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敢不當《彭博》執行副總編,你敢不敢加入他的團隊打造給年輕人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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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四月一日愚人節。No worry,我不寫假新聞騙你們,雖然這新聞看起來真的超假:

「預計在第二季 App 正式上線的原生移動媒體公司 Knowing,透過台灣最大群眾募資平台 Flying V,舉辦『做有粉絲的媒體,尋找與支持台灣第一位 90 後總編輯』活動後,一路受到年輕人與在校學生熱烈討論。

十多位報名者經完整筆試、面試測驗後,最終由 22 歲的孫大翔脫穎而出獲選總編輯。」

基於道德與良知,以及作為一個下屬的責任,我不方便透露《BO》總編輯的歲數,我只能說比 22 多一些、一些、一些些。在一個媒體裡,總編輯「通常」是較為德高望重的角色,你不會看到八年級、90 後坐在總編輯的角色。

為什麼這個新媒體 Knowing 敢這樣「玩」?

Knowing 背後的創辦人其實是個老媒體人——楊方儒,他給自己的介紹是這樣:曾任中國《周末畫報》財富版執行主編、彭博商業週刊 / 中文版執行副總編輯、繁體版 App 發行人,近年先後漂流在北京、香港、台北,對於大中華區高科技產業發展有第一手觀察,並在兩岸三地出版《貧創新》、《郭台銘 錢能解決一切問題?》等暢銷財經書。

而現在,他是一個回台造夢的創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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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最罕見的創業者類型大概就是媒體人了,這很有可能也是台灣媒體一直「沒有長進」的關係。

「你想想,台灣的《商業周刊》、《天下雜誌》總編輯跟你說他不幹了,要去創業做一個新網站,大家會怎麼看..….」

身上掛過的頭銜多到打趴台灣一票媒體人的楊方儒,用上面那句話總結了台灣媒體產業稀缺的創新能量。

楊方儒待過台灣《遠見》雜誌,五、六年的資歷,頭銜薪資都好,還買了新店山上的別墅;2010 年,他拋下別墅跑到中國《環球企業家》,薪資很低、住所比台灣別墅的庭院小,他自述:「在台灣財經雜誌領域確實很熟悉,我跑久了也很輕鬆,每年寫三、四個大專題考績上就還過得去,其實真的都在重複,重複我會做的事情。」所以他出走到中國;前兩年,他又分別在中國《周末畫報》財富版擔任執行主編,以及《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的執行副總編輯。

錢和頭銜都有,物質生活全然富足——沒錯,他又不安分了:2014 年 9 月他向《彭博》遞辭呈,「回到台灣這幾個月,我正在走下坡路,重新把自己歸零,也把過去傳統媒體管理者的心態與架子全部清空,重新向年輕網路世代學習。」

學習方式是「創業」,創立一個以行動時代為主軸的新媒體:Knowing。楊方儒說他這個媒體跟台灣目前新媒體最不一樣的,一是他聚焦在行動端、只做 App;二是他的團隊要絕對年輕,他們要招募台灣第一位 90 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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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給台灣年輕人舞台,去想他們可以把什麼東西給社會
「90 後!你這樣限定年紀可以嗎?憑什麼我不能去應徵?」
「可以啦,那就是個寫法嘛,中華民國就業服務法也規定不能限定求職者年齡!我要強調的是『我們就是要找年輕人』!」

我問楊方儒他對台灣年輕人的認識是什麼,他說台灣年輕人的素質很好是毋庸置疑的,就是沒有舞台:

「我講直接點,以台灣主流雜誌來說,現在的封面版型與設計方式,跟十年前有什麼不一樣嗎?《彭博商業週刊》之前還找《滾石》雜誌的設計總監來重新改版。翻天覆地的變化,就真的做活了,也證明老媒體有新生的可能性!當時我們港台團隊一直在學他們的設計 DNA,還有對報導的高水準要求。」

不思創新的組織不需要新創意注入,年輕人當然沒有發展舞台。楊方儒認為,在太陽花學運與九合一選舉中,大家都看見台灣年輕人「重新創造」台灣的力量有多大,這都證明年輕人已經不再被污名化為「草莓族」,而是改變社會的中堅力量。

楊方儒自信表示,他能提供給年輕人的、想跟年輕人一起做的跟傳統媒體非常不同,「我回歸到『年輕人可以把什麼東西給社會?』比如談看待世界的方式,假設你跟我說你討厭媒體造柯文哲神,那請你告訴我你要用什麼視角來做新聞?國際新聞有很多可以取材的東西,比如伊斯蘭國,但你得告訴讀者,為什麼這個新聞他現在必須點擊進去看,甚至為什麼要分享這篇出去?」

楊方儒說的是「包裝」的能力。他說,一個好的編輯團隊絕對要有「包裝」能力,

「光是一個復興空難,除了現場新聞,你還可以做飛機機型、航路、座位選擇、松山機場是否需要遷移等方向,不要把自己綁住,對議題要更有想像力。傳統新聞寫法都是 5W1H,讀者不會分享這個,大家分享的一定是有視角和有觀點的文章。」

楊方儒以《BuzzOrange》在復興空難事件發生時分享的一篇文章說明,當天《BO》刊登了一篇 2013 年討論松山機場是否搬遷的文章;文章雖然是舊文,但內容觀點仍犀利,最後獲得不俗的流量與分享數,「我想找的就是能想出、做出這樣新聞的人,年輕人沒有太多包袱,所以是最適合的。」

因此,Knowing 在群眾募資網站 flyingV 推了「尋找與支持台灣第一位 90 後總編輯」專案,尋找他心目中理想的「無包袱」編輯團隊,製作更多吸引年輕人、符合年輕人需求的新聞資訊。

台灣年輕人的才華也的確沒讓楊方儒失望,他最近才撰文說,募資專案上線第一天,他的臉書就湧入許多年輕面孔希望加好友:

「『90 後總編輯每天要寫多少稿?沒有管理經驗怎麼帶團隊?基本的採訪能力還不到位,怎麼寫出分析文章?』

我一邊看著他們千奇百怪的問題,一邊欣喜他們腦袋還沒僵化,想像空間十足,一邊也看著他們每個人的臉書,認真看著他們的生活一切,這才發現我真的離 90 後好遠好遠好遠。

同一時間,陸續有好幾封應徵總編輯的履歷及作品,飛進我的 email 信箱。每一個人,經歷與人生經驗都讓我驚艷,雖然有的還在學,但已經是接受過無數採訪與報導的名人(尚未進行面試與筆試,個資必須保密)。有的雖然剛畢業,但是文章作品邏輯井然,絕對不輸我們刻板印象中的強國年輕人。」

楊方儒認為,新聞產業還有很多探索的空間,Knowing 會針對即時新聞來做,但是和比誰快速的傳統媒體不同,他們要做的是有年輕人視角、分析和觀點的新聞。

  • 做 App 不做網站,因為手機才是人們 24 小時帶在身邊的東西

除了強調絕對年輕的編輯團隊之外,從 App 端出發做「行動媒體」是楊方儒的另一項堅持。台灣目前的新媒體都還以「網站」為優先發展,Knowing 則決定從 App 開始。

「畢竟手機才是現在 24 小時跟著我們的東西嘛」,楊方儒說,台灣新媒體多數都把資源集中在 Web,媒體類 App 目前也沒有一個台灣人都會下載的、成功的 Model;台灣前二十大應用程式下載榜中,只有《蘋果日報》是內容相關,「這就是我看到的缺口。手機上的閱讀需求一定存在,但為什麼台灣前二十大下載量 APP,只有一個《蘋果日報》是做內容的?不可能是因為大家不愛讀東西、不需要知道新聞。」

堅持做 App 的另一個理由,和提供更好的使用者體驗有關。楊方儒說網站的流量,在現在看來可能反而會成為一個包袱:

「你看台灣前二十大網站中有好多個內容農場,而傳統媒體認為,這些內容農場都是小偷;再者,這些網站的商業模式是脆弱的,大額流量沒辦法轉化成大額收入。但 Knowing 這個 App 的重點不是流量,是下載量以及黏著度、每日活躍用戶數。

雖然流量是評判 Web 價值的一個要素,但是轉到 Mobile,其實很多 in-app 的東西是 google 搜不到的、Alexa 流量也看不到的,因為用戶所有活動都是在 App 內發生。」

楊方儒說,很多人告訴他「台灣人不喜歡 App」,但在他看來多數是因為「用戶體驗」沒那麼好,目前有經營 App 的傳統媒體,雖然多數在網站的表現很好,但是手機是完全不一樣的世界,Web 端的成功不見得代表 Mobile 也能成功。

  • 商業模式:好看的、讓人想分享的原生廣告

成不成功當然不是下載量高就好,有沒有可行的商業模式更是重點。Knowing 的商業模式是賣廣告,但是怎麼賣?楊方儒認為,台灣現在還沒有一個真正好的行動廣告:

「那些蓋台廣告,大家只想直接按 X,有的還找不到 X!對媒體來說、對用戶來說、對廣告主來說,是三輸。絕大多數手機上的 Banner 廣告,根本就是被當做沒看到,被下意識的忽略了,更不用說點擊進去看了。」

好的行動廣告在台灣一定有發展空間,因為廣告主都希望能夠儘快把預算移到行動端——要想登上《蘋果日報》的 App 廣告,就算是一跳出來就被按 X 的全屏廣告也得等兩個月——但是媒體的平台、代理商都很煩惱,不知道「好的行動廣告」怎麼做。

楊方儒說,他在美國、中國看到的行動廣告模式,在台灣都還沒發生,比如原生廣告,「像 BenQ 最近的投影機廣告就是好的嘗試,內容好用戶會轉、媒體也會報導,大家都覺得那廣告不錯,都希望看到更多這樣好的新型態廣告出現。」

所以楊方儒希望在 Knowing 上實驗出好的行動原生廣告,就像美國網路媒體《Buzzfeed》一樣,透過一個專門服務廣告客戶的創意部門,製作「好看」的廣告內容,「媒體會更知道讀者想看什麼,所以以後我們也會做廣告客戶的原生廣告(Native AD);我們在 flyingV 上的專案有一項兩萬多的募資選項,就是我們想跟廣告主嘗試的,一起做出更有效、更好看的行動廣告。」

  • 不天真,大家都說我現在才創業太慢了!

「為什麼要放棄大媒體的工作自己創業?」訪談尾聲我還是忍不住問他這個問題。既然他一開始就說台灣媒體不時興「創業」這件事,那他為什麼要做、他的朋友又是怎麼看待他近乎天真「勇氣」?

「不天真啊,他們都說我太慢了!」

楊方儒口中的「他們」不是台灣人,是已經在中國創業許久的媒體同業們。他說,中國媒體人創業是一個風潮,隨便舉例就是一串:社交應用「陌陌」創始人叫唐岩,他之前是網易科技的主編,去年底陌陌在納斯達克上市;中國直播網站 “YY" 的創辦人是網易科技前總編輯李學林,也在納斯達克上市了。

「我在中國時間其實不算長,但是接觸到的大家都跟我說『去創業啊!做什麼雜誌啊!』」

楊方儒說,媒體人創業或者投入新媒體,在中國是風潮;以前,他常常嘲諷他那些在搞新媒體的中國朋友,笑他們不切實際:

「科技媒體《PingWest》的創辦人駱軼航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剛創業時一直跟我說他的媒體估值多少多少,我開玩笑回他『你這什麼破網站,跟我講估值!誰會投資你啊!』可是他們資金一輪一輪下來、規模也越來越大;還有《虎嗅》的創辦人李岷也是,我那時候也覺得『虎嗅,這什麼名字啊?太詭異了。』但現在呢?

這些故事就在我身邊,所以我也被感染了。

這種媒體人創業的榮景,在台灣還沒看到。楊方儒說,他在台灣的媒體同業多數都還待在既有的媒體公司裡;大家對創業這件沒那麼鼓勵,也很少媒體人出來創業成功的案例。從支持導正媒體亂象的角度來說,台灣如果能有愈來愈多媒體人創業,絕不是壞事,畢竟改變的第一步就是願意跨出腳做不一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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