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力量立委參選人高鈺婷化身為一日外送員，首圖來源：高鈺婷競選辦公室提供。

今年開始，城市中最常見的不再是計程車，而是被鄉民暱稱為傅潘達（Foodpanda）和吳柏毅（Uber Eats）的機車群，停紅綠燈時不用特別注意，就發現旁邊往往就停了好幾輛。

這些外送平台的年輕人工作極為辛苦，無論是颳風下雨或是午夜時刻，都不難在街頭看見他們的身影。然而大約在一個月前，這些幫你送各種食物的孩子們在短期間內事故頻頻，光是台北市，14 天內就出了 31 起車禍，造成 1 死 21 傷，新聞一出造成社會極大風波，社會上立刻為外送員是僱傭或承攬關係爭論不休。

作為一名具有產業背景的研發工程師，對於相關爭議，高鈺婷如何看待？

圖片來源：截自高鈺婷臉書粉專。

「近幾年來，許多舊有的法律已無法因應新經濟型態，當產業走在政府法規之前，很多問題就會出現。我們立法的進程與政府的作為，似乎一直無法回應世界變化的速度，因此我可以理解，許多關心新創發展的朋友會非常緊張、也非常關注這個問題。」

「但是，作為工程師，我不喜歡把所有問題一概而論，」她話鋒一轉：「新創之所以是新創，就在於它們創造了不在既有框架中的解決方案，即便都被歸類為『共享經濟』下，但每一個產業、甚至每一家公司，體現到市場上都有不一樣的樣貌。因此我的想法是，雖然能理解大家著急，但也不要把問題太快上綱到哪一種作法才是支持新創、相反地怎麼做是阻擋新創，這也違反我的科學訓練。」

「以外送平台的僱傭、承攬問題來說，其實和新創沒有太直接的關係。這背後真正難解的問題是，當各級政府自己都大量以承攬形式委託非典型勞工，社會上這些為數不少的斜槓青年該受到多少保障、責任怎樣分配才能兼顧勞工的權益與企業的發展，這其實是相當古典的政治路線問題，而不是只有新創企業才會遇到。」

「我認為，面對這些新創趨勢，我們應該要有短期、中期乃至長期的做法，就像我們開發一個新項目，必須因應當下的實際狀況列出優先順序，不可能等到學者把流體力學研究透徹，才開始想要怎麼做車子、造飛機。我認為目前政府的認定是可接受的。但中長期而言，針對不同型態的共享經濟，政府還是必須盤點既有法規，進一步促成討論、凝聚共識。」

新經濟趨勢已成，政府應嚴正面對問題

這幾年，共享經濟成為全球趨勢，新經濟模式翻轉了舊有的市場慣性，最常聽到的案例，就是旗下沒有一輛自己的車，但卻是全世界最大車輛出租公司的 UBER、沒有一間自己的房間，但卻是全世界最大酒店的 Airbnb，「這些新的經濟型態出現得太快，其實不只台灣，各國政府還沒反應過來，他們就已經是市場最大的Player。」

高鈺婷指出，新經濟成形後，受創最大的舊有企業自然會反彈，不過她不認為這全然是既得利益的反撲。舊企業受到政府約束，必須支付稅金、提撥員工退休金、添購主管機關規範的安全設備等法遵成本，而新經濟業者不但不用支付相關成本，還回過頭大搶他們的生意，「這些企業當然會覺得不公平，計程車業者之所以會不斷出來抗議UBER，就是這個原因。」

政府以既有的法律框架來認定，雖然可以平息部分爭議、也避免落入「不照顧基層勞動權益」的批評，但高鈺婷認為：「將眼光放遠些，若不積極對新型態的商業模式提出相應的法規、釐清企業該負的責任，不僅可能影響新經濟在台灣的長期發展，更可能因此減少工作機會、反而傷害基層勞工的就業機會。」事實上，這些新經濟之所以能夠成型、讓既有產業感到威脅，代表市場有如此龐大的需求，現在台灣路上的外送者超過萬人，光是與 Foodpanda 合作的餐廳就有 1 萬多家，經濟部統計處估計，整體市場消費總值將近新台幣 237 億元。

她認為，中期來說，政府應該儘速邀集各方產業人士，坐下來充分討論、全盤檢視各類既有法規，廣納意見後再制訂出適合新經濟模式的政策，創造新創在台灣發展的空間，讓台灣贏得先機。「但是這個工作要細膩。」

「雖然都被稱為『共享經濟』，但以外送員來說，他的勞保與受傷責任歸屬、餐廳與消費者的保障、食安問題等，外送平台所需要的規範便有其特殊性；又像是共享空間，如何在消防、區域總體規劃與移動的便利性之間取得平衡，又需要有其他的考量。這些就是我進入立法院要做的事情，我會善用在科技產業的經驗，全力推動新經濟法令，讓新創在台灣有合理的規則可依循、讓台灣的產業發展可以注入活水，也為基層人民創造有保障的就業機會。」

圖片來源：截自高鈺婷臉書粉專。

影響層面深遠，終究還是要思考路線

如同在開頭所提及，雖然外送平台爭議看似「新創」問題，但更根本的癥結，還是在於我們如何妥善分配責任與資源。勞工的權益要靠政府保障、（無論是否為新創）企業所負擔的成本，也不應令其難以負擔到不合理的程度。

這些政治上的兩難，今天不解決問題，有一天問題還是會來解決你。因此，長期來說，高鈺婷也認為應當促進社會的溝通、積極面對不同角色之間的衝突。這是在「科技立委」之外，她認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所該堅持的志業。

「開始從事政治工作後，我深刻體悟到，我先是一位媽媽，然後才是一位工程師。作為兩個孩子的媽，我不免常常以一個家來想像台灣，這不是政治修辭，而是因為當家裡有人吵架，媽媽常常就是出來負責溝通、說服的角色。若把台灣想作一個家庭，其實問題也沒有那麼複雜，我們都希望這個家都能享有有品質、有效率的服務；我們希望孩子有機會接觸我們自己過去沒機會接觸的行業、希望他們在外有競爭力、跟上世界的潮流；而我們當然也希望，孩子出門工作能夠平平安安回家，在外有人負起該負的責任、給予合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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