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較勁而合作的地圖
兩岸的經貿關係可以用十個圖來看。我們永遠尋求與對岸合作的可能,但是也永遠準備在合作不成的時候可以走自己的路。
多年來,台灣一直糾結於如何維持和中國大陸適當的經貿關係。我自己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台灣需要和對岸進行較勁的合作:
台灣很小,大陸很大,雙方真要長久和平,需要透過實力的較勁來進行相互的合作。這裡的較勁,不是為了敵對,而是為了讓雙方彼此知道對方的實力與價值。對台灣來說,只有較勁而沒有合作,會形成無謂的衝突;只有合作而沒有較勁,會在不知不覺中養成倚賴而被淹沒。
這裡用圖解的方式,希望把這個論點說明得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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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的模式,是說台灣對外的來往裡,不考慮中國大陸,或不把中國大陸當作重點。一九八○年代之前,當對岸還被稱為「匪區」,和對岸來往會被戴上「通匪」或「資匪」帽子的時候,我們來往的,是以美國、歐洲、日本等地為主的國際市場,最有這個模式的精神。
今天,就台灣整體而言,已經不可能把中國大陸視而不見。但是就個別產業或企業而言,仍有可能不把中國大陸當作重點,或者並不特別看待。年輕人創業的公司裡,像是專門針對 Google 來做搜尋引擎優化服務的阿物,就是個例子。因為對岸要管控新聞及資訊,所以 Google 在對岸遭到干擾、屏蔽,連帶以 Google 為提供服務的平台也沒有發展機會。阿物主攻的,就是這一塊對岸無從發展,但是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卻需求很大的市場。
大的企業裡,像是還沒去對岸投資之前的台積電,也是一例。對岸客戶佔台積電的份額很小。
由於台灣近年來許多產業太過專注於中國大陸、依賴中國大陸市場,所以如果為了平衡,政府不妨積極地鼓勵、協助可以走這條路的產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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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代末之後,台商開始西進大陸。圖二,是指主要開發中國大陸內地市場的模式,早期在食品等輕工業有不錯的發展。
頂新、旺旺的成功,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但這個模式失敗的例子也很多,不必列舉。
圖三,是台灣和世界其他國家合作來開發中國市場的模式。這個模式曾經是台灣很多行業所渴望發生的,但是檯面上可以看到的成功實例並不多。頂新曾經找日本三洋食品入股解決經營上的難關,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新光三越在北京的新光天地,則是一個負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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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是台商先走向對岸,藉由在對岸的成功,再蛻變為可以進軍全球的企業。不少企業領袖提出這種主張,當作台灣必須西進的理論基礎。
這個模式在理論上合理,更應該樂觀其成,但沒看到實例。
台商這個模式走得不順利,涉及兩個可能。第一,涉及台商本身的意願和能力。如果台商先在方便做生意的對岸取得足夠的成功,是否還有意願再去進行下一階段更大的挑戰?如果台商在對岸取得足夠的成功,這個基礎是否可以支持他擁有足夠的高階管理與行銷人才挑戰世界市場?
第二,涉及對岸是否樂於支持一個台灣企業更甚於其本土企業走向世界。而二○一三年連郭台銘都公開說過:即使他在中國大陸投資如此巨大,但一直沒被當作自己人看待。
圖五,是台灣的企業先拿到來自世界的訂單,再到對岸加工或代工,由對岸再出口的模式。這在一九九○年代中葉之後,日益流行;到電子業也加入,更蔚為主流。
在這個模式下,許多台商在台灣生產中間材出口到中國(一些傳統產業再加上工具機),加上美國或日本的基礎原件,在中國組裝再出口。
相對於圖二和圖五模式發動於民間的蓬勃西進,同時可以看到我們歷屆政府的失職。不論是早期「戒急用忍」階段,還是後期「買辦喬事」盛行的階段,我們的政府都沒有真正規劃、掌握這些有如過江之鯽般西進的台商,對國家真正能產生的作用和貢獻是什麼。
結果,已經有許多人意識到:無所作為的政府坐視各行其是的台商西進,固然使得許多原來在台灣難以經營下去的產業和企業,有了剩餘價值再利用、再出發的機會,但也使得台灣許多產業及企業逃避了原來應有的升級及轉型壓力,使我們面對這個現實的時機延宕了三十年。
而許多台商去對岸只著眼「人力便宜」、「政策方便」等的好處,一旦對岸的政策開始騰籠換鳥,進行產業升級和轉型,這些台商過去拿手的本領就施展不開。
除了商業面,我們政府在政治面上對這些台商的無所作為,使得有些台商儼然形同陸商,還成為配合對岸以商圍政的助力。
此外,圖五也可能引發出圖六的模式。圖六是圖五的變形。
圖五是台商開拓世界市場,有訂單,有自己的技術、中間材和零組件,再附加在中國大陸加工、代工的人力和零組件出口。而圖六是一旦對岸出現對開拓世界市場具有更大企圖心的企業,加上他們追趕上來的技術,以及原來就具備的市場與人力優勢,便會把運作模式給翻轉過來。
二○一五年底發生的紫光集團要併購台灣具有代表性的 IC 設計和 IC 封裝企業,就可能是圖六模式的思路。
所有目前還以圖五模式運作得不錯的台商,都得思考一旦你自己的技術或經營能力不再領先,對開發世界市場的企圖不夠,實際上又大幅倚賴對岸的市場或資源時,如何面對人家圖六模式的叫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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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是有些產業即使對岸不對我們開放,我們也開放自己的市場。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裡的出版業相關環節,以及受跨境服務影響的行業,都是例子。
現在隨時可以看到的,就是淘寶及其相關企業在台灣可以長驅直入,但是台灣以 PC Home online 為代表的電商卻無法登上彼岸的市場。
而如果照服貿協議裡的跨境服務內容來生效,台灣就是所有批發業、零售業都要面對現在電商所處的不對等競爭狀態了。
支持圖七模式的人,都強調我們是自由貿易,不論對方開不開放,我們自己都要開放。但最大的問題是:一,這不是自由貿易的真諦;二,今天台灣經濟或許多產業「悶」的問題是要找出路而不可得,現在政府不幫台灣企業找出路,還不對等地為陸資引路進台灣,不合道理。
過去政府所簽下的服貿協議,像是圖八。政府常說和對岸簽了服貿協議,台灣才有機會和世界其他國家簽區域貿易協定,諸如 TPP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和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但事實上服貿協議是否生效,和台灣是否能進入 TPP 和 RCEP 的因果關係遭到很大的質疑,所以是虛線。
而服貿協議裡的海峽兩岸的來往,太多表面對等,而實質不對等的問題,甚至許多產業其實是圖七,只有彼來而沒有我往的情況。
在服貿協議裡,就算其他表面看來有來有往的產業,其實我們也不能被一些數據上的「對等」欺瞞,或以為佔到什麼便宜而自得。因為兩岸經濟規模的基數相差太大,政治體制也截然不同。
韓國總統朴槿惠曾經在一本書裡回憶她父親朴正熙在世時,透過美國和北韓的一次談判。那次美國轉達北韓提出南北韓雙方各自「對等」裁軍五萬人的建議。朴正熙立即回絕。他說南北韓的政治體制不同,南韓裁軍五萬人,一旦需要再徵兵五萬人,勞師動眾不容易,而北韓的政治體制則完全不同,徵兵五萬不過是隔夜的事。所以他不同意各裁五萬人是對等的。
台灣對中國大陸的許多「對等」措施,也應該如此注意。
(有關服貿協議問題比較仔細的說明,請參考《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第一部的第七章〈服貿的未爆彈〉。)
有些台灣對對岸設防的產業,可能發生圖九的情況,對岸結合國際,或者透過國際來進入台灣。這只能兵來將擋,做好把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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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所說的台灣和對岸進行較勁的合作,可以用圖十來表示。
圖十著眼的是:台灣根據自己社會特有的體制與價值觀,發展出有別於中國大陸各個地區的人才與技術。然後以這些特別的人才與技術,結合、配合對岸的資源,成為一種新的特別組合,不著眼於兩岸彼此的市場,而是共同開發新的世界市場。
兩岸如果只著眼彼此市場的話,以台灣資源與市場如此之小,大陸的資源與市場如此之大,台灣不論如何都有被淹沒的風險。
但是如果兩岸有共同開發世界市場的目標,並且台灣具有把這些目標設定得更清楚,也更主動的企圖心和規劃能力,則可以化解這種壓力。
所以,台灣有自己獨立的經濟發展策略,可以讓對岸知道我們具有實力與價值的(最好無法取代的)重點人才、技術,並勇於主動開發世界市場,這就是較勁;而我們樂意把這些人才、技術和對岸搭配或結合,共同開發世界市場,就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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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台灣要做到和對岸較勁的合作,不是容易的事。首先,我們要擺脫一些慣性思維。
台灣人去中國大陸經商、投資,有些先天的便利。不像提著皮箱跑世界的時候,我們去對岸不需要使用洋涇濱英文,不但國語通,連閩南語都通;歷史、文化背景也通,「有關係就是沒關係,沒關係就是有關係」這種門路在血液裡就彼此心領神會;更別提吃喝玩樂、卡拉 OK 等餘興節目都相通。
在這種種便利之下,我們很容易自以為比世界其他各地的人更懂得掌握對岸的「便宜」及「方便」之處,卻不知這些自以為的「便利」不但有礙我們對對岸更巨觀的認識,也妨礙了更微觀的認識。
我們需要提醒自己,換一副眼鏡來看待中國大陸的價值。對岸不是我們的救命仙丹,不是我們的穿腸毒藥,也不是「便宜」及「方便」之處。對岸就是一個需要我們較勁卻要合作、合作卻必須較勁的對象。
因此,我們需要知己,知道自己到底有什麼長處,以及這些長處如何為中國大陸所用。我們又必須知彼,知道對岸的資源與強項是什麼,我們可以如何利用、結合與配合。遇到對岸搭建起巨大的舞台的時候,我們不需要嫉妒,也不需要羨慕,更不必跟著比賽建舞台,我們只需要知道,如何利用這個舞台來讓自己發揮明星應有的風采(請參閱《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的〈靈魂的三個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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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成圖十的模式,在更了解對岸的同時,我們也要和世界產生更互通、緊密的連結,並且擁有真正在世界市場上領先的人才和技術,尤其是高階的行銷與管理人才。
而說來有意思的是,台灣要讓這一點發生,最有利的條件不是別的,是我們民主、自由的社會體制。
在這一點上,我聽唐文力講得最透徹。唐文力今年三十六歲,曾經被三間世界級的 IC 設計公司輾轉挖角,負責的專案研發出目前世界上最快最小的軟體連結器,後來創辦台灣發展軟體科技。唐文力認為,「今天全世界缺的不是供給,而是需求。」所以他說,「上到下的管理是創造供給,因為上面的人訂好規格,下面的人努力執行來達到最大的產出。而下到上的管理是創造需求,因為由下面的人來發動,他首先要想出來的,就是去哪裡發現什麼樣的需求。」
唐文力看到:台灣和對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下,都是偏向上到下的管理。「但是感謝台灣政治的民主化,連帶使教育也開始翻轉,年輕的學生會自己思索,出了社會就正好可以開始共同形塑由下而上的企業文化。而重視由下而上的企業文化、社會價值觀,正好是西方社會的主流,也是西方社會頂尖行銷與管理人才立足的根本。」唐文力說,「所以我說能幫台灣的產業和企業與世界市場產生更緊密互動與連結的,就是台灣民主、自由的社會體制。」
這樣看的話,台灣走圖十的模式要比走圖五的模式來得更安穩,原因就更清楚了。
因為我們不是只因為手上能拿到國外的訂單才和對岸有合作的基礎,而是因為我們經由自己社會特有的體制,看全球市場的時候和對岸有不一樣的視野,可以培育出異於對岸的人才、開發出不同的技術,因而有和對岸合作的基礎。
這樣剛好可以證明為什麼兩岸結合起來可以產生不同於對岸獨自的行動,也能證明台灣不是一個只能倚賴中國大陸生存的地方,並且讓對岸明白台灣存在於中國大陸之外的意義和價值。
圖十的模式,我們應該鼓勵多一些產業、多一些企業走這條路。甚至不只產業和企業,個人工作者、創作者,也是如此。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岸願意接受我們,和我們合作,很好;對岸不願意,我們也可以另走其他的路(如圖一)。永遠尋求與對岸合作的可能,但是也永遠準備在合作不成的時候可以走我們自己的路,這也是實踐「較勁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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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台灣要發展圖十的模式,新世代政治浪潮出現的意義和價值也就清楚了。
我們不要在海洋裡丟鉛球,不只是對政黨人物說的,也是對所有過去善於以 Cost Down 起家的企業大老說的,對所有不明白為什麼學生要反課綱的老師說的。
圖十的模式可以為台灣另開新局,而台灣也需要另開新局才能發展出圖十的模式。
(本文為《網路與書出版》授權刊載,作者: 郝明義;首圖來源:understandglobalization.com;欲閱全文請見郝明義新作《大航海時刻》,非經允許、不得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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