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當「自私的台北人」──過度發展讓倫敦反思公宅政策,台北不該成為只剩繁華的空殼

BO 導讀
柯文哲的公共住宅政策一直窒礙難行,3 月時台北市都市發展局長林洲民、文化與社會觀察家劉克襄和張鐵志、作家舒國治、小說家李維菁昨齊聚一堂,以「台北城市生活家 」為主題進行會談。而談到台北人因擔心破壞房價而排斥公宅,卻接受豪宅,林洲民批評是「自私的台北人」。

文 /chataulait

十幾年前我到倫敦念碩士,學校在市中心 Zone 1 的南端。

(倫敦的交通分區是以市中心為圓心,稱為 Zone 1,然後往外畫出許多同心圓,依序為 Zone 2、Zone 3……)。

由於需要經常往來於學校和大英圖書館、倫敦大學總圖書館,我常常從 Zone 1 的南端走到北端,路上會經過中國城、SOHO 等等不是很有錢的區域。我租住的公寓是 Zone 2 裡面靠近 Zone 1 邊界的國宅, 附近的 Elephant & Castle 治安非常糟糕,天黑後我們都避開那一帶 ;但是那裡有很讚的 Clarks 皮鞋暢貨中心,一雙鞋常常不到十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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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愛死了倫敦。在這個城市裡, 可以看到來自各種種族、文化、階級的人在居住、活動,有最高級、精緻的文化、商店和住宅區,也有各種次文化充斥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所以,在繁忙的課業中,我最喜歡的休閒活動就是用步行來感受這個城市。就算我穿越戲院、SOHO 那一帶時偶爾會遇到醉漢的言語性騷擾,每次來回大英圖書館時我還是要走那一條路,順便逛逛路上的二手雜貨店、二手書店。住在倫敦,我可以這個小時在泰晤士河畔 Somerset House 精緻的藝廊裡看展覽,下個小時又在 SOHO 和把我當日本妹騷擾的流浪漢對嗆。

前幾年倫敦奧運的那個暑假,我又去了倫敦一次。 除了一些古蹟以外,這個城市變得十分陌生 。這十年來,倫敦的發展模式和馬郝市長時期的台北有許多相似之處,都 強調快速發展、國際化,搭配大規模的炒房來活絡經濟 。由於倫敦的條件比台北好很多,這個發展策略在某些方面來說算是相當成功。

於是,城市裡蓋起了幾百棟新的摩天大樓,還有不少研究討論起這些新建築如何徹底改變倫敦的天際線。此外,市長推行各種看起來健康、實際上頗昂貴的生活方式 – 例如自行車文化;或是要在泰晤士河上蓋一座 Garden Bridge,顧名思義,就是一座作為城市花園的橋(結果除了預算增加兩倍以外還有各種其他問題,爭議之多大概和台北的大巨蛋有得比)。

總之, 倫敦這十年來逐漸變成了一個超級昂貴的城市 。因此,上次我到倫敦的時候,以前在 SOHO 一帶看到的便宜小店全都不見了, 只剩下各種精品店、連鎖店和餐廳 。除了觀光客會消費的產品以外,過去在市中心常見的次文化都很難繼續在 Zone 1 的街頭看到。朋友告訴我,這些產業現在都無法在市中心生存,大部分到東倫敦去了。現在的倫敦市中心雖然看起來到處都很光鮮亮麗,但是卻也變得無聊很多, 不再具有過去多樣豐富的人文景觀

與此同時,倫敦的豪宅開始在社區的門口、 周圍用尖錐驅趕流浪漢 。英國的官員卻不認為這是個大問題,甚至在國內房價炒到新高時,宣稱:因為現在到處都是百萬英鎊以上的房子,它們的屋主都成了百萬英鎊大富翁;也就是說,英國增加了好多百萬富翁,真是可喜可賀!

結果是,英國人現在擁有自宅的比例,回到了 1970 年代大規模蓋平價住宅之前的狀況。 過去英國政府蓋公宅的努力成果已經被消耗殆盡

 倫敦的天際線佈滿了高樓大廈,看似繁華卻也失去文化(圖片來源:Flickr Kristoffer Trolle CC Licensed)
倫敦的天際線佈滿了高樓大廈,看似繁華卻也失去文化(圖片來源:Flickr Kristoffer Trolle CC Licensed)

柏林去年公布了新的房價控管政策。市政府很坦白的說:「我們不要變成另一個倫敦 。」有些媒體已經觀察到,當較便宜的東倫敦也越來越居大不易時,有一批倫敦人選擇了移居柏林。

但是英國的官員似乎還是不知道民怨有多高,又或者說他們不在乎民怨。所以今年保守黨推出了一個和台北的連勝文在家庭財富、政見、競選方式都十分相似的倫敦市長候選人 Zac Goldsmith。選舉的結果也和 2014 年底的台北類似。雖然這位勝文二號試圖很優雅的承認敗選,憤怒的英國人還是到他的臉書落選聲明底下罵翻天。

大約六七年前,英美媒體對倫敦的報導幾乎都在讚美這個城市成功的重新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有各種美化城市的政策等等。同樣的時間點切換到台北,正是郝市長第一任的任期內,台灣媒體對馬郝兩位市長的報導也很相似。不過隔了幾年而已,現在我三天兩頭會在英國報紙上看到討論 貧富差距、居住正義、炫富文化 的文章。

新任的倫敦市長 Sadiq Kahan 有一個重要的政見,就是要 廣建平價住宅 。和台北市一樣,這個政見要實現有各種現實上的困難。然而,昨天我才看到一篇社論,大意是: 無論公宅的政見能實現多少,想選上倫敦市長的人就必須這麼主張,否則別想當選,因為倫敦人已經受夠了

幾年前英國有媒體的報導分析為何英國的兩個主要政黨在執政時都不認真打房。它提出的理由是:無論工黨或保守黨都希望爭取 中產階級的選票,而這個階級的選民通常擁有房產,不會願意自己的財產貶值 。就在前幾天,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表示不能讓人民的資產縮水。

這樣的理論在中產階級幾乎都有房的狀況下或許可以成立。然而,在台灣、英國、美國這三個我比較了解的國家, 中產階級貧窮化的問題都已經越來越嚴重 。一旦中產階級(或是上一代中產階級的子女)不再具備擁有房產的能力,不打房的政策還能繼續獲得選民的支持嗎?

至少,在台灣 2014 和 2016 兩場選舉中,都可以觀察到, 五六十歲中產階級的下一代多數是比他們的父母更貧窮的;他們不僅是幾乎一面倒的用選票說出自己的心聲 ,甚至還有不少人能夠影響上一代(也就是那些有房的中產階級)的選票。因此,柯文哲的房價論在當今的台灣是否符合台北居民的最大利益、是否能為他穩固選票?我認為柯市長需要再更仔細想一想。

Sadiq Kahan 和柯文哲兩位市長能夠實現多少居住正義?我等著看這兩個城市的發展。

(本文由 chataulait 授權轉載。未經允許,不得轉載。首圖來源:Flickr Pedro Szekely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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