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書摘內容出自《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由行人出版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pixabay，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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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5G發展大幅進步，打造「智慧城市」成為許多縣市首長立下的目標。站在政府的角度，生活智慧化能解決因距離和資源造成的城鄉差距，但實際上真的是如此嗎？當提升效率及便利性被認為是改善政治問題的解方，因人類個人行為造成的錯誤，反而不會被檢討及改善，基礎資源本就不足的弱勢群體，處境或許只會更加艱難。（責任編輯：梁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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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班·格林（Ben Green）、譯 / 廖亭雲
儘管智慧都看似是烏托邦，事實上卻是以激進而目光短淺的方式，將城市的概念包裝成科技問題。如果用這種觀念重新建構都市生活和市政管理的基礎，只會催生出表面上看似智慧，但實際上卻充滿不公義和不平等的城市。
智慧城市會是個充滿威脅的空間：自駕車橫行市中心，將行人排除在外；公民參與被侷限在透過應用程式取得服務；警察利用演算法合理化並延續種族歧視執法的惡習；政府和公司透過監視公共空間來控制大眾的行為。
科技是可促成社會改革的重要工具，但透過以科技為主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從一開始就注定只能帶來有限的益處，或甚至是導致意外的負面後果。就如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曾寫道：「設想問題的方式會決定哪些解法值得考慮，哪些則不值一提。」社會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更指出：「改變手段，所有與其相關的社會理論也會改變。」
杜威和拉圖爾的邏輯論述，正好點出智慧城市的夢想是如何的偏離正軌：當我們把每一項社會議題都當作科技問題看待，眼中自然只有科技的解決方案，而排除了其他可能的解方，最終限縮了我們對城市可能和應有的想像。
人類誤以為科技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
我把這種觀點稱作「科技有色眼鏡」（technology goggles），追根究底，這種有色眼鏡建立在兩種觀念之上：第一，科技可以針對社會問題提供中立且最佳的解決方案；第二，科技是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機制。
科技有色眼鏡遮蔽了所有源於社會和政治影響力的障礙，因此任何人只要戴上，就會把都市生活的各種缺點視為科技問題，並且選擇性地判定這些缺點是只有科技才能解決的問題。正因如此，戴著科技有色眼鏡的人會將都市面臨的挑戰，例如公民參與、都市設計和刑事司法等議題，解讀成效率不足的後果，而且只有科技才能改善，這些人也深信所有問題的解方是變得「智慧」，亦即網路連結、資料驅動，以及根據演算法做決策，一切都是為了提升效率和便利性。
這些科技狂熱信徒將科技視為可以或應該要修正的主要變因，而忽視了其他目標，例如政策改革和政治權力轉移。
科技有色眼鏡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複雜的社會議題很難有簡單俐落的解決方法，即便有也相當罕見。城市設計師赫斯特.萊特（Horst Rittel）和梅爾文.韋伯（Melvin Webber）將與都市相關的社會議題，稱作「棘手問題」（wicked problems），由於太過複雜以至於答案不可能會有完全客觀的對錯，因此「討論『最佳解決方案』完全沒有意義」。
認為科技可以解決棘手問題的觀念，被科技評論家葉夫根尼.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稱為「解決主義」，說好聽點是種誤導，說難聽點則是種兩面手法。
然而，科技有色眼鏡的產物不只限於立意良善卻效果不佳的小裝置，甚至還催生出可能重塑社會的危險意識形態。經由所謂的「科技有色眼鏡循環」，這種觀念會依照科技的邏輯，讓行為、優先事項和政策都變得扭曲。
循環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科技有色眼鏡營造出所有問題都可以也應該透過科技解決的假象，而這種印象導致大眾、公司和政府投入開發和採用新科技，只會了讓社會更有效率和「智慧」。隨著市政當局和都市居民紛紛採用這些新科技，他們的行為、態度和政策都會被科技工具所隱含的錯誤假設和優先標準重新形塑，於是，科技有色眼鏡的觀念又再次強化，進而鞏固了符合這種觀念的科技。
在這個過程中，其他並非奠基於科技的目標和願景會變得更沒有存在感，也更難以落實，最後科技有色眼鏡的觀念就成了我們腦中根深蒂固的共同想像。
在這些科技和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背後，其實就是政治，因為科技並非只是中性的工具。就如同政治理論學家朗頓.溫納（Langdon Winner）在著作《鯨魚與反應器》（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暫譯）中所指出的，科技「含有特定形式的權力和威權」。溫納更進一步解釋道：
科技創新其實很類似於建立公共秩序架構的立法行為或政治創舉，其影響力會延續到世世代代。基於這個原因，眾人對於政治中的規則、角色和互動有多麼謹慎關注，就應該要對以下這些事件抱持同等的態度，包括建造高速公路、架設電視網路，以及為新機器打造看似無關緊要的功能。
這會導致社會大眾分歧或團結的議題，不只存在於政治制度或措施本身，同時也存在於伸手可觸及的鋼筋水泥、線路和半導體、螺栓和螺母等實物中。
城市在應用更新穎、更有效率的科技時，難以迴避價值和政治的角力。我們開發和布署智慧城市技術的方式，將會造成影響深遠的政治後果：誰可以取得政治影響力，用什麼方法維持社區治安，誰又會失去隱私權。然而科技有色眼鏡卻讓其追隨者誤以為複雜、有規範性但又無可避免會引發爭議的政治決策，是可以簡化為客觀且高科技的解決方案。
把都市議題當成科技問題看待的同時，倡導智慧城市的一方，等於是忽略了這些問題的規範性和政治因素，進而選擇用科技的標準（例如效率）來評估解決方案，而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後患無窮。
「智慧城市」能凌駕社會和政治之上？
亞當.格林菲爾德（Adam Greenfield）是最早針對智慧城市提出尖銳批評的人物之一，他在二○一三年的著作《反對智慧城市》（Against the Smart City，暫譯）如此解釋，這種思維「實際上是宣稱任何已知的個別或共同人類需求，都有一種而且只有唯一一種普世皆然且無比正確的解決方案；這種解決方案可以透過操作科技系統並搭配輸入適當的資訊，經由演算法實現；這種解決方案也可以應用在公共政策中，完全不會遭到扭曲」。
這樣的思考邏輯讓智慧城市看似價值中立又能造福眾生，彷彿這是邁向進步唯一的合理途徑。思科的「都市創新」團隊表示：「討論的重點已經不再是為什麼『智慧城市』方案對於城市有益，也不是該採取什麼行動（有哪些可行的選項），而是要如何落實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和服務。」
總裁暨執行長山繆.帕米沙諾（Samuel Palmisano）在二○一一年舉辦於里約熱內盧（RiodeJaneiro）的「進階智慧城市」（Smarter Cities）論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請思考一下，運輸系統背後有什麼意識形態？電網呢？都市的食物或水源供給？……如果進階智慧城市系統的先行者……確實有共同的意識形態，那一定就是：『我們相信有更智慧的方式能解決問題。』」
這種修辭暗示整個社會都已經對於理想中的城市達成了共識，或者，也許這樣的共識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智慧城市充滿各種美好的可能性。對於這些科技專家而言，提升效率的好處實在是太過顯而易見，所以智慧城市的概念可以凌駕於社會和政治討論之上──呿，那些是多麼過時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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