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怪我們仇富】「慈善」只是有錢人的洗白小遊戲,美國富豪:我能給低薪工人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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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你是否也覺得,「只要有努力就會成功」早已是上一輩人的時代?富人對窮人慷慨解囊,背後有哪些陰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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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富」在如今的社會氛圍下,幾乎就像烏托邦——太過理想而難以達成。有錢人只要捐一棟樓給大學,就能把子女送入名校,平民老百姓的孩子,不是要跟眾多人爭取少到可憐、富人捐的獎學金,就是得背負沈重學貸。這些有錢人的「慈善」,似乎根本難以改變窮人的處境。(責任編輯:梁雁)

為了要安撫公眾憤怒,有錢人用「回饋社會」來掩蓋以殘忍手段得來的財富。 圖片來源: 維基百科CC Licensed

文 / 阿南德·葛德哈拉德斯(Anand Giridharadas)、譯 / 吳國卿

「慈善」的演變:從「社團互助」到「富人施捨」

美國在大慈善時代之前的慈善具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 由眾人協助眾人

以慈善為目的社團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增加數倍。霍爾寫到一個普遍的觀點是:「都市生活的危險與不確定性可以透過友愛的社團而紓解,這些社團在成員罹病和死亡時,會協助成員及其家庭。工匠的社團保護成員免於剝削,並尋求確保他們的工作獲得公平價格。」

《BO》編按:彼得·多布·金霍爾(Peter Dobkin Hall, 1946-2015)為美國歷史學家,曾為哈佛大學「霍塞非營利組織中心」(the 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資深研究員,並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專長為非營利組織研究。

在一八三○年代,阿利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從歐洲遊歷到美國後,發現美國人不會等待國王和教皇來協助人民,而是會組織「社團」─他讓這個詞彙變得家喻戶曉,「舉辦慶祝會、座談會、興建旅館、教堂、分發書籍、派遣傳教士到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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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編按:阿利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為法國思想家、政治家。他以自身在美國遊歷的經驗,撰寫《民主在美國》(De la democratie en Amerique)一書,提出以私人慈善來協助窮人的主張。

隨著十九世紀結束,美國人生活的重大改變,協助發展出今日稱為 組織性慈善 的早期傾向。 學者露西·伯恩霍爾茲( Lucy Bernholz)、姬婭拉‧柯岱莉(Chiara Cordelli)和羅布‧萊許(Rob Reich)在晚近編輯的書《民主社會中的慈善》(Philanthropy in Democratic Societies)中寫道:「人類仁慈行為的古老一如人類的歷史 ……另一方面,現代組織性慈善的起源則是相當近期的事。」

在進入二十世紀前後,新的工業資本主義勃興,從鐵路、鋼鐵、石油及美國欣欣向榮成長的其他部分,創造前所未見的財富。與今日的情況相似, 不平等隨著一些人把握新機會和其他人的錯置而擴大,憤怨升高,平民主義的衝動狂飆 。許多人認為,在之前鍍金時代賺取的金錢多得離奇、得來的手段不公平,並帶給少數人的權力,在一個爆發新平民主義情緒的共和國終究難以維持。同時也滋養了慈善的新觀念:「不平等中的成長可能是公民禮讓的敵人,卻是私人慈善的朋友。」政治學家暨慈善捐獻的主要權威萊許在書中寫道。

當時,出於 利他主義 和想要 安撫公眾憤怒 的自保動機,一些年事漸長的大亨,如著名的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和約翰‧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開始回饋社會。

洛克斐勒的顧問弗德瑞克‧蓋茲(Frederick Gates)寫信對他說:「你的財富滾滾而來,像雪崩般湧至!你必須跟得上它!你必須散布它快過它的成長!」這似乎意謂新慈善的成分之一是,那個時代的一股覺醒,至少一些慈善捐獻者知道必須安撫當時險惡的憂慮和憤怒。

萊許認為,那個時代誕生的新形式慈善是私人基金會,在規模和性質上都不同於過去的慈善:

這些基金會是具備董事會和宗旨的實體,目的在於支持其他機構並創立與資助新組織(如研究機構),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而非直接提供服務(以「批發」方式營運,而非「零售」),並交由私人、自治的託管人管理,聘請支薪的專業人員來執行公共任務。這種基金會的另一面是新的:龐大資源讓它們得以大規模運作,有別於其他較常見的捐獻基金。

換句話說,這些基金會容許少數像卡內基和洛克斐勒這種富豪,在公益上捐獻龐大的金錢,並且因此在國家事務上 取得可與許多公共官員匹敵的決定權 。大型的新基金會不自我設限於一般人群福祉的利基宗旨,而是像國家那樣關注廣泛的問題。新慈善由專業管理實體經營,類似於大公司和政府。由專家提供諮詢,不像較沒有章法的社團。

洛克斐勒當時寫道,「妥善而有效地做這項慈善事業」是很重要的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歷史學家強納森‧李維(Jonathan Levy)寫道,這種新興的慈善愈來愈與托克維爾看到的地方性穀倉募款以解決共同問題無關,而愈來愈變成「『非營利部門』的私人財富重分配─通常這些財富是私人資本家賺來的錢」。

「強盜大亨」以慈善漂白不義之財

儘管新慈善的規模擴大,但是社會仍有許多批評,其中一項批評是捐獻的錢是如何賺來的。萊許指出,新基金會備感困擾,「因為 它們代表鍍金時代的強盜大亨可能以不公平方式賺進財富 」。當洛克斐勒提議成立慈善基金會,以處理不斷湧進的錢時,遭致強烈抗拒的聲浪,譴責那些錢是不義之財。

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說:「不管用這種錢財做多少慈善,也絲毫無法彌補取得它們的惡行。」人們對洛克斐勒不怎麼慈善地壟斷石油和不怎麼慈善地厭惡工會仍然記憶猶新。查爾斯‧畢爾德(Charles Beard)與瑪麗‧畢爾德(Mary Beard)曾描述強盜大亨「粗糙的富豪統治」,和他們如何「想方設法尋找較體面的保證和補償作為遮掩」。揭弊記者馬修‧約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在一九三四年寫的歷史書籍《強盜大亨》(The Robber Barons),被認為是創造這個名詞的人,書中寫道,他們如何 「急於想捐出一部分掠奪而來的戰利品,好像害怕不交出多一點錢會招致上帝的憤怒」

其他批評集中在新慈善不但 漂白了以殘酷手段賺來的錢 ,而且將它 轉變為對民主社會的影響力 。萊許寫道,這些新基金會「引發社會不安,因為被認為是極度反民主的機構,除非受到一群特別挑選的託管人管理,否則可能是難以根絕且無法可管的實體」。萊許引述長期擔任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論派牧師約翰‧海內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的批評:

我毫不懷疑現在指導這些基金會的人,例如,代表洛克斐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人,是有智慧、有見解和有遠見的人,而且有最良善的動機 ……我的觀點是從民主的整體思想來看 ……從這個觀點,讓我認為這個基金會和角色一定很厭惡整個民主社會的概念。

正如萊許指出的,今日要聽到這種批評已經很難得了。「我們已走過漫長的一百年,」他寫道:「慈善在今日廣受尊崇,富人創立的基金會不再受到公眾或政治上的質疑,而是獲得公民的感激。」現在很難想像美國總統或許多具有影響力的記者,譴責富人捐獻金錢。的確,在偶有記者違反這個規則時,其他記者會很快強化這個規則。

慈善內幕(Inside Philanthropy)網站創辦人,也是這個領域少數具有批判精神的有影響力記者大衛‧卡拉漢(David Callahan),最近出版一本談論這個主題的書籍《施予者》(The Givers),《紐約時報》書評人也是一位同行記者的態度,透露出這些施予者藉由一個世紀以來的說服得到多少效果:「許多讀者會氣惱地雙手一攤:難道我們現在應該抱怨有錢人變得太有社會意識嗎?這個作家到底想要什麼?」

在二十世紀初對慈善的顧忌很普遍時,人們可能很難想像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記者斥責同行記者批評菁英的權力。但是那個時代和今日不同,回饋金錢無法買到對施捨者的寬恕,無法讓人無視於金錢的來源並保持緘默,不會讓記者感覺對富人抱歉和急於為他們辯護,也封鎖不住人們質疑為富人製造財富的體制。當時的慈善文化是人們創造出來並逐漸普及的,而在創造這種新文化的思想貢獻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卡內基在一八八九年寫的一篇文章,當時他正是一個對未來會如何看待慈善最感興趣的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CC Licensed

《BO》編按: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為二十世紀初美國鋼鐵大亨,曾為降低員工工資引發激烈勞資抗爭,甚至演變成流血衝突;但他同時也是著名的慈善家,不僅創立「紐約卡內基基金會」,還廣設圖書館、捐土地作為國家公園使用。(註:此處非指人際關係大師戴爾·卡內基 Dale Carnegie。)

有錢人好委屈?卡內基: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才能為社會帶來進步

卡內基以 〈 財富 〉 為標題的文章,被後人稱為他的「財富福音」,這篇文章協助建立慈善的新願景,不僅反駁他和其他人面對的種種批評,並且有效地瓦解批評者與質疑者的正當性,還質疑他們質疑的權利。

卡內基先澄清所有對他和其他施捨者如何賺錢的嚴厲指控,並紓解對私人權力支配民主體制公共事務的憂慮。批評者似乎想要一個卡內基和洛克斐勒不以極端手段奪取金錢的世界,如此將使他們擁有較少可以施捨的財富,進而限制他們可以發揮的影響力。如果卡內基想要反駁這一點,就必須辯稱先有極端的奪取,接著以極端的施捨是最佳選項。

發表在《北美評論》( North American Review)的卡內基福音,先聰明地指出批評者思想的謬誤,他宣稱不平等是壞事,但卻是真正進步無可避免的代價。「人類生活的條件不僅被改變了,而且是有了革命性改變。」卡內基寫道。不平等是比外表看來更好的東西,他解釋:「我們今日所見百萬富翁的豪宅和工人陋屋的對照,反映出文明帶來的改變。然而,這種改變不應該引起悲嘆,而應被視為十分有益且受到歡迎。」階層的形成是進步向前的代價

當然,即使不平等是進步的代價,當時崛起的百萬富翁不一定要從他們的事業裡壓榨這麼多財富,也不必然要給勞工這麼低的薪資。如果沒有這種貪婪,勞工就能改善陋屋,即使不是升級為豪宅,至少也有像樣的房子。卡內基駁斥這種說法,他說,沒有別的選擇,你必須以最積極甚至吝嗇的方式營運,否則只有倒閉一途:

在競爭法則下,僱用數千人的雇主被迫斤斤計較經濟的計算,其中支付給勞工的薪水是重要項目,而且雇主與受僱者、資本與勞動、富人和窮人之間總是會有摩擦。

這是卡內基的兩步驟思想的第一步: 如果你想要進步,就必須讓富人盡一切可能賺錢,甚至讓不平等擴大。 他說,企業家值得擁有這個許可,因為「組織與管理是罕見的才能」,它的方法是不容質疑的。卡內基寫道:

因此,我們接受並歡迎一些必須容忍的條件;環境的大幅不平等; 企業、工業和商業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如果有人質疑這些企業管理者的智慧,卡內基說,他們的才能已被「擁有才能者總是獲得巨大報酬的事實所證明」。換句話說,富人必須可以盡其所能賺錢,因為當他們可以這麼做時,往往可以賺很多錢,進而帶來所有人的進步。

「不平等」只是「奪取」與「施捨」之間的短暫狀態

卡內基以這些概念來有效地宣稱,創造財富的經濟體制是無庸討論的。現在可以來談福音的另一半─施捨:

這引發一個問題,如果前面說的屬實,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唯一問題,就是在文明創立的法律下, 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財富的正確管理模式是什麼?

卡內基權衡不同的施捨財富方法,並嘲弄其中最常見的兩種:交給後代子孫與在死後施捨。前者培養出庸弱的子孫,後者則是浪費潛在的協助時間,並且讓受益者等待富人死亡。事實上,卡內基有別於當時和現在的許多人,認為 懲罰性的遺產稅可以鼓勵慈善 ,「在所有形式的稅法中,這似乎最明智」。如果富人知道大部分財產在死後會消失,可能會在活著時就被說服捐獻出來做善事。

主動施捨自己的財富,是卡內基唯一支持的方法,因為依他所見,財富屬於社會,擁有就是囤積。富人應實踐「適度、不浮誇的生活,避免炫耀或奢華」。對於保留的財富,他「只是比他貧窮同胞的代理人和託管人」。囤積因此類似於從公眾盜竊:

一輩子持續囤積大量財富的人應該知道,善用財富在公益用途將會造福社會,也應該知道以國家為形式的社會不能被剝奪應得的一份。

合理化極端奪取的人在這裡鋪陳一項極端施捨的理論,它很動聽,不只是因為施捨給大眾,還宣稱你不需要,而大眾可以拿來利用的錢並非真的是你的錢。 卡內基提出一個你有權想盡辦法賺錢的極端思想,和你有義務回饋的極端思想。「它是一個奇怪、聽起來矛盾的畫面。」歷史學家李維寫道:「卡內基坐在書桌前,寫信給在卡內基鋼鐵公司(Carngie Steel Company)的助手,要求他們減薪,然後寫信給另一個慈善助手,給他錢(藉由減薪賺來的錢)任意施捨。」

所以,對卡內基來說,不平等只是奪取階段與施捨階段之間的短暫狀態。他寫道,回饋是「財富暫時不平等分配的真正解藥,是富裕與貧窮的和解─一個和諧的統治」。這種暫時不平等的思想很重要:對卡內基而言,不平等是短暫的─是進步所不可或缺,但是很快可以因為進步的果實而逆轉。

卡內基似乎預期人們會反對,如果窮人的薪水提高一些,可能就不需要這麼多施捨。 他以充滿父權的語氣為暫時不平等辯護 ,寫道:「流經少數人手中的財富可以發揮提升群體的更大力量,勝過以少量形式分配給眾人。」他在後續的文字中說明「少量」是指薪水。卡內基舉彼得·庫柏(Peter Cooper)這位由工業家轉為慈善家、位於曼哈頓的庫柏聯盟(Cooper Union)創辦人為例,寫道:

以少量分配給眾多人的財富,大部分將被浪費在嗜欲的沉溺,其中有些是過度的,甚至以族群來看,一部分被用於最佳用途的金錢,例如,用來增加房屋舒適度的錢,比起從庫柏研究所(Cooper Institute)流出與後世將持續流動的錢,能否對族群帶來任何益處是很值得懷疑的。

卡內基認為,他不能給支薪工人好薪水,不能對工作多少小時才算太長感情用事,因為將會傷害公眾利益,但是他能回饋給工人,為低薪工人最終的快樂和滿足,而資助圖書館、博物館與公共設施。他寫道:

這是富人與窮人間必須解決的問題。累積法則將保持不變,分配法則不變,個人主義將持續,但 百萬富翁將只是窮人的保管人 ;受託暫時為社會管理增加的大部分財富,這是遠比社區為自己管理財富的更好方法。

這是妥協、停戰,簡單地說:不要在競爭的市場阻擋我們,我們將在獲得勝利後照顧你們。錢將會更明智地花在你們身上,勝過你們自己花錢。你將有機會享有我們的財富,以我們認為你應該享有的方式。

我們從中看到一個被日後的市場世界式施捨奉為圭臬的原則:

以事後的仁慈來合理化為所欲為的資本主義;殘酷靈魂的麻木不仁和不正義,因為後來的慈善而獲得寬恕;施捨不僅協助弱勢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藉此避免他們找強勢者的麻煩,特別是以慷慨作為替代手段,可避免社會需要更正義與平等的系統,以及更公平的權力分配。

卡內基的文章發表一百二十七年後,在紐約舉辦的一場慈善會上,似乎每個人都已內化它的核心原則。募款的組織協助遭遇困難、脆弱和貧窮的紐約人尋找工作、住屋、技術、夥伴及安全。整個晚上分成兩類舞台上的表演,以黑人與棕色人種為主的年輕人和被協助者,不斷為捐款人跳舞,然後在表演的空檔,年長的白人老人被帶上台讚美他們,並談論他們對慈善計畫的慷慨,並獲得聽眾的鼓掌。

大多數捐款人在金融界工作,包括企業掠奪者,他們藉由降低成本來提高利潤,是就業安定的禍首之一。他們是市區改建業者,協助推高房價,讓像這些年輕舞者的家庭更難在城市維持生計;他們是大幅降低投資績效獎金稅率的稅法受益者,但是公共財庫卻苦於稅收短缺,城市貧童學校的資金不足,因而導致他們流連街頭,偶爾才在幸運時得到慈善濟助。但是這些捐款人很慷慨,而為了交換他們的慷慨,這些故事將不會被提起。

沒有人會說可以說的話:如果那些捐款給計畫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投資、不同的方式經營公司、不同的方式管理財富、不同的方式捐款給政治人物、不同的方式遊說、對於住在佛羅里達州以規避紐約市稅法有不同的看法;換句話說,如果他們願意放棄珍惜的東西,這些岌岌可危的生活就不至於會如此岌岌不保。這是在一個城市的一個晚上,但它代表的卻是一個普遍、未被說出口的豁免交易:慷慨賦予贏家豁免這類問題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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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 《贏家全拿:史上最划算的交易,以慈善奪取世界的假面菁英》,由 聯經出版公司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 維基百科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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