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 文字：《報橘》社長戴季全
整理：林子鈞
翟本喬是一個自由的人，一個浪漫的人。
最早聽聞翟本喬可能會加入時代力量擔任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的時候，我的反應並不吃驚。我對這個消息的真偽並不好奇，當時沒有急著跟他求證，原因是我知道如果翟本喬真的下了這個決定，那麼他下這個決定的脈絡，遠比他下的這個決定要重要、要關鍵。
翟本喬的初衷，是改變台灣產業界的生態和心態。翟本喬加入時力不分區的目的，也是改變台灣政治的生態和心態。一位思考者，實踐者，與徹頭徹尾的創業者，面對可能的失敗與挫折，翟本喬並不畏懼。
「我認為想做的事情目前做不到，就是要自己跳下來。」
戴季全（《報橘》社長戴季全，以下簡稱「戴」）：我跟你認識也好一段時間了，其實你一直都是科技背景，不管是在 Google、貝爾實驗室等等，中間我們不時會聊一下政治，不過那時候就只是閒聊，你是什麼時候決定要轉戰政壇的？
翟本喬（時代力量不分區立委候選人，以下簡稱「翟」）：其實我一直都沒有在想加入政壇，之前我從 Google 回來台灣的時候，我的理念就是想改變台灣產業界的生態、心態，讓台灣大量的高級工程師人才，能夠享受比較自由發揮的環境。
所以我一開始是想在 Google 裡面做這件事，後來到 Google 台北協助建立研究中心，我們先前的做法是先和台灣產業界合作，運用 Google 手上大量的資訊，跟台灣產業界很強的硬體製造、設計，共同做出一些智慧裝置，但到 2008 年遇到金融海嘯，Google 決定改變作法，只單純專注在自己的產品上面，減少跟本土產業的合作，我們當然很失望，畢竟損失了一個讓台灣產業界升級的機會。所以那時候就決定好吧，那我應該自己進台灣產業界來做，就離開 Google，去了台達電。
那時候為什麼去台達電呢？是因為鄭崇華董事長擁有最開闊的心胸，還有廣泛的視野，更有去嘗試很多不同東西的勇氣。所以我就到台達電建立雲端企業中心，開始招兵買馬，建立新的企業文化，很可惜的是過了兩年，鄭董事長就退休了，交棒給接班人。接班人忠實的盡一個經理人的職責，要做最對得起股東的事情，以上市公司的立場來說這也是正確的決定，很遺憾的是鄭董事長前面做的比較不是本業的先進研發單位，也慢慢被撤掉了。我希望的是在台灣產業界內部做到新創的精神，但沒有做到怎麼辦？後來就自己跳下來做新創看看，所以基本上我認為想做的事情目前做不到，就是要自己跳下來。
政治這回事我也是相同的概念，過去從太陽花到現在，政府有很多事情都會找我們這些網路界的人去諮詢，有些有被採用，但也有很多沒被採用。其實在 2016 年政府改組的時候，行政院也有找過我，基本上就是唐鳳現在這個位子，當時我們幾個人在開會其實是在推薦人選，但推薦的人都不願意來，何佩珊就問我可不可以當政委，我就說不行，我的公司還在運作。最後就變成裡面的唐鳳被打鴨子上架，接了這個位子，他也做得還不錯，有一些表現，但他的個性就是非常溫和，不太會去爭什麼東西。
戴：但那時候我們對唐鳳的期待，比較希望他可以大於等於蔡玉玲。我沒有覺得他現在做的事情不好，但很明顯的不符合網路圈的期待。
翟：我覺得主要就是因為他的個性很溫和，與人無爭，所以跟部會之間沒辦法協調的時候就算了。
戴：我說的比較直接，但政委的工作不就應該是要協調部會之間的爭執嗎？
翟：以唐鳳的個性，別人不聽他就努力說服，但如果說服後別人還是不聽，他也不會用其他壓力去強迫別人做正確的事。
戴：好，那如果以我們當初順著蔡玉玲政委的方向來看，數位政委應該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會更好？
翟：基本上就是整個科技政策、新創政策的制定，還有相關法規的修改，能夠讓整體的環境更活潑。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很多這些法規上窒礙難行的地方，妨礙新創的地方，其實是可以想出一些方法解決，但需要一些比較強硬的手段，去說服別人，甚至要用一些手段強迫政府部門接受。我們也知道政府機關的基本原則就是少做少錯，所以要他們多做一點事情的話，是的確需要更強力的推動。
即使是蔡玉玲當年以多年的律師經驗、歷練，最後還是有很多事情動的很慢，現在來看，如果當初確定知道要做這些事，就知道唐鳳不是合適的人選。其實我當初推薦的是程天縱，畢竟他做過高階經理人，也輔導過新創好一段時間，可惜的是他沒有這個意願。
戴：當時簡立峰也沒有這個意願？
翟：簡立峰其實也是與人無爭的，只是唐鳳更與人無爭！簡立峰也是不會強勢的要求別人做事的。
「台灣新創目前的重大問題，就是大家做的都是非常淺的創新」
戴：從你剛剛講的法規面，或是整個生態、心態的角度，有碰到什麼樣的困境是要去解決的？
翟：其實我最近去了以色列，跟以色列的比爾蓋茲談了一些事情，他有一個創投叫 RAD，是一個大創投，1982 年成立到現在，他們投的公司不多，但他投的項目技術必須要領先其他人很多，或是即使現在沒有領先，但做了十年之後，至少領先其他人五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因為台灣新創目前的重大問題，就是大家做的都是非常淺的創新，或是市場創新，講難聽點就是把人家做過的東西，換一個市場做，或是從台灣帶去別的地方做，但這種新創公司很難獲得大的成功，而且別人要超越你也很容易，就是砸錢，例如蝦皮砸錢就把台灣電商吃掉一大塊，問題就是沒有什麼真正技術的含金量。
以色列這個 RAD ，他所投的是什麼？像 Mellanox 這家公司，剛被 NVIDIA 用六十九億美金買下來。他們在網路交換機技術上，領先 Cisco、Juniper、Intel 這些公司五年，Intel 花了 20 億美金想要做同樣的技術做不出來，因為 Mellanox 當初技術就已經領先了，依然持續保持領先，別人做 10G，他做 40G、50G、100G。不只是速度快，裡面的軟體也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到了那個速度，用一般的軟體是做不到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跟邱月香、黃志芳、王震緯一起去參訪，問了 Mellanox 幾個問題，先問了 Mellanox 為什麼想做這個，他們說因為 Mellanox 有這個專長，而且領先別人很多。再問他怎麼留住這些人才，他講的其實跟馬雲差不多，就是錢給到位，心不要委屈這兩件事，但這就是台灣產業界很難做到的事。另外一件是技術要領先別人很多，願意投資 10 年不要賺錢，但 10 年你拿出來後技術至少要領先別人 5 年，打遍天下無敵手。
我還問了一個關鍵問題，外商到中國做生意，都要把技術交出來，那你們在中國市場很大，也碰到這個問題怎麼辦？Mellanox 說「我不交，你愛買不買，去買 Cisco、Juniper 啊？落後我五年啊！」當技術領先這麼多，中國要技術就可以跟他嗆聲，你希望中國資料中心都落後美國五年，你就去買 Cisco。然後黃志芳問政府幫了 Mellanox 什麼，他們說「Leave us along！」，不要管我就是幫我。
戴：聽起來還有另外一個前提，以色列的創投，或是資金的挹注上有這樣的生態存在。
翟：他們的創投也不是哪裡募了一筆錢來開創投，而是本身就是成功的企業家，拿自己的錢來做這件事，願意養這些新創公司養很久。
戴：就你的觀察，為什麼台灣的企業比較缺乏這樣的思維？
翟：我忘記是誰批評的，說台灣的企業家把上市公司當自己的口袋錢在用，所以想要投資、養新創，就用公司去養。但當把新創養在公司裡時，問題就是公司裡的其他人會怎麼看？花我公司的資源，但是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真的想養新創的話，就帶出來外面用自己個人的錢去養，沒有人能挑你毛病。
戴：那為什麼以色列或是其他比較好的創業生態圈，比如矽谷、西雅圖、倫敦，這些生態是怎麼養成的？這跟法規有關係嗎？因為風險不會在台灣特別高啊，畢竟投資新創一直都是高風險的事業，才需要創投持續投資？
翟：我想第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工程師已經被教育成要很快的長出成果，畢竟每個學期都要考試，所以缺乏長期規劃大型計畫的眼光跟能力。有些教授很厲害，可以做這樣的事，但台灣學校的制度，又迫使大家每年都要去寫國科會/科技部計畫，所以要來從事創新的人，從小被養成的心態就已經偏了，而大企業家的成功不是由創新來的，而是由市場來的，剛好有這個市場，即使技術沒辦法很新，還是有辦法成功。
戴：也就是對他來說創新的動機不夠強，從市場賺到的錢，比從創新賺到的錢來的還要快、還要多，在台灣市場並不需要創新？
翟：對，所以台灣講 R&D，但大部分並不是真正在做 Reseach&Development，而是Manufacture（製造）上如何把客戶需要的東西做出來，其實就是 Customization（客製化），或者是 Field application（應用），台灣把這些都算是 R&D。可是以色列的 R 是真的在研究，D 就不強，M 是完全沒有，我覺得這是可以跟台灣互補的地方。台灣是 M 超強，D 會一點，R 非常非常少，所如果跟以色列合作的話，就可以達成互補，以色列很會做從 0 到 1，台灣很會做從 1 到 N。但這種合作不是像過去經濟部想的，去接單做生產，這生意賺不了多少錢，因為這種 R 所需要的 M，量是很少的。所以我希望推動的合作是不要拿他們的錢，要他們的股票。
像 Google 2001 年時要買 server，就跟一家叫 Rackable 的廠商交易，給他股票，結果這老闆到現在賺翻了。
戴：假設這個合作順利的話，會不會主要的利潤還是被以色列賺走？
翟：不會，因為這個做法是 R 到 D 到 M，台灣的 D 當然是針對 M 來做的，所以以後以色列生產還是要找台灣，生產的錢台灣還是會賺到，而台灣能給以色列一個公平的交易。
我舉個例子，有一個產品叫 Pressy，在耳機孔上面一個小小的按鈕，這是以色列團隊做出來的，在 KickStarter 上募資，最後賣了幾萬顆，他一顆賣 16.99 美金。他的做法是接在耳機插孔上，用 App 讀取，按一下、按兩下、長按，不同的按法，可以觸發不同的命令讓其他 App 去做不同的事。像現在 Google 好不容易有按兩下電源鍵可以拍照，用 Pressy 這個按鈕可以做很多事，基本上就是客製化按鈕，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例如要錄音就不需要解鎖手機，打開 App 再錄音。
KickStarter 是預售，所以接下來就要找人製造啦，Pressy 就跑到中國大陸深圳的樣品街，廠商看了一下設計圖，約定了四個月後交貨，結果等了兩個月，東西出來了，結果不是掛 Pressy 的牌子，有三家仿冒的出來了，一家賣18元人民幣，一家是9.9元人民幣，第三家是小米，只賣4.9元人民幣。Pressy 的點子很成功，專利也申請了，但在大陸誰鳥你？於是這家公司就沒了。他如果來台灣，會不會發生這種事？不會啊，台灣商人守法，講信用，製造速度也不會比大陸慢，品質也不會差，價錢也不會貴啊。
「假如台灣有一萬個年收入五億的人，那他們交的稅是不是就解決了很多問題？」
戴：但是就長期而言，你還是支持台灣應該要慢慢偏向發展自己的技術端？
翟：我覺得台灣的科技經濟發展政策要走兩條線，過去是偏重於創造就業率，提升國民平均所得，但過去做的比較多是提升基本工資這種事情上面，這對短期 3~5 年是有幫助的，但對 30 年不會有幫助，你能做到哪裡？外面競爭又那麼多。而且你想一下，以色列國民平均所得 40600 美金，台灣 25000 美金，以色列 900 萬人，其中有 140 萬人不事生產，他們東正教學徒、家庭、教士，只要宣稱自己是東正教，就不用交稅，政府還要養你，這比台灣的 18% 問題還要嚴重。以色列建國的時候只有 10 萬東正教徒，當時的總統允諾給他們這樣的待遇，時至今日東正教徒已經變 140 萬了，把這 140 萬人扣掉，其他人的平均所得直接多了 1 萬美金。台灣的少子化是不是有同樣的問題？三、五十年後一個年輕人要養 3.5 個老人，光靠提升基本工資是沒用的。
所以另一個主軸是，我們如何創造百分比很小但非常會賺錢的人？假如台灣有一萬個年收入五億的人，那他們交的稅是不是就解決了很多問題？而且如果用國家的力量去栽培他，那他們是不是應該負擔更多的義務？年收入 5 億，交 70% 的稅，你還有 1 億 5 千萬啊？比起 300 萬交 30% 剩210萬好多了。所以關鍵是我們怎麼找出這些厲害的人？因為台灣厲害的人真的蠻多的，出國就都厲害起來了，我們怎麼找出這些人，給他們環境，讓他有本領、有事業之後，去一年賺五億。
戴：是讓國家主導嗎？而不是讓市場？
翟：國家不主導也可以，不管是國家做、民間做都可以，但就是要真的有人有心去做，國家做還是有一些阻力，比如台灣大家都要求齊頭式平等這種心態，要怎麼打破它？
我們要先說清楚這是一個國安問題，不然 30 年後誰來養老人？民間做的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現在很多大企業主，會把事業留給他的二代，留個幾百億給他，不要全部給兒子嘛，拿個 50 億出來，養 10 個乾兒子好不好？甚至不需要 50 億，50 億搞不好可以養 500 個乾兒女，為國家創造更多產值。
戴：我悲觀一點，或者說我對人性比較沒有這麼樂觀，比較起來的話雖然政府主導也有困難，但至少比較有正當性、執行性會比起依賴這些企業家的抉擇要穩定一些。
翟：但多一億是一億嘛，多養五個是五個。
戴：我們先從比較能切入政策面，或是你進入國會之後比較能推動的方向來討論。
第一，這個投資的錢，看起來是不是國發資金最合適？第二是，在國會生態上其實有一個溝通問題，是不是我們在投資上要有很明確的目標意識，某些人才、案子的投資，只要符合你剛說的框架，在幾年內是不是不能特別要求報酬？
翟：對，這點是很重要的，簡單來說政府的投資要回歸專業，不能是政治交易、民粹，國內創投業多半也是比較追蹤短期回收的。政府反而要找真正有國際經驗的天使投資，這種厲害的經理人來看這些問題，有些可以投到 10 年後才能回收的。
戴：回到剛的第一個問題，所以可能的資金來源是國發基金嗎？
翟：國發如果願意當然很好。他總基金現在是有 1000 億對嗎？
戴：總數好像超過 5000 億，只是先切 1000 億出來。
翟：那其實很夠啊，對啦，國發很有錢是因為台積電啦。
戴：現在國發基金不管是直接投資、Match Fund，或是切出來做轉型基金、天使基金應該都可以。國發基金目前的可流動資產我記得是超過 5000 億，他們碰到的問題第一是沒有案子投，第二是目前國會立委的要求都會比較傳統，不能說他錯，可能就是國會裡還沒有「投資案不一定每個都會賺錢」的共識，就像你剛說的，已經是某種政策性的長期投資，不是看短期的報酬，還投資出人才，或是做一些技術累積。這方面的投資就要用更上位或更寬闊的思維來設計這個資金。
你們這次參訪應該也有去 Innovation Authority？
翟：沒有，我們這次去的行程是一般人比較不會去的。
戴：Innovation Authority 的做法就是，國家固定會撥錢進到 Authority，補助的錢不用還給國家，他有幾個 Guide Line，其中一個 Guide Line 是每年或每幾年選定項目，可以用裡面的錢或是其他國家補助的錢，去投相類似的概念、團隊，是一個包牌的概念，國家的經費只出不進像散彈槍，集中一個範圍，只要有一個團隊起飛就好了。另一個 Guide Line 是，投資獲利之後只要保留 30% 回歸基金，其他可以繼續投。
台灣目前的投資會要求要回報的，或是一個類別只會挑一家公司，而不是配合產業政策、國安政策不斷的投資，像以色列已經有一些領先技術，例如滴灌技術，他們國家根本都是沙漠。那時候我們就問他說「你怎麼決定要投資哪些技術的？」，他們覺得這問題很神奇，怎麼會有這種問題？他們說因為以色列沒有水，沒有水我們就死定了，我們一定得投資啊！這跟投資報酬率是沒有關係的，而且必須確保我們的技術一定是全球最領先的。
翟：他聽不懂是因為在台灣問這個問題，意思是怎麼確定不會投到唬爛團隊，他們會覺得「怎麼會有唬爛團隊呢？我們每件事都是生死關頭的問題，怎麼會有唬爛團隊出來呢？」
戴：會不會是因為台灣的主體意識並不是那麼清楚，對台灣生存意識到這幾年才剛開始？
翟：我覺得倒不是，應該這樣講，我們去投資做這件事的目的到底是什麼？還有做投資的誠意跟決心。台灣現在很多重大投資案，都會有人想要出來污錢，而這些人偏偏又有一些政治勢力，所以為什麼需要十個黃國昌在立法院？你看慶富的案子，連柯文哲都說我們要有十個黃國昌進去立法院。我認為是政治生態問題，因為太多人認為政治是用來賺錢的。
「如果今天中共 M 族飛彈的製造廠有這樣的病毒進去，你說他們會有一千枚飛彈對著我們嗎？」
戴：假設政治生態這幾年越來越成熟，如果沒有這些政治撈仔，你認為台灣生死存亡的課題在科技上，我們應該優先投資什麼？
翟：第一是資安，這絕對是第一優先，現在戰爭早就已經都是資訊戰了，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是資訊戰了，只是最近十幾年才被大家知道他是資訊戰，一個是圖靈解碼，一個是中途島是怎麼打贏的。如果不是資訊戰打贏的話，中途島應該是一敗塗地的。
戴：傳統上他們是說這叫情報戰。
翟：不只是情報，有一些技術性的東西也是，比如德國當初去轟炸英國，他們怎麼讓德國轟炸機知道要往哪裡轟炸？德國用一個無線電波束導引，飛偏了儀器會告訴你，當另一道電波出現時就是丟炸彈的時候，所以英國就另外發一個電波去干擾他，讓他把炸彈丟在荒野或海中，這就是資訊戰，不是情報戰。
戴：這部分我比較沒有那麼熟，我確定一下，有時候電影會拍地面部隊要先到附近用雷射定位，才能用潛水艇去發射導彈，他是不是一個相同的應用邏輯。
翟：從某個角度來講是一樣的，就是要有人告訴你炸彈往哪裡丟，然後再有另一個人去丟炸彈，一種是不會動的，直接 GPS 定位就好，另一種是會動的，就要有人去追他確實的位子，要不然就是空中要有雷達，去看這個東西在哪，而這有個危險，就是這架飛機或是飛行器發出電波就會被偵測到，所以為什麼要用雷射定位？因為雷射旁邊的人人家看不到，只有反射、散射的地方看得到，所以炸彈可以對準雷射點下去，飛機可以不用發出任何電波就可以掉頭走了。
戴：會到剛說的，你剛說的台灣第一個要投資的是資安，可以再細談一點嗎？
翟：我舉個例子，前陣子有人在說，如果敵人出現在身邊，我毫不猶豫掃把拿起來就打。可是如果敵人已經出現在身邊，你已經來不及了。還有人說如果傘兵降落在台中市，我身邊有槍，我抄起來就開槍，但如果傘兵已經可以空降在台中市，那根本就來不及了。第一個是說陸軍的防衛，是海空軍已經失敗之後才會發生的，海空軍如果失敗就撐不了太久了，而海空軍為什麼會失敗，因為前面的情報戰就已經有問題了，你知道敵人要出動的時候就要從內部去癱瘓他，這才是最厲害的。
Battlestar Galactica（星際大爭霸）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新的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播，舊的在台灣播的時候你還沒出生。他的概念就是說有一群機器人的文明跟人類對抗，人類技術其實比較好，他們的母艦、戰鬥機都比較厲害，但機器人在戰鬥機的程式裡植入木馬，所以發動攻擊時從內部就毀滅掉他們，就把人類全部幹掉了，而人類最後剩下只剩下中古戰機可以對抗，這是故事的背景。而這就是最前面的資安戰問題，如果說敵人要出動的時候你直接把空軍幹掉了，怎麼還會有拿槍打傘兵的機會呢？
戴：這個就台灣的體制來說應該是國防部要負責嗎？
翟：當然，目前的制度上有真正的網路軍隊，但這件事情其實又太狹隘了，只有網路嗎？不是啊，還有後面的系統，當這樣的東西能夠建立起來的話，當然是最好的。國防部是不是有這個責任，有，但國防部裡面哪個單位要來做這件事？我舉個例子好了，美國要對付伊朗做核彈這件事情，用什麼方法呢？以色列當年用了 F15、F16 去炸他們原子反應爐，美國的做法是他做了個病毒，這個病毒在外面都不會造成任何危險，進到一台電腦就把自己藏好，再看一看網路上還有哪些電腦，再去傳染給他們，但這個病毒會做一件事，就是他會檢查這個網路上有沒有西門子的某一型控制器，如果有的話就放另外一段程式進去，西門子這個控制器裡面那段程式，就會看有沒有接上什麼樣的馬達，如果有某一型的話，就會讓馬達偶爾加快一點或是減慢一點，但儀表板上面要假造一個正常數字，顯示一切正常。這個轉速忽快忽慢，軸承就磨損得很快，離心機就壞掉了，這個離心機就是專門拿來做原子彈鈾 235 的離心機，因為伊朗買的離心機就是西門子的，用的是這個型號的馬達，因為所有的診斷看起來都正常，可是莫名其妙離心機就是常常壞，找原廠來也沒用，因為零件換上去了，病毒又進來了。
那如果今天中共M族飛彈的製造廠有這樣的病毒進去，你說他們會有一千枚飛彈對著我們嗎？搞不好所有科學家都已經被炸死了。
戴：台灣現在國防部我合理的猜測是沒有這樣的能力的，連這樣的理解都沒有。
翟：（笑）不管怎樣，我們都應該繼續讓中共認為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戴：最近小英總統在討論要成立數位網路發展部，或是網路發展委員會，之前張善政也提過類似的概念。你會不會認為需要這樣的單位，剛剛你說的做法如果國防部要做，是不是這個新的部會可以發展這件事？
翟：我倒不覺得這是一個部會要做的事情，事實上這比較接近一個任務編組，當初張善政在提數位國家公投，我當然認定這是正確的事情，但因為我們的中央政府組織法有蠻多問題的，我那時候去中選會送件，中選會就去找各單位研究，我忘記是哪個單位了，他就說我們的國發會不就在做這件事嗎，裡面的研考部門、研究部門，不就應該是做這件事情嗎？所以有這些問題。
我之前在討論，就有跟張善政直播的時候，我就問一件事說，台北市有三個副市長，行政院為什麼只有一個副院長？是不是可以多幾個副院長來做這件事？因為政委叫不動部長，但副院長可以叫得動啊，所以行政院應該有三個副院長才對，然後其中一個副院長來做這件跨部門的事情就好了，不一定要成立一個新的部會。
「實現 1+1大於 2 的效益，時代力量更值得我去幫忙」
戴：政治圈有一個謠傳，就是郭董在各個政黨都有安排自己的人，包含現在親民黨，都有很重的郭董色彩，民眾黨也是，外界當然有部分人會有這樣的疑惑，就是認為你是不是郭董安插在時代力量的人？
翟：我去年 1 月到 5 月密集的跟在郭董身邊幫他看 AI 的東西，之後我就跟他分手了，其實在我的系列文章裡面應該會寫到這個部分，但我還沒寫出來。我是覺得郭董本來也沒準備好要選，可是他所想要推出來選的人又不夠力，所以最後他決定自己出來選。
我當他的顧問之後，他一開始是說要在支持我再開公司做 AI 方面，但 AI 不是我本來的專長，我看得懂，但不是說我累積了十幾年經驗，做得會比別人好。我幫他看完 AI 之後是給了郭董一些幫助，像 iPhone 製造、瑕疵檢測我提供了一些點子讓他省了不少錢、省了不少人。
後來郭董確定是找李傑來做自動化這些事，高虹安也是李傑的學生，這也不是什麼秘密。之後他就跟呂芳銘講，叫他就再給我一筆錢去開一家公司，感覺上就是我幫他做這些事的酬勞。我就說我不是為了這個，那時候我也在想自己怎麼做最有貢獻，我那時候在郭董身邊當他的科技顧問，還有他親自頒給我的頭銜：富士康集團首席科技顧問，我跟在他身邊幫他看這些東西，對他是最大的貢獻。
我舉一個例子，海康威視這家公司，做監視器，營業額是富士康集團十分之一，市值跟富士康一樣高，他就很好奇人家是怎麼做到的，看這麼好的技術是不是要合作、還是投資，海康威視就來展示一些攝影的技術，還有 AI 的一些作法，有一個技術叫黑光技術，可以在黑暗中可以看到小偷身上的衣服顏色、臉的顏色都看得清清楚楚，通常黑暗中拍攝都是黑白的嘛。海康威視示範的時候，真的就是一個人想翻牆，身上的衣服顏色什麼都看得到，我那時候就覺得有問題，就問坐在旁邊 CTO「你這畫上去的對不對？」，他就說「對啦」。
他是用灰階回推的，還有衣服應該是什麼顏色、臉是什麼顏色，所以並不是真正看到，是用 AI 去猜的，但我就笑笑的也沒說什麼，後來弄完了之後。他們就邀請富士康集團去海康威視那邊參觀，郭董就派了好幾個副總裁、技術長去看，技術長是學光學的，照理說是這方面專家，結果去看完回來了之後大家都讚不絕口，只有一個人持反對意見，叫劉揚偉，我沒去，因為我知道是假的根本就不想去看。
劉揚偉就說他覺得海康威視有問題，不可能做得到，但連技術長學光學的都說海康威視很厲害，說一個盤子在黑暗中轉，燈一開顏色果然是一模一樣，劉揚偉孤掌難鳴。我就出來跟技術長說，好歹你也是唸到博士的人，怎麼一點實驗求證的精神都沒有？你手下小弟隨便派一個去站在那裡，拍出來看是不是一樣，你有驗證嗎？完全沒有，人家示範什麼給你，你就照單全收。上一次海康威視來的時候，就已經承認是假的了，你想那個盤子放在那裡幾個月了，他要拍到天衣無縫還不簡單，郭台銘在旁邊靜靜地聽，聽了就決定不理海康威視了。
戴：所以其實你從政跟郭董也沒什麼關係。
翟：我剛要說的就是，我跟在他身邊防止他被騙，一年就是幾百億的價值了。另外還有 iPhone 10 的瑕疵檢測，他們想了一個方法，的確是 AI 做圖形辨識，但速度很慢，看一隻要 20 秒，他們想說人本來看也要好幾關，總共也是 20 秒，沒什麼關係。我就說這個用輸送帶送過去，多個鏡頭定在那裡，0.3 秒就可以完成了，可以加快 60 倍的速度。那是去年一月的事，結果前兩個月我在逢甲上課的時候坐高鐵回台北，在台中高鐵站有人認出我，來跟我聊天。他是在鴻海觀瀾廠做 iPhone 瑕疵檢測的，我問了一下他們現在用什麼方法，他說「就你說的那個方法啊」。這個就讓他效率提升 60 倍啊，這些事情是 2 個月內發生的，我就已經提供這麼多價值了。
所以那時候郭董說要酬勞我，我就說真的要我做事的話，第一個就是我全職在你身邊幫你看這些事情，第二你覺得我真的該再開一家公司的話那時間就一半一半，第三我不收你的錢，做個朋友，你有什麼事還是可以問我，但我不保證隨傳隨到。第一個如果他要全職聘我的話那就要給我應得的酬勞，郭董不是有說拿 Google 聘書來給你兩倍、三倍薪水嗎？我就把我的 Google 7 年的報稅單拿出來加總平均一下，算了個數字給他，他就說謝謝再聯絡。
戴：所以總之聽起來都是商業、技術上的合作，或是一般私人交情，不是政治上的合作。
翟：對，那時候就是幫他看這些東西，去年這時候我公司也已經收得差不多了，後來就沒有再聯絡什麼事情，因為他會覺得再找我幫忙，我不收錢的話就必須當我朋友，所以這就有點尷尬。
戴：之前在不分區登記的時候，是什麼原因讓你選擇時代力量而不是民眾黨？
翟：黃國昌在 6 月找完館長之後第三天就來找我了，那時候民眾黨還沒組黨，所以那時候黃國昌列的名單很長，他覺得應該可以做到 8~10 席，事實上如果民眾黨沒組黨的話真的有機會。我那時候就婉拒了，因為我還有一些事在進行，像這次去以色列的事，以及之前去亞美尼亞。結果後來我八月帶小孩去美國上夏令營，途中柯文哲就組黨了，我回來之後黃國昌又來找我，說很需要我這樣的人出來。我是說我覺得你們兩個應該合作，結果才知道原來黃國昌跟柯文哲私下根本沒見過面、沒講過話，只有在公開場合見面的時候會講兩句，所以那些在說黃國昌要跳民眾黨的這些事根本就是亂講。
其實黃國昌根本沒跟柯文哲接觸過，我就說我去幫你問問看民眾黨，結果去談了之後，一走出來柯文哲幕僚就問我要排第幾，我就說「沒有，我沒有要當」，結果討論了一下之後發現兩邊的理念還是有一些差距，所以 1+1 不會大於 2，分開各自拉票的話，最後總數反而會比較大。兩邊當然都希望我去幫忙，但名單規畫上時代力量各方面的專業性比較高，而整體考量也比較週全。
這途中有另外一件事，時代力量本來希望我排第二，邱顯智排第四、黃國昌排第六，因為黃國昌覺得他要壓陣催票，但我覺得這樣不行。第一是你們希望有那麼多人進去立法院作戰，你不進去的話誰來領軍？所以不可以我進去、你沒進去，我可以排黃國昌後面，但我不要排黃國昌前面，所以沒有邱顯智想要第二我才往後擺這件事，邱顯智也要讓我啊，我也不接受。
你說我們三個怎麼排最合理？當然是黃國昌排邊緣，我排他後面啊，因為還有很多討厭黃國昌，但喜歡我的人啊，所以就可以再加票，如果我排第二，他們就會覺得一定上了不用投沒關係，到時候搞不好黃國昌都沒上怎麼辦？
戴：除了科技、經濟、創新這些議題，其他部分你還有沒有在意的議題範疇？
翟：還有一個是教育，我們現在的教育體制已經開始改了，但還是不夠好，我希望能夠再提出一些新的改變，當然就是看到時候進去立法院的人專長如何分配，希望在各個委員會都有發聲、提案的機會。
像我剛講的人才的教育，就不是現在的體制做得出來的，現在已經很多學校開始允許減少考試了，比如說像私立大學如果不拿政府的錢，政府為什麼要管他？有拿政府錢的才需要被管，被管也是要有比較小的範圍，而不是什麼都要受教育部審查。這樣才能讓大學之間各有特色，而不是一定要設現在這些科系，不是一定要用現在這些教學法，比如說全台灣大學都還是一年兩個學期，我一年四個學期不行嗎？上兩個月放一個月不行嗎？甚至拿政府錢就不行嗎？公立大學也可以啊！
戴：你剛有說你其實是不排斥跟民眾黨合作的，可以說一下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翟：目前民眾黨、時代力量現有的表現上，都是無法買通的，只要是不能買通的人，犯的錯不會太大。所以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在比誰犯的錯少，大部分的事情只要沒有貪污，是公正的，採納大家的意見，錯也不會錯的太離譜，可以買通得像慶富這種案子，那才會讓國家蒙受重大損失。
戴：那合作的方法上呢？
翟：其實他們雙方都講過，就是議題合作，因為雙方理念都有一點差別，我們不需要強求都要相同，所以我那時候說他們是中間務實黨跟中間理想黨，這個中間當然不一定要是路線的中間，偏左、偏右都可以，但就是夾在藍綠中間。夾在藍綠中間一定要走這個軸線嗎？其實可以完全抽離出來，不要去講統獨，因為其他事情還是要做，事情還是要做，書還是要念，所以柯文哲講國家治理，黃國昌講公平正義。其實國家治理跟公平正義，不管藍綠左右都應該要做，但這些就是現在沒做好的，所以我們先來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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