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編輯檯好書推薦：《獨裁者手冊：解析統治權力法則的真相》】
＊最適合閱讀本書的讀者：好奇為什麼韓國瑜老講「發大財」，還用「幫大家養爸媽」這種政策來吸引選民的人——還有！想知道為什麼候選人老說愛台灣，但卻把小孩都送到國外生活的人。
2020總統大選即將到來，國民黨初選時，韓國瑜和郭台銘都拋出「拚經濟」口號，吸引選民支持，為什麼這些候選人要狂打經濟牌？為什麼政治人物都喜歡把小孩送出國，包括韓國瑜、馬英九，甚至北韓的金正恩也是如此？
《獨裁者手冊》這本書的作者有兩位：布魯斯‧梅斯吉塔與艾雷斯德‧史密斯，兩位都是美國的政治學博士；以下篇章摘錄書中《拿錢與花錢》章節，看他們兩位分析政客的經濟和教育政策背後，藏了什麼專制獨裁心理。（選書編輯：謝佩如）
圖片來源：中央社
獨裁者總愛先拼經濟，再談改革
獨裁者與經濟學家都說，先拼經濟，再談改革。這樣對嗎？物質上的富裕是否必須先實現，接著才能享有像民主這樣的奢侈品？我們認為不是這樣。許多富裕的地區仍然在政府的壓迫下受苦，一般民眾的生活跟鄰近的窮國一樣孤獨、惡劣、貧困、殘酷、短命。只需看看那些有油有鑽石的非民主國家就知道了。
當然，有的領導者雖然只需依賴少數關鍵擁護者，他依舊具備智慧又心懷善意，但這種人太少了，而且也未必能拿出好政策改善人民生活。事實上，小型聯盟領導者常說，凡是可以改善人民福利、推動優良政策的事，如言論自由、媒體自由、集會自由等，屬於奢侈品， 要等國家經濟繁榮後才能給予人民。
經濟成長就能改善政治嗎？中國歷經30年快速發展，卻還在等待民主
這只是一時方便的說詞，領導者只是想讓人民繼續窮困， 好繼續壓迫他們而已。中國就是這類觀點的典型案例。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代啟動經濟自由化時，西方富國的專家主張中國的經濟將成長，可望帶動民主迅速發展。到今天，歷經三十多年的快速持續發展後，我們還在等待當時預測的政治改革實現。
經濟成長並非政治改善的保證，但也不致阻絕政治的進步。中華民國(亦即台灣)與大韓民國(亦即南韓)就是在民主化之前先達成經濟繁榮的樣本。不用說，中國當然不希望張揚這兩個國家的經驗。
經濟發展的成功，反而可能成為政治阻力
儘管出發點不同，但許多經濟學家達成的結論和獨裁者相同。他們認為一國在變得自由之前必須先變得富有，而其觀點源自他們對政治的看法。在他們眼中，政治是必須移除的一大阻力，而非可好好運用的助力。
有錢當然是件好事，世界許多富國也的確採行民主制。可是在財富還沒出現之前，只要先出現「必須仰賴大型盟友圈才能上台」的政局，該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就可提高，而且還可預示了未來的經濟繁榮。
相反地，經濟的發展與成功並不保證帶來良善的治理，事實上還可能是阻礙治理。這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但我們現在還是先把焦點放在「關鍵與可替代的一群人群體規模，對資源流向（分配給公眾？給私人？）有何影響」。這有助我們了解該如何付給盟友們正確的數目，也付給人民剛好足夠的資源，免得他們製造麻煩。
「教育」可以衡量國家的民主與專制程度
從領導者的角度看來，人民最重要的功用就是繳稅。任何政權都需要財源，就算是最惡劣的專制者，也得提供基本的公共財，除非他另有大筆資金，例如石油或外援，讓他不必仰賴國民交稅。
基礎建設、教育、醫療等公共福利必須做得到位，才能保證人民有足夠的生產力，能繳納稅金，讓統治者與關鍵擁護者的荷包飽滿。這些政策的初衷並非為了促進大眾福利，只是大眾當中當然會有某些人，尤其是工人，可以從中受益。
教育是出人頭地的手段，各國人民都很重視。的確，許多心胸開放的思想家常讚揚某些國家（哪怕是專制政體）的教育品質，如卡斯楚的古巴，甚或金正日的北韓等。真的，古巴與北韓的初等教育確實辦得很不錯，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九七年的研究發現，古巴小學三、四年級學生的學力遠超過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北韓的識字率則達到百分之百。
相較之下，在民主的印度裡，只有百分之八十一的人民有讀寫能力。但這些數據會讓人誤解，甚至得到大錯特錯的結論。許多人常常因為這些國家提供國民義務教育，就主張專制政體其實也不是那麼糟糕。
我們很少深思，為什麼獨裁者願意花錢教出優秀的小三生，卻不將高品質延續到更高等的教育去。研究了政治生存背後的邏輯，我們也就學會了懷疑，我們不得不認為，這些公共財的目的並不在於協助不幸生在這種國度的人民向上提升。政治法則對領導者的要求是，只要維持人民不造反就好，千萬別多做。從關鍵擁護者口袋裡拿錢，花在公共財上面，根本就是自取滅亡。
專制者和民主領袖的共同煩惱：教育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剛剛好
無論是專制者或民主領袖，領導者全都在跟同一個問題纏鬥：教育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剛剛好？對那些僅依靠少數關鍵擁護者的領導者而言，答案很簡單：教育機會不能太過普及， 免得讓一般人，也就是那些可替代的一群人，開始質疑政府的權威。天真的觀察者可能會認為，那些政權雖然差勁透頂，但因為領導者提供了某些公共利益如全國健保、紮實的初等教育等，因此他們對人民其實比很多民主國家好很多。
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在大多數情況下， 專制者只想讓貧農身體健康，繼續工作，而且有足夠的教育程度把事做好。不管他們識字與否，仍然只是貧農，領導者並不打算改變他們的地位。
專制者限制人民教育機會，卻希望自家子女受良好教育
要衡量領導者對教育的興趣，頂尖大學的分佈是更佳的量尺。除了中國和新加坡這兩個例外，沒有任何非民主國家擁有世界排名前兩百的大學。中國雖然是個大國，但若不計入英國在香港回歸前建立的大學，那麼中國國內排名最高的大學也僅達四十七名（雖然可從海量人口中挑出頂尖的學生）。
在獨裁歷史悠久的俄國，排名最居前的大學是兩百一十名。相較之下，人口較少，但政權必須仰賴大群關鍵擁護者的國家如以色列、芬蘭、挪威、荷蘭、比利時、加拿大，都有好幾間大學進入前兩百名。頂尖大學分佈不均，高度集中在需要大型盟友圈的政權內，並非偶然。
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民是專制者的潛在威脅，因此專制者會全力限制教育機會。專制者希望工人具備閱讀等基本勞動技能，也希望自己的子女—他們最可能的繼承者，能夠受真正良好的教育，因此會送他們到瑞士等地唸書。
金正日的么子與繼承人金正恩就是在瑞士受教育。獨裁者也喜歡將子女送進美國的頂尖大學，更棒的則是英國的牛津大學。事實上，我們簡直可以得出「牛津大學是專制者搖籃」的結論。許多專制者是其校友，包括辛巴威的穆加比、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約旦國王、不丹、馬來西亞，甚至是小國東加的領導者。英國的大型聯盟政體使其得以廣開大門，讓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
獨裁政體的高等教育，是為權貴的子女所設
當領導者只需依賴少數關鍵擁護者時，高等教育是為權貴的子女所設。當關鍵擁護者的群體很大的時候，高等教育則是為了提升所有人。例如在舊蘇聯制度當中，葉爾欽大肆批評共產黨領導者的子女都有機會進入最佳大學（不管他們的學業能力）。父母為黨效忠，孩子就獲得提拔；而異議份子的子女再聰明也無法進入最佳學府，不能出人頭地。
不過，有一件事在獨裁與民主政權都相同，那就是圈內人獨享特權，能夠進入頂尖大學， 就算是關鍵擁護者群體較大的國家也一樣，只不過給予特權的是學校，而非政府。美國總統無法干涉哈佛大學錄取哪些學生。
但若仔細觀察入學制度，就可看出校方很用心—哈佛和許多知名大學都偏好錄取校友的子女，因為這樣更有助學校向富有的校友募款。大學看似是個需要仰賴大型盟友圈的政體，而且看似透明公開，不過這種給予特別待遇的招生標準，正好反映了校內的權力運作。
有句話一定要釐清：大學其實是個小型聯盟政治系統，而且有大量的可替代的一群人。
教育不公平很正常，因為大學本身正是小型聯盟政體
也難怪學校的行徑如同專制政體，偏愛富有且關係良好的學生，代價是犧牲了沒有政治背景的學生。你要是懷疑這種說法，不妨找一天瞧瞧，跟教職員相比，大學校長僱用了多少辦事員。這些辦事員的人數多不勝數，其工作內容就是讓最上頭的人高興。相較之下，教職員的任務不是讓「老大」高興，而是讓同事夠滿意你，而且時間維持得夠久，直到你拿到終身教職為止。
接下來你幾乎就可為所欲為了（所以我們才敢在這裡寫下這些話呀！）。當然，這當中還是有某些微妙的界線要掌握，因此成功的大學領導者特別擅長對潛在威脅者提供私人獎賞。負責為學校募款的人，往往可以獲得募款的一部份作為獎勵，配合度高的教授更容易拿到安息年休假，更容易獲得研究經費，挑選自己要教哪些班級(通常人數較少)等等。因此校園內賞罰不公的情況其實沒什麼好奇怪，因為大學本身正是個小型聯盟政體。
在那些只需要少數關鍵擁護者的國家裡，中等教育的情況是否值得我們期待呢？領導者會不會廣開中等教育之門，讓學生學到更高深的數學、科學、語文、文學、歷史，及社會思潮呢？答案很簡單，這些全是危險的公共財，請小心授與。對專制者來說，沒必要讓一堆人學一些無關創造收入的技能，幹嘛讓一些未來不可能為盟友圈貢獻財富的人好好上學？數學與科學是在中國做學問的好選擇，至於社會學與政治學，則是民主國家才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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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獨裁者手冊：解析統治權力法則的真相》，由 遠流出版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