能維持總人口數不變）以上，也還是要等二、三十年後，當這批新生兒成為台灣勞動人口主力時，人口結構才能有扭轉的可能，所以政府鼓勵生育是件該做，但明顯緩不濟急的方法。
人民滿足感來源不再是金錢
既然人口老化是個數年內無法逆轉的趨勢，政府的第一要務便是學著跟這樣的趨勢和平共存，因為在勞動人口數量減少的前提下，想要繼續維持 GDP 成長的難度很高。政府不妨反過來想，台灣的人均 GDP 已經到了2 萬多塊美元，顯示台灣的經濟狀況早已擺脫吃不飽穿不暖的求生存階段，依照馬斯洛的需求理論，當最低階的生存與免於匱乏的需求都已滿足後，人民想要的是更高階的社交、尊重與自我實現的需求滿足；然而在這些待滿足的高階需求領域，經濟成長能發揮的空間其實很有限，有時甚至還會成為阻礙人民追求幸福感的殺手。
因為過度強調經濟發展的單一目標，很容易排擠其他公平正義、歷史文化、環境保護、人文藝術等不同思維的價值觀；然而這些多元並存的價值觀，往往更容易讓人民從中找到值得他們努力與追求的目標，或者從這些價值觀中，找出值得尊敬的自我，而這些過程帶給生命的滿足，將遠遠大於收入或薪水的增長。當人活不下去時，食物、空氣、水與金錢就是維持生命的一切；但是當社會已經累積一定的財富水準時，如何讓人民更快樂、感覺更幸福，應該才是政府的最大努力目標與方向。
所以，如果政府的政策都是圍繞在怎麼樣提高 GDP 成長率，怎麼樣從全世界的市場中賺取更多的外匯，人民自然也就只會關注「怎樣賺更多的錢？ 為什麼別人賺得都比我多？哪裡有折扣高的精品與利率較低的貸款？」等這些與錢有關的議題；然而，對於經濟能力不再處於高峰的老年人口而言，這只會增加他們的不確定性，縱使台灣已經有了一個堪稱完善的全民健保制度（當然，財政上依舊處於入不敷出的透支狀態），這也只能照顧老年人的身體健康，卻無法提供心靈上的安全保障。
我想是不是可以由政府帶頭，從都市的公共空間中，增加一些專為銀髮族設計與規畫的使用空間開始；抑或，學習用更珍惜的態度去面對歷史留給我們的那些古老建築，從認識過去、接受過去開始，讓台灣學習重新定義關於「新舊」間的價值，逐步將台灣社會從追逐經濟成長的速度感中解放出來，開始習慣另一種成熟而穩重的步調。此外，政府也可以規畫一系列的銀髮學習課程，除了能讓想要與網路世界接軌的長輩們，也能有再學習的機會外，也能提供長輩們認識新朋友，建立新人際關係的環境，因為有人陪伴的生活，比較容易感受到滿足與快樂，而這種心靈上安定感，往往是銀髮族幸福感的來源。
台灣早已過了物質缺乏的年代，政府與其在人口快速老化的背景下，繼續以 GDP 成長作為治國的標竿，不如想想怎樣讓台灣的人民，在二十甚至三十年後，依然可以過得開心與滿足。而人民也可以自我盤點一下，為什麼常讓經濟議題主導了整個生活，又有什麼方法，可以從自己做起，走出這個賺錢至上的單一文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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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為什麼 GDP 成長，我們卻無感？》，由遠足文化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羅浮群 勾騰，CC Lisce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