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真正「不願面對的真相」：階級差異——唯有處理富裕都市人和農村居民間的鴻溝，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污染問題。

「環境污染」近日在中國成為熱門話題，但同樣嚴重的階級問題卻仍在五里霧中。中國央視前主持人柴靜於 2 月 28 日發佈霧霾紀錄片《穹頂之下》（Under the Dome），該片立即在社群媒體上造成轟動，在遭到中國當局禁播之前，已有約 1 億 5 千萬線上觀看人次，而《穹頂之下》也被喻為中國版的《不願面對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

在這部長 103 分鐘的紀錄片中，柴靜娓娓道來過去幾年霾害肆虐中國的根本原因，然而影片中卻沒有提到污染問題關鍵的階級面向。在諸如北京和上海的都會區，霾害成為影響中產階級顯而易見的問題；然而在此同時，農村地區的居民和貧困階級往往面對了兩難的局面：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威脅著他們的健康，但他們也仰賴高污染產業以維持生計。

如同許多議題，中國人在社群媒體上有關污染的討論往往反映了中產階級的偏見。截至 3 月 6 日，在微型部落格平台微博（Weibo）上，搜尋「霾」一詞顯示超過 1 億 9720 萬筆搜尋結果，「空氣污染」一詞則出現在超過 4390 萬筆結果中，然而「水污染」與「土壤污染」僅分別被提及 1580 萬次與 350 萬次。

對於中國社群媒體上的意見領袖與一般使用者而言，他們大多居住在設有淨水廠的都市，並從事和農業無關的工作，水污染與土壤污染自然較不容易引起關注。與天安門籠罩在霧霾中的照片相比，令人震驚的水污染照片並沒有在中國的社群媒體上引起廣大群眾的憤慨，不只是因為中國的自來水不可生飲，更因為都市居民在打開水龍頭時壓根不會聯想到致癌物質。然而，有時水污染亦會在大城市中造成恐慌，例如在 2014 年 4 月，漏油污染了蘭州市 240 萬居民的自來水水源，但是供水品質一般來說都可在幾天內恢復。

同時，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困擾著中國的農村居民。上海財經大學研究員鍾鴻鈞在微博上寫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主要影響了低度發展地區的低收入群體，而空氣污染的代價則由都市的中產階級共同承擔。《穹頂之下》僅以一段短短的訪談記錄輕描淡寫這些問題：柴靜在 2004 年訪問山西省環保局官員，得知山西省有 88.4% 的河川遭到污染，而其中更有 62% 已無法利用。在 2014 年，一份中國國家環保部的調查指出，中國 60% 的地下水皆遭受嚴重污染。仍然依賴井水的村民，水源雖被鄰近的工廠汙染殆盡，卻無計可施。

人們對於都市霾害的擔憂，加速了高污染產業將廠房遷至居民無力反抗的農村地區。在 2008 北京奧運前，中國國有製鋼企業龍頭之一的首鋼集團為回應各界對空污的憂慮，於 2005 年將北京市中心附近的主要生產設備遷至距首都約 240 公里之遙渤海灣的一個小村落。2014 年，諸如哈爾濱和杭州的大城市迫使一些工廠自市中心遷走，以減輕大眾對霾害的疑慮。在一份 2011 年的報告中，中國國家環保部特別提到了將高污染展業從都市轉移至農村的一連串措施，並坦承農村地區對污染的監測相當不足。2014 年 11 月，中央政府宣布，將在 2015 年提供 2 億 9800 萬農村居民安全的飲用水，然而專家皆認為這無異是天方夜譚。

在此同時，對都市空氣的憂慮亦導致了農村地區的工廠關閉，許多農村居民頓失經濟來源。2014 年年初，在居民平均可支配所得僅有北京市一半的河北省，當局為處理霾害問題，關閉了超過 1200 座煤礦廠，並拆毀了 18 座水泥廠。而位於河北省省會郊區的小城鹿泉市，11 家公司在 2013 年因霾害問題倒閉，逾 800 名低技術勞工因而失業。

一位農村居民表示，村民曾經仰賴水泥廠的工作，以賺取每個月約 2000 至 5000 人民幣（折合約新台幣 1 萬元至 2 萬 5000 元）的薪水，但是許多人被解雇了。今年 3 月 2 日，一個致力於研究中國勞工議題的平台 iLabor.org 披露了東莞市近 100 名移工遭成衣廠解聘一事，同樣是國家環保部執法行動的後果，被解聘的移工並未事先被告知，也拿不到資遣費。

《穹頂之下》有一個片段，柴靜以一張中國北方的地圖說明，河北省燃煤重工業工廠的霧霾十分輕易地飄向北京，她如此向觀眾傾訴：「空氣是沒有牆的，什麼叫同呼吸共命運，這就是。」然而， 這並不全然是對的。河北省鋼鐵廠低技術勞工的經歷，與首都白領階級的經歷，兩者絕對無法相提並論。柴靜的紀錄片激起了中國舉國上下別具意義的討論——空氣污染的危險、成因、與可能的解決辦法；然而，在這些討論之中，重要的階級議題卻幾乎從未被碰觸。

//foreignpolicy.com/2015/03/06/chinas-real-inconvenient-truth-its-class-divide/

 

（本文、圖片皆為觀念座標授權刊載，臉書專頁：觀念座標，非經允許、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