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化石，我成了間諜】全都是共產黨說了算：中國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個不算什麼

【《BO》編輯檯好書推薦：《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

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見證過六四天安門、被維基百科以「中國的索忍尼辛」來比擬。本書作者透過文字，帶領讀者一窺 2 個中國人越獄的經歷。

中共把人民視為「韭菜」，中國人不僅不自由，「被消失、莫須有」更是經常發生的事情。

不過，中共的觸手可不只限於中國境內，只要他想，誰都有可能一夕間被送進大牢。（選書編輯：徐子捷）

文／廖亦武

谷正教授是黃河象的發現和研究者之一，所以，當友人余杰於 2004 年 4 月把有關他的「間諜申訴材料」轉來時，我困惑不已。

關於國民黨元老馬晉三

在馬老家，我認識了不少兩岸三地的名流。有大使館的文化參贊，趙紫陽的經濟顧問，名畫家張大千的弟子，引薦我和馬老相識的沈玉井，也不簡單，在臺灣犯過法，就跑日本了。

而馬老和周恩來都是黃埔創校教官。他還做過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長和工兵總司令，在國共兩黨中都有許多學生。他信仰三民主義，卻與周恩來私誼頗深，總理臨死前，還派羅青長秘密接他回大陸，見最後一面。在國慶三十五週年，他還作為特殊貴賓上天安門觀禮。所以，這麼個人物，你要說他是那一門那一派，都不太準確。他晚年住日本，當寓公，也算一種兩難選擇中的自我放逐。

這裡我要特別提到王繼賢，他是馬家常客，我每次去，他都在。這個老王，曾是中華民國的朝鮮半島專家，一度派駐韓國大使館，不料朝鮮戰爭一爆發，他拔腿就逃日本，搞得臺灣四處通緝他。

可中國安全部門也認定他是大間諜。一九八七年九月，我第三次赴日學術交流，曾向王繼賢介紹╳╳大學開發的甘草甜素產品，由王在他的店裡出售，因此，王就成了這樁間諜案的重要環節。

記得一九八五年的一期《瞭望》上，登了一篇張學良親戚的回憶錄，其中提到王是間諜。我卻沒一點「敵情」意識，在東京時，還追問他：「到底是不是間諜？」王氣壞了，直罵「胡說八道」。還說：「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拉攏過我，現在都不來光顧了。」我問他想不想回大陸看看？

他感歎道：「大使館來遊說過幾次了，我敢去嗎？我老媽八十多歲， 還在文革中被鬥死了，我回去探狗屁的親！」我說：「文革早否定了，現在國家重用人材。」他訕笑道：「是嗎？抗戰時我也是熱血青年，投筆從戎，出生入死，可下場如何？張學良的外孫是個混蛋，有什麼臉寫回憶錄！」

後來，我把老王的話說給馬老，馬老笑道：「你別管這些，歷史爛帳扯不清楚。」

多年以後，我才有點開悟。馬老的許多經歷，我是回國後才陸續知道的。比如他做過現任日本天皇的家庭教師；剛去日本時，由於與臺灣斷了往來，還比較潦倒，曾騎摩托為飯店送外賣。有一次送到半路，他突然感到恥辱，就把所有的外賣倒掉。他說：「八年抗戰打跑日本人，現在又攆到這兒來伺候日本人，真是老天的懲罰啊。」後來，他信了基督教。

他靠什麼生活呢？臺灣政府的養老金嗎？

幫他的人很多，東京有家四川飯店，經理是四川人陳╳╳，馬老在店裡也有小投資。總之，馬老也沒什麼積蓄，可賦閒在家，也過得下去。一九八○年底，我從睦莊搬到橫濱宏明寺的留學生會館，二十名左右的留學人員擠一處，離下目黑有一個半到兩個小時的路程，於是我只有每個星期天去看望馬老，借一宿，第二天趕電車回去，馬老每次還硬塞給我一兩千日元的路費。

這個好老頭，幫過很多落魄的人，而他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鄉情重，沒有仇恨。他說蔣先生和毛先生都想把中國的事辦好，可往往事與願違。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我結束留學回國，馬老送我三萬日元（相當於兩千人民幣），讓我給家人買點禮物帶回。我很感動， 因為在海外兩年，不想家是假的。那時我才四十多歲，離家時也包了一捧故鄉的泥土帶在身邊，而馬老，已風燭殘年，卻還孤身一人在外。

一九八六年，我又兩渡日本學術交流。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二月， 馬老去世前，我與他通過一些信。後來我受學校重托，籌建古生物博物館，也去函告之，並請他提寫館名。可老先生熱心腸，還通過銀行匯款一千美元，資助科研。

後來，這一千美元，加上在日期間馬老給過我的零錢、車錢、禮物錢，以及王繼賢的介紹費等等，都成了十八年來，馬氏間諜機關的活動經費！總共折合人民幣一萬七千五百元。

因為化石、車錢、禮物錢，我成了間諜？

這間諜當得真廉價。您的材料上講，回來不久安全部門就開始調查了，您怎麼察覺的？

學校裡都傳開了。我的學生也提醒說，公安人員找過學校，檢查我的通信。系黨總支書記還佈置某某老師，專門監視並彙報我的日常情況。為此，我找過學校領導，要求澄清。校長開頭吱吱唔唔，後來乾脆說：「出國人員嘛，被盯上也正常。你就不用管，該幹啥還幹啥，組織是瞭解的。」

有了校長這句話，我頓感釋然，於是全身心投入研究和教學。一九八六年我滿五十歲，還實現了學生時代的夙願，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九年，我出任地質系主任。我的社會職務有：國家教委地學教學指導委員；中國地質學會理事；省地質學會常委理事等等，並享受國務院的專家特殊津貼。可在我事業上步步登高時，安全部門卻加緊了對我的監控。一九八五年到八九年，當時隸屬公安廳的安全處警察，頻頻登門與我「交朋友」。他們有時著便裝，有時穿警察制服，出入學校很惹眼。

他們來打聽馬老的情況？

隻字未提。只轉彎抹角地閒聊在日本的生活，與那些人交往，還單獨問了王繼賢這個人。

您沒覺得有什麼不對勁？

無可奈何。共產黨員嘛，有配合公安機關調查的義務，況且我又沒幹什麼。時間一長，我和警察都混熟了。學校離安全處，騎自行車就十來分鐘，他們有時脫不開身，就打個電話，約我去處裡談。

記得有次，那個處長還盤問我╳╳大學的八九學潮情況，提到我的學生。我暗自生氣，這不叫我告密嗎？於是就無可奉告。

一九九四年的一天，我剛上完課，安全處突然來了輛高級轎車， 把我接到甘肅師範大學招待所，設宴款待。除了我，周圍都是便衣， 作為主賓的安全處楊副處長頻頻舉杯，向我說了許多奉承話，我卻心裡犯嘀咕，因為「交往」近十年，這次是最隆重的，莫非⋯⋯果然， 吃了飯，又招待洗澡，楊處長說：「等您徹底放鬆了，我們再聊聊。」

正式訊問時，楊處長沒兜常規圈子，而是直截了當：「你與王繼賢是什麼關係？」我照實回答。警察們都繃著臉，看得出，他們不滿意。

接著，又問我內蒙古博物館李榮的情況。原來李榮私自帶化石出國，過海關手續不全，被扣住了。安全部門大概推斷王繼賢與化石案有關，就來「光顧」我了。

李榮我不瞭解，而王繼賢給我的印象，就是嘻嘻哈哈，玩世不恭，還擅長弄麻婆豆腐。於是，我搜腸剮肚地「配合政府調查」，結果雙方都不愉快。天擦黑時，轎車送我回家，還硬塞給我一袋水果。我遵囑寫了有關李榮的材料，夠冤的，啥也不知道啊。

過了一週，安全處的閻雲來取材料，安慰說：「谷教授，您別放心上。」我委屈說：「無中生有嘛。」閻雲說：「您也太老實，他們再來纏你，就罵出去。」我一聽警察這麼說，真愣住了。過了幾天，閻雲又登門，聲稱：「不想吃這碗缺德飯。」他後來下海了，推銷什麼產品，還來問我有沒有門路替他賣。

這一次，圍繞我，周圍的人也都被調查了。不過也難怪，我是黃河象的發現和研究者之一，學校博物館的化石很多，他們就懷疑起來。

「中國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個不算什麼」

再接下來有點像小說。一九九八年，我退休，不僅事業有成，而且桃李滿天下。特別是去年，我和兒子、老伴合譯了兩本古生物名著，一本是英國學者西瑞爾‧沃克／大衛‧沃德的《化石》；一本是克裡斯‧佩蘭特的《岩石與礦物》，都由友誼出版公司推出。市場還不錯，出版社又和我們簽約，要把《自然珍藏圖鑑叢書》系列全部翻譯出版。

另外，去年也是黃河象化石發現三十周年，舉辦了一系列的展覽和學術研討，很是熱鬧。恰逢中日建交二十五周年，日本的東京國學院邀請我講學，整一個月，可帶太太，所有經費由日方提供。我廢寢忘食地閉門趕寫學術報告，三個不同題目，論證起來一點馬虎不得， 因為東京國學院是世界頂級學府，我必須要為國爭光。

護照、簽證、機票早就辦好了，也通知了東京方面，我定於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啟程並抵達。九月十七日上午十點左右，我正在窗下看英文資料，老伴在口譯，突然電話鈴響了。

開始怕受干擾，我們不想接；可電話響得很固執，似乎不接不行。我拿起電話—命運就在這一剎那改變了—對方說：「您是谷教授嗎？我是安全廳的。」我的心一下涼了，因為自一九九四年那次款待後，他們再沒登過門，我也完全將他們拋在腦後。

當時您們還住在蘭州嗎？ 不，已來北京，住在這兒—我兒子的家裡。我強作鎮定地問： 「你們在哪兒？怎麼知道這個電話？」對方很蠻橫地說：「見面再說。」

眨眼間，一輛黑色轎車衝進社區，剎在樓下，兩個身強力壯的陌生人闖進家門，為首者從上衣口袋掏出甘肅省安全廳的《警官證》， 對我亮一下說：「對不起，請跟我們出去談談。」我太太說：「就在這兒談不行嗎？」警察說不行，就著急地動手拽我。當時還有許多資料堆在屋裡，我光著腳，只穿了一件襯衣。我呆如木雞，任憑他們一左一右地挾持住。太太扯住我叫：「你們要帶他到哪裡去？！」他們不回答，其中一人掰開我太太的手，後來我知道這人叫李際群，主管與我的聯繫。

我光腳蹬上鞋，沒帶任何日常用品，就木偶一般被弄上車，一口氣拉到南苑。事態突變，我的魂兒都嚇出竅了。直到進了一個頂天立地的紅門，紅門四周都牽著鐵絲網，我才下意識地注意到十幾米外的高牆—平生第一次我進了監獄。

下午一點，我被帶入監獄旁邊的招待所，一排紅樓。接著，他們口頭宣佈對我「傳喚」，並讓我在一張紙條上簽字。再下來是搜身， 仔仔細細，連一條縫都沒放過，手錶、零錢、鑰匙鏈、字條全拿走。這些過場走完了，我才被命令坐下，雙手被銬。

跟演電影差不多，三個便衣警察坐在桌後，周圍還站了些人，而我這個罪犯坐當中。我不禁問：「我有什麼權利？」為首的劉處長回答：「你可以請律師。」又補充道：「不過目前不行。」我一個快七十歲的老頭，哪經得起這種驚嚇！這次審訊，主題直奔大間諜馬晉三，連王繼賢也不提了。我只能「配合」，一五一十， 從一九八○年出國，怎樣認識馬老開始，篩了一遍，連螞蟻爬過的細節也沒放過。當然，給王繼賢帶甘草甜素，王付給我三萬日元介紹費的事也主動坦白了。我沒幹見不得人的勾當，就越交代越感到委屈。他們也問得特細，極有耐心，哪怕措辭有一點含糊，也讓重新講。

如此這般，從下午一點審到開晚飯，拔拉了兩口又繼續，一下子又拉到午夜十二點，把我這匹老馬搞得筋疲力盡。他們記錄在案的那一厚本馬晉三材料，都可以寫長篇傳記了。當時我還天真地想，馬老明明都死了，還要怎樣？難道要摸清馬老的親戚？不過，我對馬老的愛國之情是深有感觸的，他家裡掛著不少名人字畫，其中一幅就是他自己親書的《愛國三字經》，著名詩人李士非寫了首獻給馬老的長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
你決定前往探望，
分別半個世紀的老友，
雙方都不是當年模樣⋯⋯
周恩來的老友是大間諜？

我心裡也憋著這問號，直扛到淩晨一點，法定的傳喚時限十二個小時到了。一個女警察進屋，替換劉處長繼續夜戰，看來她的級別比劉處長還高，口氣也霸道：「谷正，你很不老實！我問你：在境外參加過什麼組織？」我懵了幾秒才回答：「除了共產黨，我任何組織也沒參加。」女警官步步緊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聽說過嗎？」我搖頭，女警官冷笑道：「馬晉三就是這個組織的頭兒。」

緊接著，劉處長一拍桌子：「不老實！宣佈拘留！」我渾身哆嗦，又被命令在一張三折的紙條上簽字，事後知道那是《拘留證》。女警官又繼續威脅：「谷正，你知道這是監獄嗎？你不承認？沒事兒，關起來，關到死。」我抗拒說：「我家裡人會找來的。」女警官雙手一攤：「找誰？我們到你家去過嗎？證據呢？」這種流氓腔調我可從來沒見識過，一瞬間，我被擊垮了，永無出頭之日啊，誰不怕？

見我臉色煞白，她就向後仰著身子，放緩了口氣：「其實啊，你的問題說大也大，說小也小。改革開放，國門剛打開，你們這批早期留學人員，不少人因各種原因受過衝擊，對現實不滿，見到國外的花花世界，豈有不動心的？內外一對比，就動搖了。敵對勢力掌握了人性弱點，無孔不入，施以小恩小惠，你就一步步上鉤了……可如今你年紀也大了，一時糊塗不要緊，坦白悔過了，以後照樣做人，照樣是黨員、領導、教授、專家，對國家做過貢獻嘛，功過可以相抵。黨和政府對你這類人的一貫政策，是不管陷多深，只要痛改前非，一律即予諒解，不公開，不追究，全部包攬。否則的話⋯⋯中國人多，意外也多，死你一個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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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18個囚徒與2個香港人的越獄》，由 允晨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wiki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