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書摘內容出自《專業之死》，由 臉譜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roya ann miller ，CC Licen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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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為什麼網際網路開放、高等教育普及、新聞媒體蓬勃發展，卻讓當代社會鄙視專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反智思潮？「民主」讓眾人誤以為再荒謬的意見都應該被尊重，卻可能間接帶來民主社會的崩解。
隨著網路發達、高教商品化以及新聞娛樂化，現代人獲得更海量的資訊與知識，卻比以前的人更無知和反智。
這些因素讓人認為社會不再需要專家，只要講得有理、夠多人挺，你的意見就是真理。民主的機制亦更讓他們覺得自己的意見再蠢都該被尊重。但是我們的社會溝通其實變得更少，彼此只要意見不被接納就憤怒，絲毫沒有討論空間，而專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瓦解，形同民主制度即將失能。（選書編輯：李姿萱）
圖片來源：roya ann miller
文 / 湯姆·尼可斯
譯 / 鄭煥昇
沒做功課的選民「崛起」
政治上的論辯與公共政策的擬定，並不同於非黑即白的科技。這兩件事情的本質即是衝突。雖然說偶爾會有「揖讓而升，下而飲」的君子之爭，但更常見到的局面會有如裁判放假去的冰上曲棍球場，而且瘋狂的觀眾還隨時都會跳進場內參戰，大亂鬥一觸即發。在現今的美國，政策辯論的內容聽著愈來愈像是兩群沒做功課的笨蛋在比爛，兩邊固然看法不同，但結論一樣都是錯的。政治領袖即便比民眾看得透徹（他們是現今政壇的稀有動物)，也得賭上政治生命才敢淌這趟混水去指正選民。
政治觀察家與分析師說得很客氣，他們稱這類大混戰是「低資訊量選民」之間的肉搏戰。但不論是關乎科學上的真偽，還是政治上的是非，不變的可怕之處在於其中一種自我中心而目空一切、而且很容易就惱羞成怒的堅持：意見沒有高低之分的齊頭式平等。對美國人而言，說他錯等於說他笨，告訴他「你錯了」，就等於罵他說「你是個笨蛋」。你不准跟我意見不同，否則你就是不尊重我。換句話說，糾正就是一種侮辱。他們認為任何意見不論是不著邊際還是頗有見地，都應該被好好地咀嚼一番，以示公平，做不到這樣，你就是心胸狹窄，你就是剛愎。
公共政策辯論中的無知是一種病，而且這種病會真真切切地衝擊到美國每個人的生活品質與幸福安逸。回顧二○○九年，在《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也就是「歐巴馬健保」（Obamacare）的政策辯論中，過半數的美國民眾相信曾代表共和黨擔任副總統候選人的莎拉．裴琳（Sarah Palin）所說。那裴琳說了什麼呢？ 她說歐巴馬健保法裡藏著所謂的「判死委員會」，還說這個委員會裡的成員會很官僚地判定病人有沒有價值活下去（事隔四年，還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外科醫師對此深信不疑）。此外還有近半數的美國人覺得歐巴馬健保是「拿一件不分尺寸的衣服要給所有人穿」。你可以贊成，也可以反對歐巴馬健保法，但你不能把明明人家沒幹的事情栽贓到人家頭上。話說這法案都通過了兩年之後，還有至少四成美國人不清楚這法案有沒有繼續執行。
立法不是件簡單的事情，連身為民意代表的國會議員都不見得瞭若指掌，所以要求美國民眾對法案知之甚詳，好像也有點強人所難。二○一一年，時任眾議院議長的南西．派洛西（Nancy Pelosi）曾在一連串合理問題的炮轟下顯得招架無力。對於民主黨自家的歐巴馬法案，這位議長女士顯然談不上胸有成竹。甚至她有一句失言引起了軒然大波，她說國會得先通過這個法案，才能知道究竟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複雜的法案絕不僅有歐巴馬健保這一件，類似的迷糊仗也不是只這一場。
想觀察公眾的無知如何影響國家政策的辯論，稅務是另外一例。沒有人喜歡繳稅，沒有人不抱怨稅重。每年春天，複雜到惡名昭彰的美國稅法都會讓無意逃稅的好公民膽戰心驚，他們頂多只能盡量誠實納稅，但金額正不正確也只能抱著一種猜謎的心情。
但乖乖納了稅，令人難過的現實是美國人普遍不清楚自己的血汗錢被花到哪裡去。一個又一個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一方面覺得政府亂花錢，覺得稅金負擔太重，一方面又常搞不清楚誰在繳稅、繳了多少，以及錢被花到哪裡去了。但其實美國政府的預算資料是公開的，你只要索取，公部門就會把資料傳送給你，這比起預算書像磚頭一般超難寄的年代，其方便性與可及性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或者我們可以看看美國對外提供國際援助的事宜。在許多美國人心中，這是一個一捅就中的馬蜂窩，主要是他們覺得「美援」是一種浪費，是在把錢扔進水裡。美國人普遍以為慷納稅人之慨的外援占美國國家總預算超過兩成五，簡直就是在「大撒錢」。但這與實情相去甚遠，遠到讓人不知道該從何處吐槽起：美援僅占美國政府歲出的百分之一不到，精確一點說是連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三都不到。
知道這真相的美國人，只有百分之五。而同時間每十個美國人，就有一個人認為美國過半數的預算（沒錯，就是好幾兆美元）被年復一年地送給別國花用。不論每個人心目中的數字是多少，大多數美國人都以為美援是以等同於現金的即期支票給出去。這也是一個迷思。事實上，外援的種類很有彈性。外援不一定呆呆地給錢，事實上外援也算得上是一種有利於美國民眾的扶助就業方案，因為很多外援給的是實物，是產品。美國政府會向民間廠商採購從食物到軍機等各式各樣的產品，然後送到要援助的國家去，而這中間就會創造出美國國內更多的就業機會。
有人會說美援是浪費錢，我可以理解，這是一種說得過去的政治立場。包含我在內的某些專家會覺得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不好，美援並非全然都是浪費，但至少反對美援的立場是出於一種信念、一種原則，而不是出於錯誤的認知。反之要是因為誤以為美援占預算比重太高而反對，那就沒什麼好討論的了。
事實上這種程度的無知，會讓美國人省小錢，花大錢。比方說美國人普遍支持以核導彈為目標的飛彈防禦系統，但這有一部分原因是不少人以為美國人已經有了（這是個美國社會上已經「好幾十歲」了的誤解。部署在阿拉斯加的少量攔截飛彈在服役中，但早在這之前，美國人就以為美國有「神功護體」很久很久了）。這些飛彈防禦系統究竟管不管用，興建得有沒有道理，這些問題現在都沒有人關心了。這個上世紀八○年代與蘇聯冷戰時期的飛彈防禦計畫，如今已被大眾的想像列為神主牌，共和與民主兩黨都支持花數十億美元起跳的預算去蓋。
這裡的整個問題，不在於真正擔心疫苗副作用的人之中，也不在於糾結是否該蓋飛彈系統的人之中。理性的質疑不僅存在於科學的核心，也是牽涉到民主的真諦。相形之下，「專業之死」就像是美國全國在鬧彆扭、耍大小姐脾氣，也像青少年面對各種權威產生了叛逆的心情。這種強烈的情緒，讓美國人堅信只要主觀的意見夠強，就能模糊其與客觀事實之間的界線。
這時候專家理應跳出來，讓是非得以沉澱釐清，或至少讓眾人在行於混沌之中時有所依循。問題是誰有資格被稱為「專家」？ 在進一步討論知識體系的敵人是從何處集結而來之前，以及美國怎麼會在理應民智大開的資訊時代與人民當家的民主時代把自己搞得這麼狼狽之前，我們應該先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頂著「專家」或「知識分子」頭銜的那些人，跟一般人之間應該如何區隔？
不諱言，「專家」是個遭到濫用的標籤，畢竟外頭看得到的公司行號都說自己是「庭院設計專門」、「義大利麵達人」、「地毯清理專家」。我並不是全然否定園藝、廚藝與清潔的專業，但他們畢竟跟外科醫生不屬於同一類的專家。話說比起從前，「知識分子」與「學術」在美國愈來愈是一種明褒暗貶的說法。所以說在我們繼續探討主線之前，就先針對這點來抽絲剝繭一下吧。
專家怎麼被定義
所以誰是專家？ 專業的「成分」又是哪些？
很多人對外自稱是專家或知識分子，其中有些人說得有道理，有些人是無聊當有趣。真要說起來，自認是專家，問題不只是會誤導人而已，很多自命的專家就像自稱吻功一流的人，都不太有自知之明。
想知道專家是圓是扁，你別妄想只靠查字典。大部分的字典都會以一種繞圈圈、或者說鬼打牆的方式在定義專家。比方說有字典會寫說：知識「淵博」、立場「權威」的人，就是專家。但就等於是換個方式在形容人對某個主題的了解，足以讓他提供真實而可信的資訊給他人（問題是，我們既然不是專家，又怎麼能知道某位「專家」提供的訊息信不信得過呢？ 難道說就憑對方名片上印著專家兩字嗎？正如曾任美國大法官的波特．史都華（Potter Stewart）在某次講到色情圖資、也就是 A 片時所言，專業是那種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東西，但只要見著了我們通常都能心裡有數。
就全世界而言，專家不是什麼稀罕的東西。有些專家很好認，甚至可以說是一目了然：醫生、工程師、航空機師等都是當然的專家，另外像電影導演、巡迴演奏的鋼琴家等亦然。更進一步說，運動員與他們的教練也是專家，然後就是大家熟悉的管線工、抓漏、警員、木工等等。繼續往下挖，我們會發現每天固定在你家附近送信的郵務士也是專家，至少他找地址找人很行。你要是需要人解讀驗血的結果，自然得找醫護人員，但你若是想知道巴西朋友的來信是怎樣能寄到你在密西根州的門口，經驗豐富的郵差肯定比誰都懂。
各行各業除了有各自的辛酸，也會內建有各自的專門知識，所以在此我會交替使用「專業人士」、「知識分子」跟「專家」這三個詞，因為廣義而言，他們都是掌握了特定的技術或知識體系，並且以此執業來做為主要的謀生方式。按照各個標準，我們就有辦法區別誰是「專業的機師」與假日的飛航玩家，我們會知道誰是「專業的賭徒」，誰又只是喜歡偶爾送錢去給賭場花。
換句話說，稱得上專家，代表這個人對某樣事情知之甚詳，且非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也代表我們針對某個知識領域需要建議、教育跟解答的時候，我們會想到的就是這些人。請注意這並不代表專家對特定領域的事情無所不知。正確的理解是專家既然稱為專家，就代表他們是這個領域中的少數，而他們的意見比多數人都更「權威」，更正確，也更準確。
除了一般的專家以外，我們還有專家中的專家。領有醫師執照的專業人員，自然比任何普通人都有能力診斷或治療疾病，但要是遇到疑難雜症，普通科的醫生也會去尋求專科醫師的協助。執業律師跟最高法院的法官都考過律師，但前者會比較擅長處理街頭巷尾的遺囑跟離婚等事務，而在華府穿黑袍的後者則會更懂憲法解釋案等國家大事。當然，經驗也還是用得上的。二○○九年，全美航空一架班機在紐約起飛爬升時遭到雁群撞擊，兩具引擎都失去動力，這時駕駛艙中有兩位駕駛，但其中較專業較強、飛行時數也豐富許多的機長說了句「我來」，然後就順利導引飛機迫降在哈德遜河面上，史稱「哈德遜河奇蹟」，畢竟最後機上所有機組與乘客都安然無恙。
在民主制度下，專家會與百姓或專業會與民意產生摩擦的一個原因，便是專業必然是少數且相對封閉的。投身某個領域的研究或鑽研某個行當，有兩層意義，一層是我們放棄了對於其他工作或主題的興趣，另一層是我們信任社群中其他領域的成員會把他們的專業顧好，就像我們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一樣。引擎著火了，有人會想去駕駛艙給正副機長一些建議，但想歸想，我們最終還是會(不得不)信任他們比我們更加知道如何臨機應變。要是不這麼想，我們高度進化的社會就會崩潰成一座座孤島而各自為政，我們會回到那個各自摸索、不知所措，只有自己能夠倚靠的時代。
所以我們如何區別誰是素人誰是專家，又如何能將專家給認出來呢？ 真正的專業，真正值得人信任與倚賴的知識積累，是一種摸不到但感覺得到的東西，是學習、天分、經驗與同儕確認的集合體。學習、天分、經驗與同儕確認這四樣東西分開來，都各自是專業的印記，但多數人都能正確地做出綜合判斷，以整體呈現出的狀態來確認誰的話能信，誰的話要考慮。
正式的訓練或教育，是專家地位最顯眼的招牌，但這並不是說學歷好就一切搞定。在很多職業別裡，證書只是入行的基本條件，如教師、護理師、水電技術人員等都需要專業證書才能執教或執業，因為證書代表他們的技藝已經經過同儕的檢定而達到基本的純熟水準。雖然總是有人堅持看衰專業知識，笑話這些證書或資格的存在是一種文憑主義，但學位與執照畢竟是具體可見的「信物」，我們需要這些信物來標示出誰是真正的專家，誰又是玩票的或詐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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