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立法委員蘇巧慧】這是一個很「接地氣」的執政團隊，所以台灣能夠成功把病毒擋在門外

與民進黨立委蘇巧慧相約專訪的那週，立院正在紓困條例的朝野協商攻防中，蘇巧慧穿梭在乾淨明亮但稍嫌壅擠而且明顯忙碌的辦公室裡，短短的40分鐘採訪，她談防疫、也談數位教育政策推動，更談台灣公民社會的底蘊能量，以及她對數位社會未來的思考。

當我問蘇巧慧這次防疫台灣做對哪些事情、遇到哪些挑戰時，她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笑著說，這是行政院的工作，不應該問在立院的她。作為行政院長的女兒，同黨立委又同時隸屬衛環委員會，蘇巧慧謹慎地拿捏她的角色，不斷強調，立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擔任政府與民眾暢通與透明的溝通橋樑，同時推動必要的立法工作成為行政體系抗疫的必要支援角色。

在民進黨剛打完一場從可能大輸最後卻大勝的總統和國會選戰後，行政院長蘇貞昌所領軍的行政院團隊，沒有任何休息的空隙，就被捲入世紀性的全球傳染病防疫大戰，短時間內，他們再度打下了不只防疫的勝仗，還可能為台灣打開過去四十年不曾有過的國際地位空間。

「行政團隊花了一年時間磨合，這是很接地氣、接民心的執政團隊；我必須要稱讚中央政府，反應真的很快！」蘇巧慧簡單的這樣說；轉頭，她花更多時間跟我們談數位教育的未來，長期在文化教育委員會耕耘的她，在疫情之前就關注數位教育的推動，疫情之後，她認為數位教育的推動刻不容緩，「師資不足才是核心問題。」怎麼解決？蘇巧慧坦言這不是短期工程，但是她會長期投入關注的台灣未來希望工程。

採訪/文字：張育寧  整理：郭逸

立委當「防疫小天使」溝通地方與中央，選舉還沒結束就啟動邊境管理

報橘總主筆張育寧（以下簡稱張）：台灣防疫成績成為國際亮點，在防疫上，我們大家比較常看到衛福部每天兩點的記者會，但其實立法院在這次紓困的各方面也參與很多，立法院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您在衛環委員會觀察到正在推動哪些重要的事項？

民進黨立委蘇巧慧（以下簡稱蘇）：我覺得，與其說是立法院怎麼合作，不如說分兩個部分、兩個時段來看更清楚。立法委員這次都做了什麼事情？我個人的認知，立法委員就是民意代表，我們分散在各個選區，把選區的聲音帶回中央，再提供中央政府做決策、政策時參考；當然，我們一方面監督它，一方面影響它、回應它，這才是真正接地氣。

這次防疫的過程，我必須要稱讚中央政府，反應真的很快，在去年12月30號的時候，去年的選舉甚至還沒有投票，就已經發現武漢那邊怪怪的喔！政府就開始對於搭飛機進來台灣的人多做檢查，在過年期間1月21號的時候，我們就把武漢的飛機停掉了，接下來一步一步停止武漢旅遊團、湖北旅遊團入境，再全面停止中國旅遊團入境，把邊境阻絕起來，所以我們就說第一階段是「決戰邊境」！

再來是防疫物資的掌握也非常快速，就是口罩。我印象很深刻，今年大年初二，突然間疫情進入到新的階段，每個人都在搶口罩，我本來以為好不容易選舉完了，可以休息了，初二要開始謝票，大年初一還認真去拜廟、發紅包，想說要放假了，結果事與願違。 

來不及謝票立刻投入防疫，第一階段重點在安定民心

張：今年真的沒有看到很多謝票的消息，因為大家馬上就投入防疫？

蘇：主要是因為疫情開始的時候離過年很近，所以我們的謝票時間變短，但是過年期間馬上就進入防疫，立委就變成溝通橋樑，接收民意、民怨，一開始買不到口罩的民怨大量出現，我們會去反應，中央的訊息我們也要傳遞下去，所以那時候我都跟鄉親說，我現在就是「防疫小天使」啦！

坦白講，那時候口罩的產製量還沒有衝上來，一開始一天的產能只有188萬片，過年期間甚至更少；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因為邊境管理做得好，所以病毒也還沒有進來，台灣很明顯沒有社區感染。

 那時候我們立委做什麼事情呢？有一個「我OK、你先領」的社會運動，同時，我們知道中央的政策和事實的狀況，我們就善盡防疫小天使的責任。

張：您有遇到什麼狀況？

蘇：很多呀！像是遇到買不到口罩的人，我就會在台上說，現在台灣還沒有社區感染，所以現在碰到新冠病毒（武漢肺炎）的機會，比被車子撞到的機會還要少真的非常的低，不用嚇成這樣，而且我現在說的都是最權威、最正確的資訊，民眾要相信，大家要開始保護自己，不用搶口罩，口罩先給邊境人員，像是海關人員和醫院的醫師、護理師使用。當時我就是傳達的角色，既反應民情上去，也把中央的政策解釋下去。所以，第一階段的安定民心，就是立法委員的工作，立法委員如何和中央合作？我給你的第一個例子是立法委員這個身分、職業、工作，就是盡量扮演溝通橋樑的角色。

第二個，立法院開議後，我們很快制定防疫特別條例，當時通過條例也沒有很順暢。我記得在朝野協商時，還跟人家對嗆辯論。因為防疫特別條例，我們授權行政部門，有權限做很多防疫的工作。立法委員的工作是要傳遞民意，也要制定法律，每天都有接不完的民眾意見，現在要制定紓困相關條例，之後就要把中央的政策傳遞下去。

 行政團隊經過一年磨合，快速對抗疫情又很「接地氣」

張：這次疫情，對所有國家，尤其是歐美社會都在防疫過程中發現，政府治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中央跟地方的溝通出現斷點。台灣的狀況呢？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溝通狀況？各黨團立委在這個過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蘇：如果提及政府防疫成功，我不會說立法委員是一個偉大的角色，我們其實對整個防治疫情的狀況知之甚詳，有相當多的狀況，大家沒有吵很兇嗎？其實是已經過了生氣的點了，都忘記了，像是當時范瑋琪的事件，吵多兇啊！一直到後來，連歐美都買不到口罩的時候，大家才會說，原來超前佈署是對的。

包括新的爭議，朝野協商在吵要不要發現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弔詭的問題。你知道要不要發放現金的爭執點是什麼嗎？就是有人覺得發現金比較公平、比較快，只要排富就好，可是我們不會這樣覺得，如同各階段的防疫，這是一個非常複雜且細緻的狀況，口罩要怎麼分？分給誰？光是口罩發放也變了很多次，最初先給超商，後來發現科學始終敵不過人性，原來會有人頻繁排隊，把口罩搶光光，乾脆變成實名制，使用健保卡才可以購買，才會說「鍵盤救國」。

抽絲剝繭下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有非常多斷點，政策常常會有改變，原因就是透過科學可以知道很多資訊，但都算不到人性，例如小臉人可以領小孩的口罩，但領完以後，小孩的口罩都沒有庫存了，我自己已經一個禮拜買不到小孩的口罩，一天都問二、三十家藥局，買不到就是買不到，所以這個政策又取消了。

 你問我們立委做了什麼？我們頂多就是不斷反應，把這些民意蒐集起來給中央，因為我們不停探索、了解這些現象，當我們制定這些特別條例或修正條例的時候，做一、兩個字的微調，代表可能政策就會變得不一樣了。比如說特別條例的第二條，到底是醫事人員還是相關醫事人員？可以放在津貼、補助還是獎勵？說出來大家都不懂，但對我們來說，一字之差的政策完全不一樣

不過，難道是因為立委做了很多，所以政府都沒有被罵，才會超前各國嗎？我想我不會這樣解釋立委的職責，我會說現在的行政團隊本身就相當接地氣，願意探詢各個管道，表達的時候也會利用現在的語彙說明，大家就會比較清楚。有時候也發生一些不一樣的斷點，像是行政團隊必須把所有的資訊濃縮在一張圖卡，總是會有一、兩張不太一樣，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當時提到「禁止口罩出口」，其實，院長講得很清楚，當我們產能夠的時候，先自救、有能力，才會出口口罩，也沒有說不給中國，可是，相關圖卡出來以後就整個「歪樓」了，現代人接收資訊的狀況就是如此，我們頂多就是在接受資訊的過程中，協助補充、潤滑亂象。 

張：台灣的政府治理相對國外其他國家，反應的確快很多，訊息之間的傳遞和交流在不同部門或是不同部會、層級之間，順暢度很高，明顯優於國外，我會想問委員，有什麼是我們外人看不到的狀況？

蘇：很幸運的是，我們的行政團隊經過一年磨合，我必須說現在的行政團隊已經有相當的默契，就像一支球隊，誰打前鋒、誰打後衛？，大家都清楚之後，能夠認份、甘願扮演自己的角色，同時又能瞬間變化隊形，過去你有看到「比方說」陳時中部長嗎？但是，該他上場，他就上去了，而且做得很穩當。

事實上，以經濟的角度來看，很多人都在吵要一級開設，我覺得很無聊，因為早就已經是院長領導，陳時中是負責疫情的部分，他是疫情中心的指揮官，所有相關疾病、醫學的部分，當然是他來做最高指揮官。如果要提到相關決策，會涉及國防、外交、內政、民生、經濟等等，比如說，教育部要不要延後兩個禮拜開學？當然要院長拍板；而口罩要不要禁止出口？同樣要院長拍板；如果影響到農產品，農委會也做得很好，馬上把線上的系統架構得更清楚，讓大家可以做一部份的採購，經濟活動量不會減少殆盡；又像是教育部，該做的也都盡量做到，牽涉到很多層面，從陸生到小朋友的開學，還有耳溫槍採購等等繁瑣的狀況。所以，行政團隊經過一年的磨合，變得很有默契。

肺炎疫情引人深思數位教育落差，「師資不足」是核心問題 

張：因應疫情，大家開始討論透過數位工具教學的需求，這跟委員本來就著力在推動數位教育高度相關，在這次疫情之下，相關政策變得更引人注意。就您過去的觀察，數位教育在中、小學和高等教育的推動層級不太一樣，大學生應用本身就很強，還會自己找解決辦法，但是中、小學屬於比較基礎的教育，就需要更多的政策來協助推動。以歐盟、聯合國的相關資料，數位教育有幾個方面要做。第一個是硬體的佈建，寬頻要夠，學校要建置完善的網路、電腦，第二個是學校教師的訓練，第三個是課程內容。您認為台灣的現況是如何呢？

蘇：以台灣的現況而言，數位教育的比例確實不高，這次疫情期間，突然開始實施遠端教學，大概都覺得很痛苦，因為是全新的挑戰，大家都知道要做，但真的要上線執行，還是差那麼一步，每個人都很難快速進入狀況，還無法真正地、大規模地做。

 數位教育應該強化硬體、師資和課程內容，我完全同意，對台灣而言，硬體的部分大多已經解決，網路頻寬滲透率高，5Ｇ也在佈建當中，學校採購電腦不會太難，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師資」，一直無法完全解決。

我們在討論108年課綱時，師資是很重要的部分，108年課綱的資訊教育在國小階段要採用「融合式教育」，不再是單獨的電腦課，各科目都要結合電腦，但各科老師是否都具有這樣的素養呢？當時討論很久，包括老師的職前培育和在職訓練，比例其實是低的。

根據OECD的國際性教育調查，針對師資的部分，對ICT的技能應用，應有需求進行研習，相較其他科別的課程應用領域，ICT技能需求更高，但教師實際參與比例卻比較低，中間發生落差；包括針對老師在職訓練數位教育的調查，問到「你會不會覺得你是不足的？你需不需要再加強？」，其實比例高達六、七成，實際上課的比例卻不高，大家都知道需要，或許是因為課程不有趣，或是研習期間有其他要務，政府都應該介入調查。

張：是否表示教育部應該提供更完善的訓練資源？甚至開放民間業者參與？ 

蘇：不太可能開放民間業者參與，因為牽涉到當老師的資格，有教師認證的問題，相當複雜。我們同意硬體、課程內容應該優化，連教案都滿容易撰寫，硬體大概解決八、九成的問題了，像這次疫情期間要做線上教學，我相信應該有順利進行，教育部也馬上採購相當數量的平板電腦，發給資源不足的學校；網路的頻寬也盡量滿足各校需求，大家如果偶爾塞車，也只是零星的問題；課程內容的話，完成設計後，大家都能普遍使用。 

最難的還是老師的培育，每年師培訓練出來的老師，在培訓、職前時有沒有受教育？如何提供學生電腦相關教育？我覺得不見得每個人都很會使用電腦，在學校裡面，也有55歲、60歲即將退休的老師，他們對於數位學習的認知到什麼程度？他們需要在職的進修，而教育部要開設什麼樣的課程，讓他們融會貫通，回去可以帶著孩子操作？真的是一個很龐雜的課程。 

師培內容加強數位教學能力，須提升教師研習參與率

張：您針對數位教育推動的方向為何？

蘇：以這次疫情來講，數位學習變成未來一定要具備的能力，不只是因應天災人禍。我們都開玩笑地說，人類最早要學習狩獵，接著進入農牧時代，人類要分辨什麼是毒果，什麼是可以吃的植物，什麼是不能吃的食物，現在而言，人類需要學會的技能，就是使用電腦，包括查資料、傳送資料，最重要的是如何獲取資訊。現在的教育強調不要背誦，如果不考背誦，表示要具備獲取智識的技能，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關鍵字搜尋」，要怎麼下關鍵字，每個人下的關鍵字都不一樣，搜尋結果有快有慢，那麼，老師們知道關鍵字搜尋這件事情嗎？要怎麼確保每個老師都具備教學關鍵字搜尋的能力？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所以，立法院上一屆的四年當中，在教育文化委員會討論很多，希望檢視師培的課程內容，是不是真的符合老師研習時的學習狀況。

張：討論到現在的進度如何？

蘇：因為我不是專家，我沒辦法馬上確定，立法委員是監督，發現問題、看到問題，進而提出問題請相關部會解決，教育部回頭去看現況，再來解決問題。立委和教育部各有量能，也有個別可以取得的資料，立委雖然無法「執行」問題的解決，但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師培的課程內容，還有老師們的技能檢測。所以，如何訓練老師，並且知道老師已經具備數位教育的資格，變得很重要。

張：就我的了解，美國的小學和中學有一種教育模式，家長可以找民間提供的線上教案，由家長帶著小孩上線上課程，上完課的學分和成績可以符合教育體系。以台灣的體系而言，無論是老師的培訓或是教案的發展，主體是否還是教育部必須完成政策制定和資源配置？

蘇：有兩個方向，就像你說的政策制定和資源配置，但能否完成，還是有賴基層的執行者，就像疫情期間，指揮中心制定避免傳染的方案，實際上還是要由民眾執行。 

回過頭來講台灣的疫情防治為何可以如此成功？我覺得是因為台灣有非常高素質的公民素養以及衛教習慣，其實某部分是懼怕死亡，但實際上確實已經培養足夠的公衛知識。

 我們在疫情過程中也發現數位教育的重要性，老師的培訓也很重要，我們未來會放更多力氣要求教育部落實，當然老師也要跟上學習的步調。比如說在線學習「ICT技能研習」，如果每次都只有六成的老師上課，我覺得可能還沒有得到老師很大的認同。

優化待遇，盼偏鄉學校的老師招得來、留得住、教得好 

張：另外來談談有關偏鄉教育的城鄉落差，委員也花很多心力推動補足差距的相關政策，就您的觀察，發現哪些問題？

蘇：偏鄉的部分，上一屆立委任期期間，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是我們主推，前提和觀念是一樣的，就是所有的孩子不應該因為出生地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對待，如果要談偏鄉教育，確實和數位落差存在一樣的問題，最大的問題不是在硬體，也不是在教學內容，而是「老師」的問題，所以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希望老師招得來、留得住、教得好，制度設計出來以後，就遇到人的問題，依照人性，願不願意留在偏鄉？比如說，我們那時候設定的狀況是老師既然願意去偏鄉了，是不是福利就該大幅提高，薪資、待遇當時都有調高加給，在我們推動的版本當中，更是大幅地調高加給，當然最後通過的版本有一些差異，不過概念沒有變。

待遇優化之後，我們還把老師的行政負擔拿掉，因為每間學校要負擔有固定的行政事務，但因為偏鄉的小校人比較少，同樣一份工作，大校可能是兩個人、三個人分擔，小校可能是一個人完全處理，我們認為要縮減行政負擔，或是共同負擔。

所以，調整偏鄉學校老師的福利，同時減輕負擔，增加老師前往偏鄉的誘因，就像我剛剛談及數位學習的老師一樣，如何增加誘因、減輕負擔，讓大家願意參與，我們是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我不能強迫你去當偏鄉老師，所以我必須設計這樣的制度，讓偏鄉學校有老師，而且留久一點。

張：委員您覺得上一屆立院針對偏鄉老師做了這些設計之後，現在偏鄉老師的出任、留任狀況有改變嗎？

蘇：改變不太能立即見效，但當時推出政策後，大家覺得不錯，所以我們可以慢慢看到，偏鄉學校的老師原本一年一換，現在可能留到三年，都市學校的老師通常是兩個年級換一個老師，偏鄉學校的學生也有機會兩年都是同一個老師教學，每學期換一次老師的比例應該會下降。

親子活動加入數位教育元素，盼深根地方家長

張：請問委員，上次和您聊到數位教育，您有提到您雖然現在在衛環委員會，但還是會持續關注教育文化，在您未來三年多的任期，對於數位教育，您在立法制定或質詢議題上，會在哪些部分加強著墨、規劃和執行？

蘇：第一，我希望很多東西可以變得比較友善，大家比較容易接近，容易接近後，就能比較熟悉使用。所以我們會想想方法，比如說教育部推動非常多計劃，像是教育營、數位學習深耕計畫、數位學伴計畫等等，我們會從民意代表的角度，找尋地方的聲音，挑幾個部分反饋給中央制訂政策。 

因為我們對地方的了解，我們也會盤點教育部推動的計畫中，適合一般民眾入門、基礎的部分，了解學校會做哪些事情，真的沒有那麼可怕，可以輕鬆接近，也讓父母習慣數位教育。我們在地方推動很多親子活動，也有數位教育的元素，比如說我們規劃《北大有座動物園》活動，當時也有設計數位教育的元素，有一些互動的程式遊戲，讓大家不陌生、不害怕，認識、接近後，進而喜歡，數位教育存在生活當中，沒有那麼難，不需要害怕，父母也會願意進行。

 我覺得我們的角色不見得只在師培制度中做一些改變，我們可以監督政府、建議政府決策時，給予推動的方向，但是細部計畫仍須專家學者擬定，我身為民意代表、立法委員，可以把教育部的政策「轉譯」給一般民眾，讓他們更理解，才能支持支持政策繼續走下去，我想這是我主要的工作。

「Zoom」引爆資安疑慮，適當措施阻絕資訊界病毒

張：你怎麼看引發資安疑慮的遠距教學工具「Zoom」，教育部採正面表列，要求各校採用其他軟體，想請問教育部現在的態度為何？因為從軟體界的角度，其他軟體的安全性也一樣不見得有保障，委員您未來會如何與教育部討論這件事情？

蘇：首先要肯定所有的老師，因為每個人都在各自的角色上努力，老師也是，老師不太熟悉這些線上教學系統和工具，可是他們願意花時間去做，很感謝這些老師的努力。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當全球已經發出警示，某一個特定的軟體，就是有資安的危險，我覺得我們的國家和政府，認為這個特定軟體應該排除使用，我認為這是合理的。至於其他的軟體是不是也有風險？我們也知道，世界上沒有「沒有風險」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情不應該綁在一起，任何事情都有資安疑慮，除非不要上網、除非台灣鎖國，有點像我們現在防疫的狀況，除非把邊境封起來，所有的人就不要進來，我們在裡面很安全，但我們不能沒有經濟活動，雖然安全而沒有病死，卻餓死了，這樣也不行，我們就要開放邊境。打個比方，現在有一個國家確診案例特別高、特別多，我們就宣佈停止交流，就和教育部禁用「Zoom」的意思一樣，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對，就像我們當時禁止武漢班機入境。

當然，我和教育部討論、反應，教育部確實也說，因為老師針對「Zoom」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一下子要換軟體，需要一點時間，當時行政院資安處直接公告隔天開始不能使用「Zoom」，確實有點太快了，應該要給大家緩衝的時間，但教育部也沒有立刻裁罰，而是先採取輔導的機制。 

如果今天是疾病，大家都有強烈的自覺，我們做任何強硬的措施都會被接受，資安不也一樣嗎？大家如果認為資安不重要，就表示我們的數位教育依然存在落差，為什麼資安就沒有等同公安？同樣是病毒，只是一個是病理界的病毒，一個是資訊界的病毒，如果需要阻絕，我覺得適當的措施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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