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床上送走的貨品是人體】新冠疫情為何癱瘓美國醫療?只想「賺錢」的醫院將拖垮全體人類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重病的美國:大疫情時代的關鍵 4 堂課,我們如何反思醫療、人權與自由》,由 聯經出版公司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x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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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想閱讀本書的讀者:不只美國人,全世界都在問:美國到底怎麼了?《暴政》作者提摩希.史奈德鬼門關前走一遭親身體驗。受金權、政治操弄的崩壞醫療與崩解中的人權

為什麼明明發生過大流行疾病,但當新冠疫情來襲時,美國醫院還是病床不夠?當醫院以金融邏輯主導醫療,把人體當作貨品、床位不容空缺,這種「醫療商業化」的概念將導致慘劇不斷。(選書編輯:連柏翰)

美國醫院體制在醫療商業化的邏輯下,將造成嚴重後果。
美國醫院體制在醫療商業化的邏輯下,將造成嚴重後果。圖片來源:pxhere

文/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譯/廖珮杏

我在美國生病時,每一次都無法在醫院待上足夠的時間,接受適當的診斷和治療。我的前 3 次住院都只待了一晚。如果那 3 次有任何一次能讓我再多待一天,我可能就可以更早得到診斷和治療,不會搞到在鬼門關前走一遭。 每次在美國住院,我總是備感壓力,覺得隨時要被趕走。 我在醫院大廳差點蒙主寵召的那天晚上,別說歡迎我了,是根本沒人來關心我。 12 月 29 日那天在急診室時,我已經察覺到這一切不太對勁。第二天,當我稍微能行動時,在日記中寫道:「昨天說我太累了。流感?只給我打點滴。本來要我出院,今天卻說是敗血症。」

醫療商業化,意味著每一個床位都不得浪費。 當新冠肺炎蔓延到美國來時,我們沒有足夠的病床。乍聽之下,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大流行不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嗎?難道以前沒碰過要用到比平常還要多床位的時候嗎?為什麼從來沒有多餘的床位,為什麼做闌尾切除手術的美國人必須早早就被趕回家,為什麼母親們過早被趕出產房,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因為我們把醫療商品化了。商品化最在意的就是有多少利潤。 之所以會有床位短缺的問題,是因為他們用「及時交貨」(註一)的思維來管理。 公司希望他們買來處理接著賣掉的貨品,能夠剛剛好填滿每一寸可以用的空間。對醫院來說,被運來、改造,然後再被送走的貨品就是人體,每個環節運作的時間點都要分秒不差。所以占床位的人體不應該太多,也不應該太少。躺在床上的人數跟病床的數量必須配得剛剛好。好的醫師、護理人員和助理一直在抵制這種邏輯,但他們根本是螳臂當車。

維護床位是要花錢的(註二)。醫療商品化的美國,沒有醫院會願意保留床位,因為其他家醫院也不會這麼做。只要以金融的邏輯主導醫療,國家就永遠無法為可能爆發的疫情流行做準備。醫院既然不會保留床位,當然也不可能儲備防護裝備或呼吸器。管理者在計算每一季的利潤時,不會把可能每 10 年才發生一次的全球大流行納入考慮。每次瘟疫來襲,都會被視為特殊狀況,而物資短缺將使得這類緊急狀況變得更加危急。到處都需要經費支援,但錢通常會給喊得最大聲、地位最高的經濟部門,而不是流向醫生認為需要的地方,因為從來沒有人會去諮詢醫師的意見。現在美國的狀況即是如此,而且醫療商品化會讓這種情況繼續發生。

遺憾的是,醫院把人當作小零件。一些善良的助理、稱職的護理師和正派的醫師試圖要讓某些環節變得更人性,卻都受限於整個系統。人變成要在對的時間生正確的病,才能為醫院創造收入。某些疾病,尤其是那些需要靠手術或藥物來治療(或者號稱可以治療)的疾病,是醫院的搖錢樹。人不會去做沒錢賺的事,例如幫助他人維持健康、康復,或甚至讓人好好活著。健康和生命是人類珍視的價值,但都不會帶來金錢;醫療成了一個不受管制的市場,比起幫助人維持健康,治療疾病反而更有利潤。

當然,醫院裡還是有許多人是真心在乎健康的;像是會來告訴我真相的醫師;會停下動作給我建議和鼓勵的護理師;願意解釋為什麼做這個檢驗的技術人員;負責推我病床的人會不斷地跟我閒聊;醫護助理找到方法綁好掛在我身上的引流袋,讓我可以好好走路;清潔人員會調整他們的班表,讓我努力起床復健的時候,地板不會濕滑。但醫院是一個營利機構,在收入減少的時候會想辦法讓你快點出院,而這可不是鼓勵你早日恢復健康的意思。保險公司更是愛拖時間,不想幫你付檢查和治療的費用。

每次你去看醫生或護理師,或是做檢查時,醫院和保險公司會討價還價,看誰能賺多少錢。醫院通常會比較喜歡做有利可圖的手術,而不管自己有沒有適合執行手術的人選。比如說,如果你家的新生兒有複雜的心臟缺陷,當地的兒童醫院可能不會把你介紹給另一家醫院,讓更可能勝任手術的外科醫師接手,而會跟你說給他們自己的外科醫師執刀就可以了(即使這並非事實),然後害新生兒受苦、死去。

外科植入物也充分顯示了醫療商品化如何讓人們把利潤看得比健康更重要。我第一次注意到這件事,是在我的博士指導教授更換髖關節的時候。這位資深的歷史學家一生經歷過很多事,他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是本書第一課提到的波蘭猶太女子汪達的兒子。我在他桌上看過汪達 25 年前的肖像照。他生活在共產時代的波蘭,曾協助當地組織一所地下大學;在戒嚴令下,他曾被拘留在集中營。

我認識的他大部分時候都很健康,每年冬季還會去滑雪。他手術後我去醫院探望,以為換掉髖關節之後,他的行動能力會變得更好。結果不然,他術後的狀況比之前更糟糕,再也無法正常行走,餘生受病痛折磨,最後抑鬱而終。

在美國,移植手術基本上不受規範。我們並不會註明哪些東西放在哪些人體內。法律規定和管制標準一樣寬鬆,即使去看相關訴訟案例,也看不清楚到底有哪些痛苦和死亡是由植入物造成的。在美國,植入物很可能是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原因。但植入物有錢賺,這才是重點。

另一個牟利與治癒兩相衝突的例子是治療感染。差點把我害死的敗血症是一種細菌感染。其實只要知道是哪種細菌,就可以用適當的抗生素治療。我的肝臟膿瘍也是細菌性感染,醫院有開給我抗生素,但麻煩的是,細菌有可能會產生抗藥性,也因此人們必須不斷開發新的抗生素。抗藥性會讓感染變得很難治療,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因此喪生。然而,雖然細菌的抗藥性會讓新開發的抗生素逐漸過時,製藥公司卻不願意投資開發新藥。

細菌對抗生素產生抗藥性的問題愈來愈嚴重,市場反而愈來愈不努力尋找這個問題的解方。大多數的大型製藥公司甚至根本不再研究抗生素。如果我們完全只用資本主義邏輯來做醫療,細菌就贏定了。

註一/書編注:協調供應和需求的存貨系統。物品在有需求時只須及時到達,因此存貨會降至最少,甚至是零。

註二/呼吸器的狀況也一樣。這些設備短缺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呼吸器是精密儀器,而且生產成本昂貴。當聯邦政府試圖與某家公司簽約,製作更便宜、更簡單的呼吸器,這家公司就被另一家生產更昂貴機種的公司收購。請參 Shamel Azmeh, “The Perverse Logic of Ventilators,”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16,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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