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要留給下一代什麼鄉土面貌？當農地轉為民宿、工地，我們需要農業傳承風土文化

臺灣的糧食自給率比日本還低

在自由貿易的浪潮進逼下，如何維持甚至提高本國的糧食自給率，是日本推動食育的重要課題。日本在一九六Ｏ年有近八成的糧食自給率，之後逐步下滑，一九九Ｏ年剩下近五成，到了二ＯＯＯ年後只有四Ｏ％的自給率。日本在二ＯＯ五年通過〈食育基本法〉，並擬定新版「食料．農業．農村基本計畫」，想透過食育增加國民對國產農產品的信賴感，進而提高糧食自給率。

臺灣農村陣線在二Ｏ一五年參加農推學會的日本食農教育參訪團後，在其出版的刊物中提到：「日本面對農食產業貿易自由化這顆強力的直球，選擇了看似繞道而行，但實際更為深思遠慮的長期策略——並非全面反對進口農產，但意圖在所有國民心中都埋下『儘量吃本國農產品』的意識種子。」

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只有四Ｏ％，臺灣更低，三Ｏ％出頭而已。胡忠一有次在演講時提到，臺灣農業一年可以兩作，日本一年一作，但是臺灣的糧食自給率竟然比日本還低，讓他覺得「非常慚愧」。慚愧之情，源於對照。少年胡忠一可是以農學院作為第一志願，對臺灣農業充滿熱情。他出生於一九五Ｏ年代末的臺南善化農家，是第四代基督徒，從小在善化基督長老教會做禮拜。高中階段忽然有一些外國人也來做禮拜，一聊之下才得知他們都是到善化的「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學習農業技術。

為了農業犧牲奉獻的無私精神

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是個國際性組織，以研發、改良蔬菜品種為任務，旨在協助更多國家取得營養膳食、提高農家收入。一九六Ｏ年代初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提出創設構想，之後我國與美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越南等七國共同出資，成立於一九七一年，由臺灣農業界重要前輩沈宗瀚擔任首任理事會主席。胡忠一接觸的那些外國人，都是來自加拿大、美國、日本、韓國及歐洲等的農業推廣員，到善化亞蔬中心學習農業技術，然後再到開發中國家推廣蔬菜品種與種植技術，讓他覺得臺灣農業「很有價值！很厲害！」

那些農業推廣員遠道而來，之後還要去開發中國家推廣農業新知，那股犧牲奉獻的精神影響了胡忠一的志向。他讀臺南一中時，選讀丙組（農醫為主），同學多數來自臺南市區，幾乎都想學醫，很少人想讀農，而他本身是農家子弟且受到亞蔬中心外籍農業推廣專家的影響，遂以農學院為志願。之後他考上臺大農業推廣學系，當時他許下的志願是，「希望日後能對自己的故鄉與親友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及農民盡棉薄之力。」

胡忠一當了農官後，看到的是臺灣的糧食自給率低落，休耕補助越來越多，他感嘆道，「實在該去思考農地活化。」他認為活化農地也要作為食農教育的目標之一。他在臺南善化讀國小時，當年校園裡頭還有菜園，每個學生有各自負責的區域，前幾年他回去母校，發現當年的菜園如今都成了停車場。他苦笑說：「這就是一種土地運用方式的轉變。」

飲食傳承就是文化傳承

此外，提高糧食自給率，也是推動食農教育的目標之一。胡忠一認為臺灣有自己的飲食文化，例如日治時代以前臺灣人是吃米粒較長的在來米（秈稻），日本統治後引進日本人愛吃的蓬萊米（稉稻），一九二六年後這種耐寒、米粒短圓、較有黏性的米才在臺灣普及。目前臺灣是全世界能夠生產稉稻的最低緯度的國家，便是因為臺灣獨特的歷史脈絡使然。

蔬菜的品種也有很多故事，例如傳教士馬偕帶來了很多蔬菜種子。胡忠一認為，就算現在臺灣的飲食日漸西化也沒有關係，但是一定要知道我們的飲食文化是怎麼轉變成今日的模樣，他舉例說「以前很多臺灣人會自己做味噌，現在可能很少人會了，為什麼會這樣呢？」

「飲食的文化傳承，代表文化也是種生活方式，需要關注。」胡忠一認為「低食物里程」就是種關於飲食的生活方式，日本的農民市場常張貼的標語「身土不二」，其實就是「地產地消」的意思。「身土不二」的說法來自日本軍醫石塚左玄在一八九Ｏ年寫的《食養道歌》，意思為「遵天命、從地令、身土不二」，吃在地的食物，對身體好，對土地也好。

日本的校園食農教育，在學校午餐的供應上，也推動採用在地食材。在地農夫不只供應食材，每個學期還會去學校分享數次。有次胡忠一在現場，聽到學生問農夫：「你們最擔心什麼呀？」農夫說：「我們最擔心颱風啊！」胡忠一說，他聽了那些對話覺得很感動，「透過小孩跟農夫的實際互動，小孩會對食物、農業更有感覺。人跟人的信賴感，也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吧！」

又比如「正確的飲食知識」，有助於調整國民的飲食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了解，然後推廣。胡忠一前幾年去日本被稱為「長壽村」的長野縣參訪，他詢問當地長者長壽的秘訣，最後他得到「減鹽」這個關鍵詞：「長野縣那邊是山區，居民吃根莖類作物為主，有不少醃製品，鹽分滿多的。當他們了解這個情況後，推廣減鹽、少肉多菜，的確有助於健康。」

農業的多功能

關於農業生產與食物的供應，常見的說法是要看「比較利益」，意思是說，某個國家生產某種產品有優勢，就大量生產該產品，然後賣到其他國家，而其他國家也生產它們的優勢產品，在這樣的貿易關係下，彼此都會受惠。從「比較利益」的觀點來看，臺灣的農業勞動力不足、每戶農家的農地面積小、農地零碎化，不適合大量生產，因此臺灣適合出口科技業、工業等產品，而農產品從國外進口即可。

胡忠一不認同上述看法，他認為從美國等國進口農產品，雖然數量多、價格低，但是存在著未知的安全問題。相反地，他認為臺灣的優勢是「在地利益」，產地與消費地距離很近，小規模的農家生產有助於飲食文化傳承、環境保護、維持生物多樣性、維持農家生計。「有人批評這樣無法大量生產、降低成本，如果我們只停留在這樣的思考，而不會多角思考，我看到最後我們土地將荒蕪，下一代去外國當外勞。」胡忠一認為，「現在很多人說愛臺灣，我覺得食農教育就是一種愛臺灣的行動方式。農業的功能非常多元，不只是生產作物、維持糧食穩定供應而已，還能夠保留農村地景、農村文化，農家為國民盡心力，我們應當重視農業的多功能價值。」

從「生產至上」到「農業多功能」的價值觀轉變

日本推動食育的脈絡，也反映了日本從「生產至上」到「農業的多功能」的價值觀轉移。一九六一年日本制定〈農業基本法〉，加上前一年推出「國民所得倍增計畫」，顯示日本當時以經濟成長作為政策主軸。〈農業基本法〉的主要政策目標為：一、選擇性提高農業生產力。為了保障農民生產基礎作物稻米，政府主導稻米價格，並藉著擴大種植規模來提高產量；二、擴大畜牧業。政府預估國民未來會增加對畜產品的需求，因此鼓勵農民生產畜產品。

雖然日本的農業政策以提高農業生產力為目標，但是在一九六Ｏ、七Ｏ年代高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都會人口快速增加，造成城鄉差距。一九七Ｏ年代初日本自民黨政治人物田中角榮出版《日本列島改造論》，強調國土規劃的重要，發展地方產業，形成中小型城鎮，他以淺白的比喻說：「你們晚上在東京喝醉摔倒在地上，很快就會有救護車來，到醫院休息一晚就沒事，可是要在北海道這就死定了，難道這種差別不應該糾正嗎？」

中國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認為，日本農村綜合建設的特點之一是具有「國家戰略」，雖然田中角榮的政治生涯毀譽參半，但是田中提出的「列島改造論」整體戰略，「對（日本）後來的國家戰略留下了深遠影響，卻是無可置疑的。」溫鐵軍在談到中國的三農問題時甚至說：「中國的當務之急，主要不是缺錢，而是缺田中式的宏觀戰略思考。」

日本在一九九九年制定〈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被稱為新農業基本法，揚棄了先前使用近四十年的舊基本法，不再強調「農業生產力」，而是改以「確保糧食穩定供應」、「發揮農業的多方面功能」、「農業的持續發展」和「振興農村」作為政策目標。日本丸紅經濟研究所所長柴田明夫在《糧食爭奪戰》中指出，日本這兩個新舊農業政策如同「一百八十度改變觀察農業的角度」：「最近的糧食問題已不再是擴大糧食生產或提高農業所得，日本農業政策的轉捩點為一九九九年頒布的〈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也就是所謂的新農業基本法，該法並不是站在舊農業基本法從農業內部開始改革的看法，而是從全體國民或世界的角度，來看的改革向量，因此問題更為複雜。」

千禧年前後，日本轉換視角看待農業，而臺灣在二ＯＯＯ年通過〈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開啟了農地蓋豪宅的亂象。曾留學日本、後來到宜蘭種稻的賴青松認為這是「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面臨新世紀糧食、農村與農業問題時，最關鍵的命題在於農地利用的改革，換言之，也就是將耕作的主權交給能夠『真正有效利用農地的人！』相較之下，臺灣社會卻選擇了將農地交給『真正結束農地生命並藉此謀取暴利』的人們手上。」

日本把食農教育當作全民運動

日本的食育政策，蘊藏著對自由貿易、糧食自給、農業多功能的思考；在執行面則是把食農教育當作「全民運動」來推動，學校、社區、家庭及民間團體都有不同的推動方案。

在學校端，日本把食農教育融入各科，而不是單獨抽出來設立一門「食農教育課」。當然，日本教師也發出和臺灣教師類似「不熟悉食農教育」的聲音。因此，日本政府與農協都有編寫教材，而且是層次分明的教材，從中央、地方縣市到鄉鎮都有不同的教材，然後教師在這基礎上發展教學。

全國層級的教材談全國食農概況，地方縣市教材則在全國的脈絡中談自己這個縣市的情況，而鄉鎮教材會講該鄉鎮的作物類別與產量，呈現該鄉鎮的生產、生活及生態。「層次分別的教材，基本資訊清清楚楚，這樣才能協助教師在規劃教學時，既有宏觀視野，又能夠落實到具體操作。」胡忠一說，「三個層級的教材編寫下，每個鄉鎮的教材內容自然不同，不過有一點相同的是，三一一大地震後，他們更重視防災教育，因此都會附上防災食物的教學，像是哪些食物適合作為防災食物，要怎麼保存等等。」

在家庭的部分，日本政府把每月十九日定為食育日，每年的六月十九日定為全國食育日，推動「家人一起吃飯」等活動，並以「和家人一起吃早餐、晚餐的次數」作為衡量指標。至於民間團體，胡忠一認為也要鼓勵企業參與推動食農教育，不過他認為若只是以營利為目標並不可取，恐會忽略推動食農教育的大目標。但是若沒有企業參與，也不夠完整，「所以我認為找企業來做食農教育是個兩面刃，要很小心。」

以農為本，積極推動食農教育、培養學生鄉土意識

胡忠一認為食農教育仍要「以農為本」。舉例來說，休閒農場應當是在以農業經營為本體的情況下來發展休閒、露營、度假打工活動。日本農協擔起協調角色，調查農村裡有多少農家想經營這類活動，農家只需在農閒時才招待客人，而且不用另外再蓋民宿，比如說一個農家原本有十口人，其中八人外出生活，只剩下爺爺奶奶兩人，所以他們接待客人最多就只收八個人。

日本農協參與食農教育的深度與動力，讓許多臺灣訪客驚豔不已。中華民國農訓協會秘書長王志文說，他去日本拜訪時，看到農協牆上寫著「自我改革的挑戰！」這幾個大字，他好奇詢問，對方回答說：「很多人批評農協，與其等著被別人批評，不如先批評自己，先改革自己，然後想方法克服問題。」

臺灣現在有三百零二家農會，農會法第一條寫著：「農會以保障農民權益，提高農民知識技能，促進農業現代化，增加生產收益，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為宗旨。」王志文說，農會徵才考試要考這項法條，這一條其實可歸納為六個字，那就是「農業、農村、農民」，他強調：「推動食農教育應該要成為臺灣農會未來最重要的工作計畫之一。」

兩年前農推學會去日本參訪時，顏淑玲（當時擔任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秘書長）與日本農協成員談話，對方說農協推動食農教育是「責無旁貸的事」！顏淑玲認為，日本農協推動食農教育的對象是整個社會，「就算帶學生學種稻，也不只是種稻，而是透過這個過程，讓學生從家裡到學校的路上，養成注意生活周遭大小事的習慣，培養關注社區大小事的意識，這才是食農教育的精神！」胡忠一則強調，推動食農教育很需要整合與協調，臺灣的農會很有資源擔任這個角色，「臺灣農會來做食農教育，只是要或不要而已。」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農業？辯論越多，願景越明確

臺灣的食農教育推動方向，和我們對下面這些課題的看法有關：臺灣要什麼樣的農業？糧食全靠進口有什麼不好？最多可以達到多少比率的糧食自給率？要怎麼衡量農業的「產值」？這些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日本對這些課題有大量的論辯，過程中也形塑了他們推動食農教育的方向。例如，學者島崎治道的《糧食自給率一ＯＯ％的國家，才有前途可言》（集英社，二ＯＯ九年），提到以供給熱量來計算，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只有四Ｏ％，英國、德國都有七Ｏ％以上的自給率，美國、法國甚至超過一ＯＯ％的自給率，因此他的主張正如他的書名所言。另一位農業記者淺川芳裕的《日本是全球第五的農業大國──全是做假的糧食自給率》（講談社，二Ｏ一Ｏ年），則持完全相反的立場，他認為應以農業生產額來做比較，以此來看農業生產大國依序為中國、美國、印度、巴西，而日本是世界第五大的農業大國才對，因此他主張不應該提高糧食自給率。

還有學者從「技術上的實現可能性」來看糧食自給率，胡忠一就讀的東京大學農學院的其中一位老師芢開津典生便認為，「如果現代日本人的飲食生活不變的話，糧食自給率要提高到六Ｏ％是不可能的。」他指出，日本耕地只有四百七十萬公頃，沒有增加的餘地，而依照日本農林水產省推估，日本現有的輸入糧食若轉為本國生產，所需耕地為一千兩百萬公頃，因此日本現有農地根本就不足以支撐「提高糧食自給率到六成以上」這項主張，更何況日本的農業政策還受制於WTO的牽制。

回到臺灣，我們論辯這些課題的豐厚程度，將影響我們對臺灣農業的願景勾勒，對臺灣食物的感受體會，以及我們推動食農教育的方向。就這層面來說，食農教育正是一場全民運動，與每個國民都密切相關，也難怪胡忠一會說：「除了數學課，食農教育也應該成為全民的必修課呀，因為吃跟每個人都有關，人一天吃三餐，而不是三天吃一餐啊！」

推薦閱讀

專訪雲林縣長李進勇：不能因為國家責任，就把雲林人鎖在產值較低的農業裡！
【不讓 cost down 毀掉台灣農業】七年級雞農祭出飼養神招：給雞超大空間打架
你知道台灣的耕地三分之一都在休耕嗎？不只是食安，台灣農業已「塌了半片天」

（ 本文書摘內容、圖片出自《食．農：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由 游擊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