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要把你的人生目標，訂在比你的生命還要長、還要遠的那個事情上。」
這是一句聽起來不痛不癢，甚至有點虛幻的話，卻給了蔡政府2016年上任至今最好註解，也是立委吳思瑤踏進政壇超過20年，不變的從政目標與價值。
從政只講即時績效？吳思瑤的從政價值，從未因外界雜音而動搖
時間回到吳思瑤才25歲那一年，她成為中華民國史上最年輕的國會辦公室主任。當時議場內有225位立委，只要炒短線、懂作秀，顧好自己的選票就能連任；2008年，選制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後，立委砍半僅剩113位，選區變大、問政議題變得多元，而且必須深入。
2016年，民進黨首度有機會「全面執政」，所有前朝不敢做的，民進黨一肩扛起，年金改革、勞基法修法、同婚合法化等重大改革，全部如期進行，即便外界批評民進黨「大黨專政、壟斷」，但吳思瑤堅定反駁，她認為民進黨秉持民主原則，十分尊重在野和小黨的聲音；同時，民進黨質詢率超過九成，她自己的質詢率更是百分之百，對官員的監督從沒放水過。
不過，現實總是殘酷，選民的感受度反映在選票上，綠營頻開戰場的結果，是「還沒政績」先引來一堆罵聲。兩年後，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敗，全黨瞬間陷入低迷，讓吳思瑤再度思考：難道長時間才能見效的政策，只能塵封在幽暗的地下，永遠不要拿出來討論嗎？
而她的答案，再度看見她的「政治反骨」。
教育文化議題媒體不愛！吳思瑤堅信：「文化」才是真正影響台灣永續發展
「從政不該只問當下獲得多少掌聲、搏得多少版面，而是要堅持『對的事』，為了下一個世代和台灣的土地著想。」
看著蔡總統走在勇敢的改革路上，吳思瑤跟隨在旁，把20多年來的政治工作經驗，淬煉成新科立委的改革能量，而當下越有掌聲的事情，吳思瑤更會停下腳步思考價值，「台灣的社會過去都有個通病，想要用路邊攤的價錢，吃到米其林的料理」，一味追求CP值，不應該是從政的目標。
吳思瑤拚了941天完成修正《政府採購法》，未來台灣公部門的採購標案，都不再是「最低標」，而是採「最有利標」，公園裡的「大眾臉」罐頭遊具，或因趕工造成偷工減料、瑕疵的重大公共建設，就能減少，吳思瑤堅信：「價值是長遠而有高度，還要有深度。」
如同她長期耕耘的教育文化議題，沒有媒體熱愛的灑狗血畫面，卻能為人民帶來永續的發展與影響，不管是中心新村保存、新北投火車站歸鄉、或北投石保育、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的建構等，每個案子的推動過程至少耗費5年、10年，就算無法立即見效、人民無法立即有感，但帶回的珍貴歷史價值，都是往後世代，譜出新故事的基礎。
「我們要做感動人的事，而不是做討好人的事」，這是吳思瑤最愛跟幕僚講的一句話，也再度呼應她25年來不變的從政價值一一永遠把目標，設得比你的生命還要長。以下是吳思瑤的專訪重點文字紀錄。
「我在守護中心新村時，當然不是以選票為出發點，但當眷村北北用對我來說很遙遠口音說『我支持你』，那種鼓舞，比實質的選票數字更動人」
問：從政超過20年，您的從政價值是什麼？
吳思瑤（民進黨立法委員，以下簡稱「吳」）：從政價值應該是說，我想要完成什麼樣的事情。
我曾經有個前輩、一位民間美術館的創辦人，他跟我講一句話：「永遠要把你的人生目標，訂在比你的生命還要長、還要遠的事情上。」這句話對我有很深、很深的啟發，我們可以把人生目標，訂到比我們的生命都還要長遠的事情上，那麼從政也是一樣，要問的不是當下可以獲得多少掌聲，也不是當下你可以搏得多少版面，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也不是當下能夠獲得多少社會共識，我覺得很多是堅持「對」的事情，也許不是當下的集大成，也許不是當下的那個 moment（時間點）最被歡迎的事情，可是你該做的，你心裡很清楚知道，那是你為了下一個世代，你為了這個土地。
我舉例來講，當時我很勇敢反對北投纜車，我反對北投纜車的那個當下，其實很多的觀光業者，他們或許期待纜車會帶來商機，也許有部分的北投居民，認為這樣的交通或者觀光設施，會帶來人潮跟錢潮。於是，我就要非常理性地、非常冷靜地回到自己的理念跟價值，到底纜車這樣大興土木的做法，是不是殺雞取卵的方法，到底會帶給北投是當下的錢潮、人潮？還是，我應該把目標放在更遙遠的世代？更遙遠的土地環境的守護？
所以，我曾經說過，我也曾經煎熬，我也曾經覺得，做任何事情都在問：「是不是有好多媒體來拍你？是不是能夠博得很多的版面？或者，在網路上有很高的聲量？那個是不是問政或站上質詢台的必須？」其實我常常都能夠放得很開，耐得住寂寞，就是因為這一句話，我們要把我人生的目標，放在甚至比我的生命、還要遠的那個高處跟遠處。
因此，我勇敢地跟北投的一些青年團體、文史工作者、生態保育的人站在一起，我們反對北投纜車，因為我們相信北投能夠獲得更多人喜愛，是我們深度的文化底蘊，是我們的好山好水，而不必然是大興土木這種殺雞取卵的觀光手段。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價值」是什麼？價值是長遠而有高度，還要有深度。
像我喜歡做教育議題，我喜歡為下一個世代找新的可能，我想要為他們創造更好的機會，這都不會是當下看到成果，可是我們很清楚知道，for next generation（為了下一世代）是需要的。我做文化工作，我花這麼多心力修復老房子，把很多文化拼圖找回來，也許當下很多人無感，他們覺得這個有什麼新奇，也不是放煙火式的可以博得當下的掌聲，可是長遠來講，文化的事情本來就不是為了當下，是為了世世代代。
所以，我的從政價值是什麼？我反而有時候很叛逆，當下越有掌聲的事情，也許我更會停下來思考一下，這個掌聲會不會讓我急切做出一些判斷上的一點偏差呢？我常常自我反芻，當我心裡很知道這件事情是對的，即使是寂寞的。
問：但選票是很現實的，您在面對選票的時候，也可以放得這麼開嗎？
吳：我在2016年跟丁守中（編按：2016年國民黨在士林北投區的立委候選人）的選戰，那是我第一次立委選舉，我那時候的命題，我覺得不是藍綠的對壘，是新政治跟舊政治的PK。
「新政治」就是要去除政黨的意識形態，新政治就是不是只問立場、而不問是非，新政治是要更擁抱創新，要更有進步的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吳思瑤長期耕耘教育文化，也許在政治的市場上，賣相不是很好的商品，即便在媒體上很冷門、很邊陲的議題，但是我就是想去驗證，我也相信默默做這些事，這就是下個世代需要的，也是台灣需要的，我要去驗證新政治是讓這些默默關注冷門議題、長遠議題、有深度議題的人，能夠被選擇和肯定的。
那次我獲勝，我在媒體上發表當選感言。我當下真的有感而發、覺得很感動。
「新政治」可以超越「舊政治」，選民支持我，他們完全知道吳思瑤是做教育跟文化議題的人，他們知道吳思瑤代表的，就是為更長遠的國家長程發展目標、而努力的政治工作者，可以被肯定、選擇，對我是很大的鼓舞。
所以，選票重不重要？當然重要啊！我必須當選，我才能去做我堅信從政價值的事，我沒有選票就沒有舞台，就沒有這樣的能量，可是我如果只是為了選票，而去做很多迎合、討好的事，其實我不會尊敬認同我自己，所以我的團隊都知道我的一句座右銘：「我們要做感動人的事，而不是做討好人的事。」但是，感動人就要花很長時間，我投入這麼多的教育議題、文化議題，我跟北投的公民團體攜手去做一些媒體毫無興趣的事。
我再舉例，我是民進黨籍，可是我是選區唯一一個從頭到尾在做「眷村保存」的政治工作者。
北投有一個中心新村，是國防部立定為全台灣13個需要被保存的眷村，也是台灣唯一一個有溫泉的眷村。眷村會有民進黨人的票嗎？如果想起來，也許很難有吧！我甚至要踏進去的時候，都覺得是一種隔閡，因為進去裡頭，看到很多過去傳統國民黨政治人物經營的圖騰，人家也說「眷村的老伯伯們可能過去都是投票部隊」，但是因為我對文化的信仰，我覺得眷村文化也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我看到整個村子那麼美，有不同時期留下來的建築的語彙，有不同時期留下來的人，還有眷村文化的底蘊，即便離我的原生生命經驗很遙遠，可是北投原本就是一個以「溫泉療養」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區域，早期日本人送很多的傷兵來到北投，所以「中心新村」就是一個以軍醫院發展出來的眷村文化。
當我知道這個村子的歷史的時候，我覺得它的發展脈絡在台灣很少見，我就覺得我要保存這個村子，不只是硬體，更是軟體的精神。所以我就一路十年，我跟著眷村的二代、三代，一起做眷村保存。現在很多伯伯爺爺，我從來沒有跟他們講我的黨籍，我也不會去提這件事情，可是他們知道有一個人叫吳思瑤，跟他們一起守護眷村，有沒有選票？我不知道，可是這是不是我該做的事？我覺得那是北投很重要的文化拼圖，所以我義無反顧。
中心新村有一個顧伯伯，他家就在中心新村的第一個巷子進去的第一間，他打過抗日戰爭，我到村子裡，每次都會帶著我說，你看、你看，門口就貼著一個抗日戰爭、對日戰爭的褒揚令，像獎狀的東西，他都會很驕傲地說：「我為這個國家作戰過。」然後，就跟我講他過去戰爭如何，要我到他家去，牆上一整面從蔣家時期到李登輝，所有國民黨籍的中央、地方官員、民意代表，滿滿的獎狀、聘書、榮譽顧問，整面牆耶！
我進到他家的時候倒吸一口氣，顧伯伯不曉得知不知道我是什麼黨籍，但是我也都沒提我是誰或我是什麼黨籍，我就很常去村子看他，問他們需要什麼，跟他們解釋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有一天，我跟顧伯伯說，我要選立委了，我跟他說，我送一張「最高顧問」的獎狀給你，他就說：「好啊！好啊！你送來啊！」我請助理送過去，我來不及看到他貼上去，因為後來整個村子修復，他們搬進為眷村蓋的住宅區。
大概兩個多月前，我在北投買早餐、豆漿跟飯糰，我在路邊碰到顧伯伯，他永遠都穿橘色衣服，太好認了，你知道嗎！顧伯伯看到我，主動跟我說：「你加油！我會替你拉票的！」我在買飯糰的當下，眼淚都快掉下來，我從來沒有跟顧伯伯拉過一次票，因為我覺得不要加諸他們壓力，因為他們的記憶和政治信仰就是這麼藍，就是國民黨，我從來沒有跟他們拉過一次票，跟他們說我是吳思瑤，我替你們做多少事，從來沒有，我就是陪著他們，我甚至懷疑他到底知不知道吳思瑤是市議員、還是立法委員，也許他會覺得，吳思瑤搞不好就是一個做文化工作的誰。
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不會去想選票，當顧伯伯一個深藍鐵桿、打過抗戰的老前輩，他跟我說會替我拉票，這一票就太值得了。而其實村子裡還有一些長者碰到我，也會主動說：「吳思瑤，我會支持你啊！因為你幫我保存我的家。」當他們用那種對我很遙遠的口音說支持我，那種感動，有時候比選票重要，獲得的那種鼓舞，比實質的選票數字更為動人。
「我很反骨，我永遠覺得要做更長遠的事情，我幾乎做每一件事情，時間刻度都拉很遠，例如新北投車站歸鄉」
問：這個故事會不會讓你更覺得，民代得當得夠久，不然回報可能來不及體驗？因為文化工作總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會有結果？
吳：我覺得每個人的價值不同，確實有一些人很喜歡當下變得很紅、網路聲量很高，都在討論他，整個社會的新聞都跟著他的質詢、跟著他說的弊案，媒體繼續追。
可是我很反骨，我永遠覺得要做更長遠的事情，我幾乎做每一件事情，時間刻度都是拉很遠。
例如「新北投火車站歸鄉」，我做了12年，還沒有吳思瑤加入前，這些地方的耆老和文化工作者，他們可能已經努力了20年。我把北投石指定為自然地景，適用《文資法》，保護台灣第一個用《文資法》保育的礦物；我做北投溪的保育，也是5年以上；我現在做「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是設定下一個北投的10年計畫。
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時間刻度，大概都是3年、5年、10年，因為有些事情急不來，尤其文化更是，當你更急切要完成，可能會有反效果，很多事要先跟公民社會對話，而我喜歡跟公民社會對話，我們現在在追求更優化的民主，不是表決就過，而是讓在地的人有發表意見的機會。
舉例來講，「新北投火車站歸鄉」我們開了6次公民會議，事實上，車站可以更早回來，郝龍斌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他很期待他卸任那年可以剪綵，那時候他已經兩任完要卸任了，吳思瑤要再選連任選議員，我比他更需要政績。
我就在質詢台上說：「郝市長，你已經是兩任期滿，不需要再競選連任，如果把新北投火車站作為一個爭取連任的工具或者政績，吳思瑤比你更需要，可是我覺得社會、社區，尤其在地的公民團體，對於車站的歸鄉選址，還有車站歸鄉的重組工法，大家想要再對話、討論，我們應當給北投的公民更多時間好好討論」。
我說服郝市長，不要急著讓車站為了回來而回來，延長公民對話的時間，最後又增加公民會議、開了6次，我希望討論跟對話，可以讓大家對於車站歸鄉更有共識，未來的路可以走得更長遠。
車站本來希望2016年歸鄉，但一直到2017年才歸鄉，也就是我當了立委以後才歸鄉，幾乎是延長兩年多的事情，比原定時間往後再挪。我覺得凡事要準備好，等待其實是值得的，不要太急躁為了完成什麼，而完成什麼，文化更是如此，文化需要時間的淬鍊，文化需要更多人一起書寫、一起來共創，需要有等待的耐性。
做文化工作要很無私，去掉個人的慾望、去掉個人的喜好，因為文化就是眾人的事，眾人一起去成就，文化絕對不是一個人去形塑的。
像我進入立法院，我做《政府採購法》的修改，從我跟這些建築專業人士、藝文專業人士，我們開會前前後後超過50次，我從第一次召開《政府採購法》修法公聽會，到真的把法案修完三讀那天，我們經過了941天。我每一天都在算日子，可是不是急切得快、快、快，而是我覺得很好，有爭議、有衝突、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就再討論，包括不同團體間的討論，民間跟政府的討論。
其實，在修法過程中，過去講到政府採購的主管機關、工程會，其實很多民間的人士都是想要拍桌子，可是經過這段時間，思瑤就是請求他們，一起跟政府坐下來對話討論，到最後官民一起合作完成修法，大家都成為很強、很有向心力的團隊，我們一起共善、共好這件事情，而不是急切通過誰的版本、通過誰的主張，最後是大家一起完成政府採購。
20年來，一直被批判的《政府採購法》被視為惡法，從1998年立法到現在，是20年來第一次最大幅度的革新。當然，民間急著想要修法，因為已經罵聲一片了，再不改這個法，只懂得防弊、不懂得興利，可是我說服這些想要改革的朋友，我們需要讓改革走得更穩健，就需要對話。
「台灣社會有個通病：想要用路邊攤價錢，吃到米其林的料理。我拚941天修《政府採購法》就是要尊重專業、追求品質。」
問：如果《政府採購法》一直被認為是惡法，為什麼過去從來沒有人修法？他們碰到了什麼困難，而您進來立院後，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您如何克服這些困難？
吳：過去政府採購就是甲方凌駕乙方，甲方就是業主，也就是政府要買這套圖書系統，圖書館是Boss（老闆），你來跟我詢價，要來標圖書採購案，都是乙方，也就是廠商，過去都是甲方說了算，廠商乙方的專業不被重視。
我再舉例，我們要蓋一棟美術館，甲方是政府，可能是台北市政府，乙方是最專業的建築團隊，但甲方給了一個很不合理的工期、預算，一切都是甲方說了算，給一個很不合理的採購制度，就讓台灣的公共工程、軟體的服務都扭曲了。當中最讓大家詬病的就是「最低標」，過去為了防弊，防弊大於興利，只要最低標、最便宜的就得標，便宜是王道。
天啊！難道品質不重要？難道專業不重要？
所以，為什麼專業界都認為「政府採購」扼殺了品質、扼殺了專業，甚至扼殺了美學。我們看到國外的建築物為什麼蓋得這麼美，可能國外的圖書館，桌子、椅子都好有質感，因為人家不是最低標，是最有利標、品質標、合理標，適合這個空間的好材質，坐得舒服的椅子，而不是最便宜的就可以被政府採購。
換句話說，要把「防弊大於興利」的概念調整過來，興利和防弊一樣重要，應當讓所有政府採購回到尊重專業、追求品質。台灣的社會過去都有個通病，想用路邊攤的價錢，吃到米其林的料理，這就是台灣《政府採購法》需要被改革的錯誤思維。每一任市長都想要在他任期結束前剪綵，所以常會發生很多為了趕工而偷工減料，或是為了趕工而品質不好，甚至為了先剪彩、先開幕，市長當選連任之後閉館再修，實在不能用，過去台中歌劇院就發生這樣的事情；最後，好的團隊不願意加入政府採購，變成惡性循環。
思瑤投入941天，很勇敢做了政府採購的改革，現在是「最有利標」取代「最低標」，我們給每一個公共工程或是軟體公共服務採購「合理預算」，而且要符合國際接軌的，不是很便宜的預算，政府該花的錢就要花，要給合理的工期，不要永遠為了工期、為了績效，讓廠商趕工、趕工、趕工，延期就罰廠商，應該要去想當初市長訂的工期就不合理，一再地去罰廠商，是不合理、不公平。
現在政府採購制度更完備，更能夠跟國際接軌，但修法通過之後，媒體幾乎是不報導的，幾乎是沒有人關心的，因為不是很夯的時事議題，也不是什麼弊案，可是它關乎台灣的軟體、硬體的發展跟建設與進步，實在太重要，我就很能夠堅定地跟專業人士一起完成這個改革。
問：是有人跟您陳情，還是這是你的選前政見？
吳：這是我選立委之前很重要的政見，我要修《政府採購法》，因為我長期對空間美學、對很多工程品質、對很多公共性採購，有長期觀察。為什麼同樣是一個公園，國外可以這麼創新？台灣的公園為什麼都是「大眾臉」？孩子的兒童遊具、溜滑梯為什麼都長得一模一樣，都是「罐頭遊具」？因為都是最低標採購，同樣一套東西搬到這個公園、搬到那個公園。
我們也可以發現，每天上班的地方都是不具美感的。我過去在市議會、現在在立法院，開會的辦公室、用的杯子、坐的椅子，因為都是最低標採購，我們進到孩子的校園，用的桌椅都是一模模一樣樣、數十年如一日，因為都是最低標採購；廠商出產一款椅子，就可以賺一輩子，因為政府採購就鼓勵這種做「樣版化」的事情。
可是，當我們進入一個講究創新的時代，我們需要鼓勵創新、鼓勵新的工法、鼓勵新的設計，而我長期對於空間美學太在乎，發現問題根源就是政府採購。
包括教科書，現在都被我改過來。搭配「108年新課綱」，教科書要搭配課綱的內容，可是台灣的教科書居然比坊間的筆記本還便宜，就是我們都給非常不合理的採購價格，所以我們現在跟年輕的團隊做一套美感教科書，也就是讓教科書的編排、教科書的紙質、教科書的設計，都能更有美感。
我們的目標，是讓孩子的書包就是一座美術館，我們要讓孩子打開的課本，看起來就很吸引人，是「圖像引導學習」，而不是永遠標楷體，長得一模一樣。如何透過教科書的改造、美感的導入、設計的導入，讓孩子在學習的過程中養成美學的「培力」？美感、設計的Design Thinking的根源，都是政府採購。
其實很多前輩，像是陳菊秘書長、賴清德院長都當過地方首長，他們來看吳思瑤當立委第一任四年的問政，他們永遠很肯定一件事情，就是吳思瑤很勇敢的去做《政府採購法》的修法，因為他們當過地方政府的長官，他們知道過去沒有修法前，公務人員不敢去買比較貴的東西，不敢去選比較好的品質，因為受限於法規，所以當有一個立委吳思瑤很勇敢做這樣的主張跟倡議的時候，這些有行政經驗的人，或者實務面第一線有操作經驗的人，大家都非常肯定，確實是台灣發展很重要的一個過程，我們需要的革新。
但小英總統有對外講採購改革嗎？沒有，她很少有機會提到這些，因為採購改革不是社會關注的政治議題。
問：的確，對選舉來說「政治議題」可能比「社會議題」重要，尤其當每四年就得面臨一次選民投票的洗禮。您在25歲時當上國會主任，經歷過立法院有225位立委的時候，但到了您自己當立委時，只剩下113位，您覺得轉變是什麼？民代是不是能更代表民意？您怎麼看國會這幾年的改變？
吳：我20幾歲的時候就在立法院當幕僚，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國會辦公室主任（編按：民進黨前立委李文忠的辦公室主任），我25歲那年的立法院有225個立委，當時選制度是一區選很多人，當選舉制度是一區有很多人的時候，就會有很多走偏鋒、搏媒體版面、作秀的，他只需要顧好幾趴的選票，就可以當選，我年輕的時候幫委員準備質詢稿，常坐在那邊聽委員質詢，在台下都會忍住不敢笑，覺得怎麼有這樣的內容，有的很偏激或是毫無內容，或者看報紙問政，只要為了博得版面。
以前的國是論壇，永遠有人拿了一堆道具，好像演話劇，把國會的議事殿堂成為一個表演的場域，因為要有媒體版面。但我們現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一區選一個，有很大的不同，我必須贏得過半的選票才能勝出，所以我必須走中庸，必須關切多數面向的議題。第二個是，對專業度的要求比較高，我舉個例子，現在第九屆立法委員，我們的質詢率已經高達九成以上，過去幾屆立委，來開會可能簽了到就走，不一定站上質詢台問政。
而第九屆的新國會，民進黨有史以來第一次國會過半，大量的年輕人進到國會，像思瑤這樣的新科立委，可能政治生命正在開始、正在往上走，我們很在乎問政的表現，所以我們質詢最起碼執行率都有九成以上，像我現在的質詢率是百分之百，我們每一次的質詢也許只有十幾分鐘，我的PPT（簡報）準備幾十頁，都有很紮實的圖表、數據，我們會拿國際經驗、其他城市的經驗來比較。這一屆新國會呈現非常專業，而且是深度問政，跟過去十幾年前我當幕僚的時候，是一個天翻地覆的差別。
而且，還有很大的差別是，現在國會都是「直播」，每一個立委的問政都要被直播檢驗，我到處跟人民對話、座談或客廳會，跟選民聊天時，都會問大家：「有沒有看立法院的直播？」我都希望大家看直播，不要只看電視新聞，因為現在電視新聞版面就是這樣、秒數就是這樣，電視新聞還會剪出最走偏鋒的，到目前為止還是潑水的、罵人的，或者很勁爆的話題，台灣的媒體還是沒辦法走出那樣子的困境。
但當有了國會全時段的直播，會讓我們站上質詢台的立委更有責任，因為會被全民監督，你不能亂講，問政要實實在在，一定要準備充份，所以我也常常覺得很受振奮，我都鼓勵我的朋友們看直播、給我意見回饋，跟我說思瑤這個講得很好，你這樣講是對的，以前都沒有人講的。
我的朋友很多都是大學教授，他們就是很喜歡看直播，看直播的人其實還滿多，這滿好的，對於優質問政的人是很大的鼓舞。我們也許沒有被電視新聞剪出問政內容，可是我們讓在乎立委問政品質的人，真真切切看到我們的問政是不是有內容，我們的問政是符合國家社會的需要。
我常常收到訊息告訴我說，「你的質詢又被哪個校長拿來PO（轉傳），你的質詢又被哪個藝術家PO了，你的質詢又被哪個建築師拿來PO了」，他們就是自動自發，看到思瑤的問政講得對，很自然地透過新媒體的管道來傳播·。
我覺得我很振奮，「寂寞的問政」但有人在乎，在一些比較長遠國家政策的事情，我不斷地主張跟倡議，是會找到同好的、獲得共鳴的。
大概就像，如果我是個作家，也許我賣的書不是最暢銷的書籍，可是我們很認真製作，真的很熱愛閱讀的人，他們會喜歡，那麼我們就會認真去準備跟執行。
問：您覺得現在的國會，還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嗎？
吳：國會確實還需要精進，比如我們一直在講「委員會中心主義」，也就是「委員會資深制」。吳思瑤擔任市議員或是立法委員時，我都長期在教育文化委員會，因為我認為資深跟專業是需要的。
我不會因為這個會期，高鐵有什麼勁爆消息，就跟大家一樣都擠到交通委員會；我不會因為這個會期「核能發電」是最夯的論戰，就擠進去經濟委員會。
新國會，大家已經逐漸累積「資深專業制」，所以像我就是在教育文化委員會。
而現在的民進黨有一個相對進步的制度，我們用「積分制」，屆期在委員會待得久、積分就高，未來你要留在這個委員會的機會就大，民進黨已經開始有「推崇資深」的做法。像吳思瑤是專業的教育文化委員，我一定對於這個委員會在審的法案或預算最了解、最在行；換言之，在教育委員會審出來的法案跟預算，其實院會都應當盡可能尊重，不過，現在我們的協商制度，為了確保小黨的發言權，為了確保小黨的協商權，常常在朝野協商後，幾乎完全推翻我們在委員會認真審議的結果。
尤其，我們會發現某部分的小黨，都會在協商的場域裡，幾乎做出跟原來委員會很專業、深入的討論「完全相反的審議意見」。我常覺得這是一種耗損，對於委員會資深專業制度是不尊重的，也就是太個人主義了，但這就是制度，我們必須確保小黨的協商權，但我希望各個政黨都能自制，也就是說，我們要尊重每一個委員會專業審出來的法案，除非有些法案、預算在委員會的時候，其實是有爭議，那麼送到協商是為了更嚴謹，多一道程序，多一個把關。
協商制度有好有壞，可是我希望政治工作者們、還有立法院的同事們，有的時候不要太個人英雄主義，我們要尊重多數的專業委員會審議出來的專業意見，這是我對於國會改革、我希望未來的協商制度，提出的一些建議。
「如果人民最終投票結果，讓第三勢力興起，那未來很多政策的推動，就無法把效能放在優先順序上，對話、折衝會造成國會不穩定，人民要能夠接受與容忍國會的不穩定狀態。」
問：延續您剛剛說的國會改革，小黨的興盛其實不是只有這四年，明年應該更爆炸，這一次光第三勢力的不分區名單就很多元，您怎麼看2020年的新國會呢？有沒有可能第三勢力在2020年撐出一個空間，對民進黨造成壓力？
吳：現在各個小黨都競相爭奪政黨票，也都推出各類素人，或將民間專業人士列在各政黨不分區名單，我覺得都是好事。制度上，我們能夠給予一些小黨參與的機會，但最終的決定是誰？
是「人民」會做最終選擇。
但站在個人的立場，我當然希望民進黨國會過半，因為第九屆是我們史上第一次國會的政黨輪替，也因為民進黨史上第一次成為國會多數，我們完成非常多過去20年、30年，沒有辦法做到的改革，譬如說年金改革、《政黨法》修法、《轉型正義條例》、司法改革，還有譬如說婚姻平權，以及思瑤一直在做的政府採購改革。
唯有穩定多數的意見，才能夠讓我們貫徹改革意志，我相信，如果民進黨繼續在國會取得多數，我們會繼續把還沒完成的改革事項、還需要再強化的法案完成，只有國會多數才能夠更有效率、更有力量地貫徹。
如果是第三勢力興起，兩大黨不過半，都會讓小黨成為最終左右法案、預算通過的門檻，可以想像，未來的新國會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在協商，花很多時間進行溝通跟對話，需要有很多時間磨合小黨跟小黨之間的不同意見。這個小黨要加個蔥、這個小黨要加個薑，這個小黨又要加一片辣椒，讓原本行政部門所推動的政策，到立法院後就全然變成一個不同狀態，而且是難以掌握的狀態。
所以，我說這是人民的選擇，如果人民最終投票的結果，是讓第三勢力興起，某種程度，人民就必須接受，未來在很多政策的推動上，沒有辦法把效能放在優先順序，而是必須對話、折衝，甚至某種程度是一種「國會的不穩定」，人民要能夠接受跟容忍國會的不穩定狀態。
這就是為什麼執政黨都希望國會過半，因為相對不穩定的國會，影響的當然是施政效能。
我們希望人民再給我們機會，也就是行政、立法都能夠有多數的穩定，因為我們堅信民主進步黨代表「台灣多數主流民意」，我們希望能夠貫徹一個法案、一個政策，然後出了行政院的門，送進立院可以快速接軌，能在行政立法之間形成一個有效能、有力量的對話，讓任何政策符合台灣當下的需要，快速上路、執行。
問：提到改革效能，您覺得民進黨這四年的改革效能，是好的嗎？第三勢力經常批民進黨國會過半，卻阻礙很多法案通過，例如修憲、移民法等等，因而主張讓更多第三勢力進入國會、制衡藍綠，您接受這樣的批評嗎？
吳：我當然不接受。我覺得民進黨這屆國會過半，我們已經完成了太多過去幾十年沒有辦法完成的改革方案；同時，我們也沒有因為國會過半就很傲慢、什麼事情都以我們的意見為主，我們大家都願意花時間跟各個政黨協商，讓爭議的事情上，小黨有發揮意見的空間。
不管是時代力量、親民黨或幾位無黨籍立委，院長都非常尊重小黨的發言權，在朝野協商過程中，每個小黨跟大黨一樣大，所以如果小黨批評民進黨沒有改革績效、法案通過不夠快，小黨當然有責任！因為協商場上，為了尊重小黨意見，是沒有辦法凡事都照民進黨意見的。
這是兩面刃，當我們是國會多數的時候，我們如果什麼事情都表決，就會照我們的意志，但我們又會被批評是傲慢多數的暴力，但如果當我們願意跟小黨對話，回到朝野協商這個法定機制，願意給小黨空間、加入小黨意見，而當小黨意見又不能趨於一致的時候，法案就會Pending（擱置）在那裡，所以最後一些社會期待的法案，就需要再一些時間的等待。這是執政的難處，但當家的本來就是要概括承受。
所以，我請大家去看第九屆立法院的立法品質、立法績效、問政品質，我可以很驕傲地說，第九屆立法委員的問政專業，我覺得是很大的躍進跟提升，相較於我過去十幾年前，在做國會幕僚的時候，當時立法院的問政品質，現在真的很進步，不分黨派，我真的要給這些委員整體很大的肯定。
「有人說小英很笨，衝突式的改革應當留到連任後處理，但她選擇了一條很勇敢的路。當下的掌聲沒有不重要，但就把它放在更長遠的地方。」
問：選民的期待是很高的，這四年當中蔡政府沒停下改革步伐，很多人覺得社會變得動盪不安、人心浮動，也對民進黨漸漸失去信心。您覺得民進黨在這次大選中，要如何挽回民心？
吳：我們在執政初期，也就是小英總統第一任的前一、兩年，確實走得很顛簸，我們也反省了，是不是我們太急切想把所有的改革一次完成，當太多改革要上路，就一定會影響很多的既得利益者的權益，所以立法院也是有史以來被包圍、被抗議最多的一屆。
所以，社會可能覺得又有人在抗議了、又在吵了，是不是執政黨做不好？但是，我也常常收到一些支持者給我們鼓勵，他們會說：「選舉就是要改革啊！如果怕就停，那我們選你們做什麼？」年金改革在陳水扁總統的時候，就說一定要改，否則國家會破產，馬英九也說，現在不做明天會後悔，最後蔡英文上任，我們用兩年多的時間對話、溝通。
當時八百壯士（編按：由中華民國部分退伍軍人組成的團體，因反對民進黨更改退伍軍人的退休金制度，於國會附近遊行陳抗，並多次和警方發生衝突）抵死不從，他們沒有辦法接受任何一點點權益受到損害，我們走在立法院外圍，八百壯士把我們抓起來、想揍我們，沿路都是被八百壯士的咒罵，我們這屆立委要承受很多生理、心理的壓力，因為堅持改革。
的確，「年金改革」確實可以第二任再做，「婚姻平權」也許也可以第二任再做，轉型正義、《政黨法》的修法、《公民投票法》的修法和司法改革也都是，但這些都是我們答應人民的事情，我們知道會受傷，但我們也知道有心人士會製造台灣社會的對立，甚至很多的社會對立，來自對岸中國的操控，中國共產黨就是在每一次的改革中滲透，用他們的氣力、用他們的管道，引發很多抗爭事件，其實這都是有案例可循的，他們的政治意圖是：「選了小英，加上民進黨變國會多數，社會就是這麼亂」。
有人說小英很笨，「衝突式的改革」都應當留到連任之後再去改，可是這就是蔡英文的勇敢，就是民進黨的承擔，如果我們把所有爭議的事情，放在順利連任之後的第二任再去做，對不起，我們是不是愧對在第一任就支持我們的選民？我們為什麼在眼前就該努力，卻沒有去努力？我們有什麼資格請人民再給我們第二任？
所以，回過頭來，我覺得這些就是戰士身上的標記，改革的路上，戰士身上都會帶著傷，我覺得很驕傲，我們第一任就勇敢完成這些事情。因而我們要挺住，我們要承擔！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做的事情，是我們對人民的承諾。
這四年的國會，我們問心無愧地承擔、改革，也許還有一些沒有到滿分的地方，不完美的地方，或是讓其他少數意見認為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都虛心接受，而這就是台灣的民主價值。
人民四年一次用選票做出定奪，而我們有責任並勇敢的告訴人民，我們做了哪些努力、我們做了哪些堅持，這些堅持是為了台灣的世代、為了永續、為了下一代，所以民進黨有一句口號：「改革為下一代」，改革也許傷到這一代人的部分權益，但改革是為了下一代，我們有這樣的信念。
回到我一開始說的：「是不是可以幫我們人生的目標，訂在比我們生命還要長、還要遠的地方」，當我們價值訂在遠處的時候，我們就不會在意在有限的生命裡，到底獲得什麼。
所以我常說，現在新北投車站回來了，哪一天，吳思瑤百年之後離開了，可是新北投車站依舊在那裡，這個車站歸鄉的故事會依舊被傳送，不同世代的人使用車站，會創造出新的故事，這些歷史上的價值，都遠勝於吳思瑤當下當市議員、當立委時，有多少報導報了吳思瑤做了這件事。
當下的掌聲和一時之間的名利和肯定，沒有說不重要，但就把它放在更長遠的地方吧！
（本文歡迎合作轉載。首圖來源：汪忠信攝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