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參選立委，很多人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想像中的立法委員」是什麼？
立法委員，顧名思義，就是在「立法」，就是在制定這個國家的遊戲規則。我自己是社會系的老師，社會學在探討的就是「結構」、「環境」問題，當一件事情發生時，我們必須關照到「個人」以外的因素。很多人會說，「年輕人就是不努力」、「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但這種思維，其實就是缺乏「社會學的思維」，所以才會讓這一代年輕人面對的困境如此艱鉅。
現在年輕人面對的困境，是「低薪、住房、養父母、生小孩、稅制不公」五合一的問題。我自己認為，「立委」這個角色，不能像里長或議員一樣，立委應該要推動的是國家的大方向，包括立法與政策的推動，解決「結構」、「環境」問題。
- 台北市最熱門的「制度」問題：BOT 法律讓財團有合法圖利的空間
就立法這件事來說，以 BOT、《促進民津參與公共建設法》為例，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之後，遇到好幾件 BOT 的問題，跟財團在對話或「鬥」，我認為有一個源頭的問題，就是立法委員不盡責。
因為這個法律本來是要促進「參與公共工程」的，但現在的條文把所有旅館、shopping mall、美麗灣、台北轉運站這種東西，包山包海都包進來。BOT 在其他國家是只能做跟公共財、公共利益有關的東西，是因為經濟效益比較低，所以政府才需要私人機構來投資，但到了台灣，卻反而變成是為了私利，政府給他們土地，他們馬上就可以賺錢，那政府為什麼不自己做？為什麼要 BOT？所以立委應該從源頭修法，限縮 BOT 的範圍。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就算是台北市長，也會因為法律位階的關係，能處理的空間就很小，像大巨蛋這種事情就會一再發生。
另一方面，BOT 的執行，應該要讓立法機構可以監督，因為目前的促參法迴避了這件事，而且讓財團有可以「合法圖利」的空間。
圖片來源：ETtoday
- 想參選改變不公平的環境，發現選舉環境本身就非常不公平
雖然我自己從學生時代就開始關心政治，但這次親自投入選舉，體驗到選戰難度最高的地方就是「知名度」。
因為大家多關心總統選舉，區域立委全國有 73 個選區，而且因為我們是「挑戰者」，剛開始知道我們的民眾並不多。可是我在大安區選舉，掛一塊看板，一個月的租金可能就是 7 萬、10 萬、15 萬。後來我們的對策是，製作「大安推范雲」旗，請支持者在家裡的陽台掛旗子，我都開玩笑說，「幫我掛一面旗子，等於捐給我一萬塊。」
選舉辛苦這件事情，也跟制度面的問題有關。其中一個是修憲層次的問題，因為現在選區小，加上選舉文化，所以立委必須花 90% 的時間在做基層服務。我認為，其中一個解決方式就是「公費選舉」，解決小黨、新參選人在知名度上不公平的問題。
具體來說，像台北市很多東西都是「行政中立」，里長的看板就不能貼我們的文宣，最後就變成大家必須用金錢來「買」知名度。
可是，像德國的例子，有個年輕人沒有花多少錢，但地方政府提供每個候選人張貼文宣的看板，也提供公共頻道使用。但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機會跟我的對手、國民黨立委蔣乃辛來一場電視辯論，網路辯論也沒有。
- 金權政治，只能靠小額募款的力量打破
在這樣的選制下，其實對「既得利益者」或有錢人很有利，而且根據新聞報導，這次國民黨每個立委都會從黨中央拿到 600 萬，這個數字對我們這些小黨參選人來說，需要非常努力才有可能。
當然，這可能也跟我們的政見有關係，我們的政見本來就對大財團比較不利，所以沒有利益可以跟他們交換，但還是有一些良心企業家捐個十萬。
大部份則是以小額捐款為主，像我們去菜市場掃街一趟，就可能有人從身上拿出幾千元，有一天出去一趟就募到了兩三萬。我們就是靠這樣的募款方式走到今天。
- 本次立委選舉重點議題：國會改革
這次參選，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國會改革。有些問題需要修憲，例如增加不分區的席次比例，增加國會的專業性，或是調整「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聯立制」或「並立制」。
再來，除了席次數目跟比例，還應該降低小黨的進入門檻，現在不分區（政黨票）的門檻是 5% 的得票率，如果少一點，就一席都沒有，但相較於區域立委可能 8、9 萬票就能選到一席，這其實很不合理。
就國會內部運作的話，關於大家討論很熱烈的「黨團協商」制度，我認為應該要嚴格規範，哪些東西才可以協商，而且協商應該要「透明」、留下紀錄、可以「事後咎責」。而且協商的決議不能超越原本委員會設定的範圍，因為如果黨團協商的制度太大，那我們就不需要委員會啦。
也因此立法委員在委員會的辯論是重要的。我之前在英國待了一年，他們有個電視台可以完全看到國會辯論的過程。這種形式才會讓真正有料的立委被大家認識，但我們的媒體報導方式，卻是強調會作秀的立委，而不是鼓勵認真參與法案討論的立委。
還有一件跟台灣歷史脈絡有關的，就是泛藍一直以來都是多數，所以這次立委選舉的重點就是要讓改革力量過半，才能推動公費選舉、黨產歸零和修憲，達到真正的公平競爭。
- 解決居住問題：提供公共住宅 x 打造健全的租屋市場
台北市長柯文哲正在大力推動的公共住宅（或稱社會住宅），作為一個立委，能協助的處理的，就是「取得土地」。例如在我選區裡，六張犁的內政部警政署的修理廠、信義路的 AIT（美國在台協會）或仁愛路的空總。
除了找新的地蓋社會住宅，還有一個解決居住爭議的方法是，由立法院制定租賃房屋的專法，讓地方政府可以介入租屋市場、提供平台，鼓勵現在手上持有空屋的房東出租。同時，還要以調整稅制的的方式，讓願意出租房子的房東可以減稅，這樣才能讓年輕人用比較便宜的價錢住在市中心。同時，這部專法不能只保障房客，房東也要被保障，甚至由政府來當二房東協助管理，這樣事情才會成功。
上次柯文哲市長提到，營建業是經濟的火車頭，但在德國其實並非如此。德國的經濟一項很穩健，但他們沒有鼓勵營建業，而是像前面說的，由政府扮演平台的角色，跟合作社配合，鼓勵大家租屋。而且這樣我們就不用找這麼多土地來蓋公共住宅，畢竟台北市寸土寸金，對市民、國民來說，其實成本也很高。
- 老人社區照顧方案：找錢、找土地、找人力
延續著「台北市寸土寸金」這個概念，再加上台北市人口快速老化的現象，老人社區照顧這件事情也是急需處理的議題。剛剛提到的警政署、國防部或 AIT 那些地，除了能拿來蓋公共住宅之外，癌可以作為社區照顧的空間。2015 年 1 月，台北市 65 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 14%，大安區的人口老化尤其劇烈，如果我當立委，就能夠協助台北市政府跟台北市民，打造台灣銀髮族的典範城市。
除了錢跟土地，還有人力問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因為待遇不錯、有尊嚴，現在的喪葬業已經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願意投入，所以如果能調整照顧產業的薪資環境，我相信會有很多優秀人才願意投入，照顧老人家、照顧身障者。
- 年輕人領比較少的錢，卻繳比較多的稅
上面這些問題，其實壓力最大的就是年輕人。年輕人現在面對的是「住房、照顧父母、養育小孩、低薪、稅制不公」五合一的經濟問題，我們現行的稅制，領薪水的勞工負擔的比例太高，但炒房、炒股或大財團的稅率太低，而且還造成國家的財政問題。
在台北，22K 根本無法生活，我認為基本工資應該至少提高到 26K，不然根本無法生活。年金問題的背後，同樣也是「世代不正義」，就連我當公務員都知道，這樣下去一定會破產，理想的年金改革應該要讓台灣人不因職業差異，而在老了之後的生活條件有這麼大的差距。
台灣的問題真的千瘡百孔，個人遇到的困境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社會問題需要透過政治來解決，政治制度不公的問題，則需集眾人的力量一起解決。投票倒數十天，我真的很想要進入國會，還給台灣人一個公平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