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不相信黨?走過大饑荒與文革,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揭露中共隱瞞的血腥暴政

【為什麼我們要推薦這篇文章】

他是位土生土長的中國人,卻自骨子裡反對這個國家。過去我們有一篇文章正專訪這位流亡作家袁紅冰,《中共不惜一切代價要統一台灣,但台灣人好像不在乎?》,他是自由派運動發起人,與中共大多持不同意見,尤其在台海關係中,他多次警告台灣人不可簽屬「和平協議」,否則將會步入香港、新疆慘烈的局面。

為什麼他的立場與中國這麼矛盾?文化大革命和內人黨事件奪走他對中共僅存的一絲信心,中共長期施予人民的恐懼與思想禁錮,使他不當一位「政治正確」的中國人,逃離中國。(責任編輯:鄭伊真)

袁紅冰曾任教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 8 年,2004 年流亡澳洲申請政治庇護,目前取得澳洲國籍。(攝影:李昆翰)

文 ∕ 陳怡杰 攝影 ∕ 李昆翰

一般中國人有的「政治正確」在我身上找不到。

袁紅冰是漢人,但成長於內蒙古呼和浩特,言談間、骨子裡盡是蒙族人高傲、狂放典型性格。

出身報社大院

對我而言,沒有所謂政治正確『清醒』轉化過程。」因為父親是《內蒙古日報社》編輯,袁紅冰從小有很多接觸中外古籍機會,「我家就住報社大院,《內蒙古日報社》有一間很棒的資料室,1962 年(10 歲)開始會進去翻,我年紀小又是員工眷屬,只要不把書帶出來,沒人管我看什麼書。」

對中國政權有印象是更早以前,「報社大院北面,有一列坍塌的古城牆,7 歲我常跑去坐城牆上,看那些從內地逃難而出的流民。」算一算時間,那是 1959 年,中國為執行「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運動」而持續 3 年的全國性大饑荒。

三年大饑荒

「餓莩遍野,那些離鄉背井的難民皆在要飯」,袁紅冰回憶當年內蒙古狀況比內地好些,「內蒙地廣人稀,很多人民內地活不了逃過來,當時那些流民不被允許進城,通常翻過陰山山脈住到荒漠草原上。地廣人稀又有數百萬頭野生黃羊,這時就活得成了,黃羊那 3 年間也幾乎被抓吃光。」

黨說那 3 年是自然災害,實際是農業政策失敗 」,那年中國搞人民公社,把農村變巨大集中營,糧食一律歸入公社,「最後連農村最重要的 種子糧 都拿走、當農業稅上繳。」

走幾步路會死,看得出來

後續曾有學者從 中國國家統計局 出版《統計年鑑》估算,那 3 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達 3 千萬(時中國人口總數 6 億 5 千萬),「那時在城牆邊看多了,連哪個人走幾步路就會死都看得出來。」

「遠遠看那人,若感覺 起來了,不出百步,肯定摔倒。」他稱之後才是最殘忍的,「逃出的人太餓了,人摔倒沒多久失去意識死亡,旁邊飢火燒腸、巴巴等著的人群野狗即撲上去吃,有時餓到沒意識,人剛倒下還沒死,就被 了。」這一幕幕看進袁紅冰眼裡,「我根本不相信這黨。

16 歲時第 2 場巨變降臨內蒙。

內人黨事件

1967 年正值 文化大革命 ,共產黨對內蒙古自治區發起「挖肅」運動(肅清反共產黨者、分裂主義份子),1 年半間數十萬內蒙人被抹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下稱「內人黨」)迫害。「內人黨早在 1947 年中國授意下解散,文革間卻被安上這莫須有的 黨名」,袁紅冰看著從小一塊長大的蒙族朋友家族被關押受刑。

「很多人不相信『怎可能把一個民族全抓,數以萬計啊』,也許希特勒做不到,但中國做到了。」那 1 年多,內蒙古實施軍事管制,工廠倉庫、學校校園全成關押人民的臨時監獄。

「看多黨的橫征暴斂,我從小不信這套。」(攝影:李昆翰)

中國已停刊的敢言媒體《炎黃春秋》2009 年曾發表《「內人黨」冤案親歷記》,估算該事件致死 4 萬多人、傷殘 14 萬多人,被迫害人數約 70 萬。

玩伴親友受刑

「很多童年玩伴父親母親都被迫跳樓、臥軌。」袁紅冰曾在村裡看過軍人把一位內蒙人以「四馬攢蹄」(從背後把兩手兩腳拴在一起)方式吊在橫生而出的樹幹,底下架直徑一米五大鐵鍋,鍋內無物空燒至火紅,那人衣服被扒開慢慢放下在鐵鍋隔空加熱,被逼問「你是不是分裂祖國?」「蒙古人都很樸實,這一逼,沒等他招,肚子突地承受不住氣壓爆開,臟腑一落進鐵鍋,火舌像蟒蛇一樣向上竄、燒上他身」。

「這種情形不少見」他幽幽的說。

陳寧寧是袁紅冰父親編輯同事的兒子,袁紅冰曾在自傳《文殤》第四章 寫著

「…那天開始陳寧寧精神失常了,在死寂的深夜,經常可以聽到陳寧寧狂亂的歌聲搖曳在漆黑的夜空,歌詞的內容都是讚揚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偉大、神聖,可是,那歌聲卻像一個在絕望的瘋狂中尋找慰藉的、衣衫破碎的醉漢…」。

「也許我們是漢人,也許因為母親是共產黨基層黨工,那時袁家逃過一劫。」不過因任職報社編輯,袁紅冰父親也曾被拉出批鬥,「被叫去站桌上,低頭彎腰向群眾給交代自己犯了什麼罪。」

大概直擊太多這些,袁紅冰訪談間常露出奇怪笑容,一種「跟你講再多你能懂得我目擊感受嗎」的詭異笑容。

他想起小時候在報社資料室常翻的古籍,「好的政府不是愛民如子,怎不是這麼回事」,「大饑荒」與「內人黨事件」簡直把他最後一滴對中國政權認同抹煞殆盡。

27 歲念大一

上山下鄉」(1955 年至 1970 年中國鼓動知識青年到農村定居、勞動)後又幾年動盪過去,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打算恢復停招 10 年的高考(大學入學考試),求知慾正盛、當時 27 歲的袁紅冰打定主意要上學。

1979 年高考外語成績他甚至拿了內蒙第一,他說動盪期間從沒停止自學,也非父母教導,「他們文革時忙著閃都來不及,哪有時間教我。」

本想念文學

進入北京大學插曲不少,「我不是抱著『學法律在中國做出一番名堂』的云云雄心去北大,入學前我對法律一點興趣都沒」,一開始,他以第一名考上 北大俄羅斯語言文學系

有個走後門的也想念俄語系 ,但因成績差我 100 多分,直接把我名字拉下太難看」,當時招生委員會把袁紅冰找去「你上法律系好不好?」,他無意爭論「無所謂,能上北大就行。」

北大時期

在我心中法律是三流智慧,第一流是哲學,再者是文學 」,袁紅冰稱北大法律本科生(大學部)4 年沒做過筆記,唯一有價值的課是 〈語法修辭學〉,「對思考沒用,但對寫作語言邏輯有幫助。」誑語如此,袁紅冰法律仍念得如魚得水,本科生畢業後繼續研究生,主修刑事訴訟法的他因成績頗優,原本 3 年時程他 2 年就念完,「1986 年中國才恢復學位不久,刑訴最高學位就是 碩士 ,於是我留校任教。」

他不少大學同學都在中國官場騰達,李克強(今中國國務院總理)、孟宏偉(今中國公安部副部長)、黃爾梅(前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等,「我們都是「老三屆 」(代稱 1966 年至 1968 年高中畢業生,因被「文革」延誤,1977 年恢復高考後這 3 屆仍被允許參加考試至 1979 年),李克強 77 級、我 79 級,一塊兒上過幾門如 〈西方憲法〉 的大課,課餘一起喝酒。」

袁紅冰言語狂放、性格高傲。(攝影:李昆翰)

大二參選民意代表

回想北大時期,袁紅冰稱他在校沒遮掩反黨傾向,「那時胡耀邦主政中國 10 年支持思想自由,北大自由學風媲美蔡元培時期,若沒有胡耀邦,我早被開除」,大二時他甚至出馬競選民意代表。

1979 年中國修改《選舉法》,決定 1980 年把原先直選層級由鄉(鎮)提升到縣(區),不少北大學生看準這點躍躍欲試,該年 11 月 9 日,袁紅冰和中文系姚禮明、研究生會主席薛啟亮宣布參選北京市海淀區(北大所在地)人民代表,之後共有 15 名北大學生參選。

雖然 12 月 13 日公佈選舉結果,袁紅冰不在當選之列(那年學生選區共計選民 6084 人,投票率 91.2%,由哲學系研究生胡平以 3467 票當選海淀區人民代表),但這波風潮已對北大燕園學子產生影響,「那時中國高層想整肅我們 15 人準備開除學籍,最後胡耀邦(時任中國中央總書記)堅稱對學生不該整肅、教育即可。

他感嘆胡耀邦死後,知識界如此緬懷,只因「他讓中國思想自由有發芽機會。」

胡耀邦的默許

「後來我留校任教,講課也不受拘束 ,課堂鼓吹『自由是人的最高價值』都沒事,當時黨才是最高價值;也在課堂講『無罪推定原則』,即使黨辦案根本是『資產推定原則』。」袁紅冰任教時每周也辦講座讓師生討論,同時講自己開發的英雄人格哲學。

「之後的中國哪能允許你創一派哲學出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就講白『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重要思想指引 』, 馬克思唯物主義就是最高哲學 ,怎可容你創立自己的哲學?但胡耀邦允許,我做這些都沒事。」

「1989 年 4 月胡耀邦去世,頑固派反擊,趙紫陽勉強又保留 2 個月思想自由,但群起緬懷胡耀邦運動未止息,兩個月後,六四發生」,「最終,1989 年六四的徹底鎮壓,讓中國思想界自此噤聲。

(本文經合作夥伴 上報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上報人物】我為何不相信黨?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狂人囈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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