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篇文章】

勞基法修法、一例一休問題從去年吵到今年,為什麼永遠吵不完?許多人往往把問題怪罪到台灣資方長期壓榨勞工,但沒這麼簡單。

這篇文章告訴你,真正的癥結點,其實是出在台灣勞資雙方都「落伍」了,不了解現在的服務業社會早就不該再被過去的工業社會所制定的規則綁架……(責任編輯:黃靖軒)

每日工時8小時、每週工時40小時、加班時薪要加成計算、工人有權組織工會、工會自主、罷工權、勞動條件團體協約、年終獎金…這些勞工運動訴求,誇張的說,在地球上,大概有一、兩百年的歷史了。

眾所皆知,勞工運動或政治化稱為無產階級運動(或革命),是資本主義的一體兩面。在本世紀、21世紀之前,資本主義主要指工業化。

百年來歷經日本殖民及國民黨戒嚴統治的台灣,工業化發軔於20世紀初。勞工運動卻遲至 1980 年代解嚴前後才開始。

1980 年代啟蒙時期的台灣工運,無可避免把18、19世紀歐洲工運的經驗,照抄到台灣實踐。

有幸身在其中,我當時寫了一本小冊子《工人.工會.工黨》,淺白敘述孤立無援的工人,如何團結起來組織工會、爭取權利,爭取改善勞動條件,以及工會為了進一步取得勞工的政治發言權,工會串連起來組織工黨。

當時以「勞支會」(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為基地的新潮流,因應工會普遍被國民黨把持、搞成御用花瓶工會的情況,力主工會自主,後來發展成「台灣勞工陣線」。

坦白的說,當年工黨、勞支會兩系的工運,雖然重點略有不同,但大體而言,都是以工業時代的工廠,作為運動模型。

近百年在強權之下、沒有工運的台灣工業發展,勞動條件極差、勞工毫無保障,當時工運重點擺在這些 ABC 的起碼訴求,的確也有其必要,算是在趕進度、追上世界水平。

台灣工運的弔詭:搞得最熱鬧的是國營企業,但勞動條件最糟的是中小企業

不過有幾個「突發狀況」,卻讓當時的我感覺怪怪的:

其一是當時工運搞得最熱鬧的,是國營事業,但勞動條件最糟的,卻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工運搞不起來,工運搞起來的國營企業、大企業,卻反而是相對勞動條件較好的。

我當時採訪過一位自發搞工運的顏坤泉,他在台塑集團的南亞上班,月薪 4 萬多,是我當記者的一倍以上薪水。我去採訪他,他可以請我上「冰果室」喝有女陪侍的小酒。我在台中、彰化採訪那些重污染的小工廠,員工反而幫著老闆硬把我趕走;而在這些工廠上班,十年八年肯定生病致癌。

其次是除了國營企業,我們鼓勵勞工爭取權益抗爭的結果,往往竟然是老闆乾脆關門大吉。不僅中小企業如此,就連一些大企業,也把鬧工運的電扇廠、紡織廠關廠。後來聽說,這些工廠、企業,大多在1990年代搬到中國大陸。

關廠、倒閉的結果,勞工不但失去工作,而且還領不到資遣費,生活無助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80年代後期士林某家紡織廠關廠抗爭,其中有一位原住民女工,長得非常漂亮,當時我才20歲出頭,當然好生親近之意。若干年後我們在南京東路一家酒店重逢,她已成為店裡最紅牌的小姐。

其三,還真是政治問題。當時,在戒嚴中,出國做生意還得政府批准、被勒得快喘不過氣的台灣中小企業,絕大部分是黨外運動/民進黨熱心支持者。他們近乎瘋狂的出錢挺黨外/民進黨,一場演講可以募資上百萬。

但這群為民主出錢出力的中小企業,偏偏卻正是台灣最血汗的老闆。

他們的印刷廠可以徹夜幫黨外雜誌加班印刷,還可以賒帳,但他們卻不付加班費,規定工人一個月休假兩天,然後告訴員工:「國民黨就還沒推倒,組什麼工會?」

以上三個當時我覺得怪怪、卻沒有答案的疑問,事隔多年回頭一看,似乎答案又十分簡單。

前幾天,我翻出6年前一份舊筆記,內容是:

1962年,台灣工業產值首度大於農業;
1973年,台灣工業產值大於服務業(政府+私人);
農業自1969年開始負成長、1978年政府服務產值大於農業;
1981年,服務業(政府+私人)產值再度大於工業;
1989年,光私人服務業產值,就大於服務業;
整個1990年代,服務業(私人)產值高速成長,倍數大於工業…

兩相對照,或許可以這麼說:

1980年代上半葉、台灣工運剛開始時,我們完全沒警覺到,台灣的工業已經開始物極必反、重要性走下坡。而到了1980年代下半葉,服務業已經成為台灣經濟的火車頭

一例一休的問題顯示,勞方和資方都沒有與時俱進追上「服務業社會」

三十年後的今天,台灣早就成為一個服務業為主的社會。換言之,工業時代工廠僱傭關係,老早大部分已被服業務的僱傭關係所取代。

加之在1999年以後台灣進入「網路寬頻時代」,網際網路產業的運作方式,更加徹底使工業時代的僱傭關係,成為只存在於局部的「活化石」──一如台灣也還有農民,但日益老年的農村勞動力,使台灣主流的改革力量不再來自農民,台灣不會再發生農民起義。

一例一休等勞基法勞動條件的修訂,之所以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在我看來,根本的問題出在沒有與時俱進。

提出修法的官僚,基本上只依據工業時代的勞基法修修補補。反對修法的勞團,基本上只抱著古老的勞工權益信條。習慣於台灣惡劣勞動條件與投資環境的企業主,基本抱著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的心態,自然不思改進。

但台灣卻早已演變成服務業為主的社會。1980年以後出生的「網路原住民」在2018年已經佔了整體選票的三分之一。

一句話:生產力改變了生產關係,這個社會的上層建築,當然要跟著改變。舊思維的法律,阻擋不了台灣繼續向前發展的腳步。

(本文經專欄作者陸之駿授權刊登,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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