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有自己的個性，黃國昌小時候也過得非常辛苦，他個性非常堅毅。」
時代力量新任黨主席邱顯智終究無法迴避，被拿來與「閃電辭黨主席」的黃國昌做比較，相較於「戰神」的有稜有角、難擺平黨內分歧意見，擁著「人權律師」巨大招牌的邱顯智，似乎「圓融」許多；但光靠「同理心」，就能帶領一個政黨突破大黨夾殺嗎？
每次講起當事人，邱顯智就語帶哽咽。總是為弱勢免費辯護，這樣一個感情豐富又正義感外溢的性格，在政治路上如何突圍？
邱顯智的「非典型」：從人權律師到時代力量黨主席
「洪爸爸來找我之後，我第一句話就是『不用錢，我會幫你』，洪爸說洪仲丘暑假在家，都在噴農藥、拔草、施肥、摘葡萄，剛好我也是，農家子弟去軍中被欺負，我可以感同身受。」
邱顯智不只是洪仲丘的「義務律師」，更幫鄭性澤案、關廠工人和太陽花學運打「免費官司」，有人曾形容他是個「濫情」的律師，但他總說：「我們當然知道顧立雄律師很貴，但我知道他很關心《軍審法》，所以我跟顧律師說，我都沒收錢，你要不要加入？」
直白、直搗問題核心與助人執念，總結這位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候選人的人格特質，但其實這位嘉義農家子弟，本來是「憨慢講話的」，直到高中時期被啟蒙，看了電影《以父之名》中的律師，幫素不相識的人洗刷冤屈，感動不已，「律師是為維護人性尊嚴，而必須存在的反抗者」，那一刻，他才把律師訂為人生目標。
而奇妙的事，20年後，他的故事被金馬獎導演蘇哲賢拍成電影《進擊之路》，他成了那位感動其他人的俠士律師。
《和平協議》無法拘束獨裁者野心！邱顯智宣示以「人權」領導時力
「很多中國律師來台灣包場看《進擊之路》，然後約我吃飯，我們在台灣做的事，跟他們在中國做的事，本質上沒兩樣，有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回憶兩年前聚會，邱顯智語帶惆悵，因為即便互相尊重、彼此理解，中國維權律師最後卻因為幫助弱勢爭取利益，被中國政府「消失」，和邱顯智有著迥然不同的下場。
所以，他不斷強調：「『獨裁體制』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吳敦義提出簽署《兩岸和平協議》是與虎謀皮，這沒辦法拘束獨裁者的野心，『人權』始終是最重要的關鍵。」
宣示在黨主席任內，要繼續以「人權」為核心來領導，邱顯智認為，只有兩個民主國家才不會打仗，所以「促進中國民主化」至關重要，「即便我們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但人權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世界每個角落，都是應該要被重視的核心價值」。
「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率先提出『兩岸一家親』的語彙，而我們也用這個語彙，就 會容易讓人覺得在『附和他的主張』」，三句不離時力創黨目標「追求台灣國家地位的正常化」，邱顯智對台北市長柯文哲「兩岸一家親」立場，更絲毫沒有讓步空間，他表明不會找柯文哲站台；相反的，堅持走自己的路、取得選民信賴。
然而，眼前問題就在，這份「堅持」一直存在內部分歧，甚至在立法戰場上，浮現激進派和溫和派的拉扯，還要面對民進黨夾殺。
時代力量的下一步：切割柯文哲，撕掉小綠標籤？
「時代力量就像一台摩托車要和兩台汽車比賽，終點就是2020年1月，但就算是騎車追垃圾車、站路口也都選下去。」
參選過新竹立委、對戰過民進黨資深立委柯建銘，邱顯智體悟「好的候選人」在選區中的重要性，就算輸了，也還是有基本選票，證明「好人才」持續累積、不怕選民看不到，「這對國、民兩黨來講不是，它們有很多包袱存在，所以推的都是老面孔」。
就是這股「眾志成城」，讓時代力量走過四個年頭，歷經中央、地方兩次選舉，寫下5名立委和16名地方議員的亮麗「帳面數字」，但少了太陽花政治動能的2020，邱顯智如何「不戰」，而是「融出」下一個新世代？來看《報橘》精彩專訪。
採訪：《報橘》社長戴季全 文字：黃彩玲
「基本上，不存在『小綠』的問題，對我來講，就是要訴諸理念。我比較期待的是，台灣可以真的走向『多黨制』，至少是有別於藍綠的第三勢力，這樣的好處在於，它的競爭會比較激烈。」
戴季全（《報橘》社長戴季全，以下簡稱「戴」）：一般大家都說「時力是小綠」，時力跟民進黨的異同是什麼？
邱顯智（時代力量黨主席，以下簡稱「邱」）：季全也是新竹人，應該非常清楚，2015年的時候，我們在新竹市長的選舉，面對國民黨的鄭正鈐跟民進黨的柯建銘總召，我在那場選舉裡非常辛苦，但是我們還是堅持到最後，所以基本上不存在「小綠」的問題，對我來講，你就是要訴諸理念。
在那麼選戰裡面，雖然我們落敗，但我們得到3萬6千張的選票。當時各式各樣的民調看起來，我們都是落後的，但是這些選民還是願意把票投給一個一歲的政黨，即便沒有幾塊看板，但代表還是有一群堅實、支持你的選民存在。所以，到了2016年，我們在新竹成立第一個「時代力量的地方黨部」，然後兩年之後，2018年我們有一個「投七中六」的成績（編按：時力在新竹苗栗地區，提名7位候選人，最後6位順利當選），這代表的是，支持你的獨立選民，事實上是存在的。
從11月24日（投票日）之後，我覺得一些民調也顯示，時力的支持度也穩定上升，許多人也對時力有些期待，所以我覺得「穩定支持的選民結構」是存在的。
戴：我問一個比較具體的政治價值選擇，民進黨跟時代力量除了主權部分，都是追求「國家正常化」是比較接近的以外，其他看起來像婚姻平權、勞權，是不是有比較大的差異？
邱：對，還是有比較大的一些差異。
譬如說，在《勞基法》修惡的時候（編按：修法後的條文將在107年3月1日上路），像同婚、東奧正名（編按：「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案）等等之類的，這在歐洲也常見，在相同的政治光譜下，存在兩個在這個相同光譜下、互相競爭的政黨。譬如說，德國的社民黨跟綠黨的關係，是在中間偏左的政黨；然後中間偏右也有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同一個政治光譜上，還是有好幾個不同的政黨，這應該是常態。
而在選舉的時候，這些政黨維持一種競爭關係，但是選後，這些政黨也有可能、包括聯合內閣、互相合作，所以這個應該是一個常態。
我在德國待了滿長一段時間，我比較期待的是，台灣可以真的走向「多黨制」，至少是三黨，就是有別於藍綠的第三勢力，因為這樣的好處在於，它的競爭會比較激烈，不會像我們在地方選舉，在苗栗有議員已經當選十幾屆，嚇死人，（戴：一屆四年，已經十幾屆了），他已經做議員40年了。地方政治這樣的結構，當然很讓年輕人失望，覺得這滴水不漏、永遠沒有機會，所以我們在苗栗提兩個候選人出去，每個人都在笑我們：「你騎腳踏車在追垃圾車，這樣你怎麼可能會選上？」「你是來打知名度的嗎？」
2018年的選戰，時力有做兩波很重要的文宣。一波就是把國民黨跟民進黨，他們地方議員涉案的這些人，把他公佈出來，有的是貪污的、有的是賄選、有的是當選無效等等，這個表列出來；事實上，如果你生活在台灣就會知道，常常都會這樣，議員詐領補助款、詐領各式各樣津貼，然後有賄選的，各種稀奇古怪的問題。
第二波就是無黨籍的，無黨籍更多，甚至有現任的民代殺人、犯殺人案，表示說台灣政治的狀況確實不好，所以才會有越來越多的選民，很期待新興的第三勢力，包括時代力量，包括社民黨，包括連在新北、台北，包括台中的「歐巴桑聯盟」（編按：是一群台灣媽媽於2017年12月18日成立的政治組織，並投入2018全國直轄市議員及縣市議員選舉），那個選票、得到的票數都非常驚人。
戴：這樣看起來，婚姻平權跟勞權都是比較偏「人權」範疇，除了人權跟主權、國家正常化的路線以外，時代力量的經濟政策是什麼？
邱：你說的沒有錯，產業政策跟經濟政策，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有個（法律案件）當事人叫鄭秀玲老師，她是台大經濟系教授，她因為邱毅毀謗她（編按：前立委邱毅上節目，指鄭秀玲是浩鼎生技大股東鄭秀珍胞姊，稱「鄭秀珍的姊姊鄭秀玲，也是小英基金會的啊，也是反服貿的懶人包的製作人」，邱一審被依《誹謗罪》判刑3月，但後來高院改判邱毅無罪，鄭秀玲得知判決結果後聲明「令人遺憾」），我就擔任她律師、去告邱毅，這案件到二審，這過程之中大概一兩年，我常常在庭外跟她聊天，她是產業經濟學家，她一直跟我講說：「產業經濟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關注這個部分、去了解，然後跟一些實務家、企業去談要怎麼發展台灣的產業經濟。」我自己是覺得很感動，也覺得感同深受。
我在嘉義鄉下長大，大家的經濟狀況不是說很好，有工作這件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就沒飯吃、餓肚子，那餓肚子、小孩怎麼照顧，所以我在德國的時候，就常覺得：「天呀！為什麼德國的產業那麼強？就是那種「電鋸（steal）」，連那種做電鋸的、甚至在全家便利商店的咖啡機 WMF（編按：德國在地不鏽鋼廠商），我在全家買咖啡看到那台機器，我就覺得非常感動，那就是德國製的咖啡機，而且是在我讀書的海德堡、Bundaberg那一幫出產的。
這是一個堅實的產業，或者是很堅實的產業鍊，整個國家的出口是非常暢旺的，漢堡的出口幾乎是全世界數一數二，尤其在全球化經濟之下，它的東西是非常有經濟利益，整個國家給我的感覺就是很富裕，過了比較好的生活，而且還滿平等的。
戴：但是，經濟或產業政策這塊，是不是目前時力相對比較弱的？
邱：我覺得之後我可能要跟我們智庫一起討論，去拜訪一些產業界人士，或是包括像鄭秀玲老師的經濟學家，然後真的去提出我們在這個選戰裡面的產業政策。
「作為一個小黨，也做一個負責任的小黨，要能關照到社會各個層面。而首先，我們必須要去處裡、解決『年輕人的問題』。」
戴：所以這會是今年選戰，時代力量的主題？
邱：當然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軸，如果沒有產業，基本上你整個經濟、或者是勞工的生活，或者說，就業率是沒辦法提升，所以作為一個小黨，也要作一個負責任的小黨，就是要能關照到社會各個層面，然後（去想）怎麼做才是對台灣最好。
因為我是執業律師，常常會有讓我很驚訝、很驚豔的感受接觸。譬如說，有一次我去竹山（編按：新竹北區）我當事人家，我當事人住在一個三合院，結果吃飯吃一吃之後，我當事人就跟說：「我帶你去我的工廠看一下」，我想說「你怎麼會有工廠」，他說「有，我有工廠」，結果後面一看，原來他在做球棒，他在做給大聯盟的球員，（戴：鋁製的，還是木製的？）木製的球棒。然後，就是一個球棒工廠，這個阿伯除了外銷到全世界各地、銷量非常大之外，他還告訴我：「律師，我最近很無聊，我開始在研究怎麼做餅乾」，所以他也愛做餅乾、做蛋捲，最後他一直堅持要送我兩隻球棒，我只好收下了，放在我的車子裡面（笑）。
台灣人的創意跟勤勞的精神，那個是很值得驕傲的，創造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所以，要怎麼去幫助更多中小企業主，或是這些產業，是很重大的課題。
之前，我們智庫很著墨在「如何降低年輕人創業的成本跟門檻」。我自己也算是創業者。民國100年的時候，我在我同學家的神明廳創業；因為他阿嬤已經過世三年，他說他阿嬤已經不在世上了，所以他家的神明廳要給我用，一個月收費一萬塊，然後我就開始律師執業。在這過程之中，雖然是 One-man Company（一人公司），但也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怎麼樣讓年輕人更容易創業，我覺得這是時代力量未來很重要的任務。
戴：剛剛主席有提到智庫，那其他內政相關政策的擬定優先順序呢？政策形塑的流程跟機制是什麼？
邱：我們有一個智庫，我們也有黨團，在過去這幾年來，我們的黨團也推出非常多重要的法案。
我覺得是這樣子，首先，我們必須要去處裡、解決「年輕人的問題」。以我自己為例，即便我是新竹的一個執業律師，到現在我也都還沒買房子，因為房價高不可攀，在新竹或都市裡生活的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然後因為房價高不可攀，也不敢買房子、也不敢結婚、不敢生小孩，延伸出很多家庭問題，要怎麼照顧，像兒虐的問題擔心的要死，我去上班的時候，我小孩在托育中心，會不會受到虐待，安全的問題等等之類的。
同樣的情況，在德國基本上非常清楚，「炒作房地產」是一個不被允許的行為，甚至有可能觸犯刑法。德國40%的人都是租房子，房租也不是你任意可以調漲，像我在那邊住了六、七年，我房租沒什麼調漲，社會住宅更不用講，我認識的朋友、學生，也可以去申請住在社會住宅，我去同學在海德堡的房子，要跟他一起去喝啤酒的時候，我嚇到，（德國）給學生住的社會住宅也是「兩房一廳」，好大，好想打他（笑）！怎麼可以住到那麼好的房子，德國各方面住宅政策（對年輕人）是非常友善的。
我覺得（在台灣）很不合理的，是年輕人必須要花費這麼多錢去買房子。我的堂弟在一個科技公司上班，他說他加班狀況很嚴重，老闆、主管一直鼓勵他買房子， 因為房子買下去之後，你就要貸款，貸款之後，你就會乖乖加班了，這不對！在這過程之中，不管你從鄉村來，或是你從你的原生家庭來，你來上班，你就開始買房子、你就背負房貸，這個是一個社會上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也是時代力量要很努力解決的問題。
「2015年或2018年時代力量的選戰，如果沒有網路的話，是根本沒辦法做的。而且對時代力量來講，『好的人選』我們沒有什麼好考慮的，馬上就提名他。」
戴：看起來，你跟前主席黃國昌的性格跟領導風格，會截然不同？
邱：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個性，黃國昌小時候也過得非常辛苦，所以他的個性應該說是非常堅毅。
我在「洪仲丘案」或是「關廠工人案」的經驗，我做事情希望盡量能夠呼朋引伴，找更多人來，因為「關廠工人案」一開始只有5個律師，到最後這團有57個律師，洪案基本上也是一樣，洪爸爸來找我之後，我第一句話就是我決定要接。我接的原因是，他說洪仲丘暑假在家都在噴農藥、拔草、施肥、摘葡萄，剛好我暑假在家，就是在噴農藥、拔草、施肥、摘龍眼，（戴：還有烘龍眼乾），對，烘龍眼乾，所以基本上，洪爸爸跟我講說一個農家子弟去軍中，然後他怎麽被欺負，我可以感同身受。所以我第一句話是跟他說「不用錢、我會幫忙你」。
第二件事，我跟他說「我會找更多人來」，我如果不要收錢，我再去找其他律師，他們就不好意思收，類似這樣的概念（笑）；所以我就打電話給顧立雄律師，我們當然知道顧立雄很貴，但是我知道顧律師很關心《軍審法》、軍事審判制度，「顧律師，我現在有個案件，然後他需要幫忙，但是我都沒有收他的錢唷，那你要不要加入？」顧律師就說好。不然，我根本沒有錢可以給他，這是我的策略之一，我覺得就是「眾志成城」。
戴：可是你現在接時代力量黨主席，你還在用這個方式經營嗎？
邱：沒錯！接黨主席也是一樣運用這樣的策略，能夠把更多人的力量找來。
譬如說，去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投入到立委的選區裡面，就國民兩黨來講，我的譬喻就是，你騎摩托車出現，結果你往左右一看、兩台汽車在這裡，然後你就說：「預備起」，然後我們開始跑，終點就是2020的1月。
你當然有很多劣勢，譬如說，你的資源比較不足、你是騎摩托車的；但是同樣的，你有你的優勢，你的優勢是什麼？這非常清楚，在一個選區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候選人」，是不是有一個好的人選，對時代力量來講，「好的人選」我們沒有什麼好考慮的，馬上就提名他，但是對國、民兩黨來講不是，它基本上還是有很多包袱存在，所以你會看到，國民黨現在的立委補選，它推出的候選人都是老面孔，而且可能從政資歷，已經落選好幾次，但還是這些人在選，那國民黨有沒年輕世代？也有呀！那同樣的，民進黨也面對這樣的問題，所以基本上相較於國民兩黨，我們在尋找人才、優秀人才，然後投入選戰，應該是比較有優勢的。
戴：全台灣73個選區，你已經開始有找立委候選人的策略了嗎？
邱：事實上是有，但我們三月會組「選對會」（編按：選舉對策委員會），組了選對會之後，再做精細的討論。
譬如說，在一些我們比較優勢的選區，像是新竹市，這我們一定會推人選，因為上次2016年的時候，新竹市是我們在全台灣「政黨票最高」的區域，這個城市的「平均年齡」是37歲，整個平均年齡是非常年輕的，在這些我們覺得有勝算的，或我們覺得適合發展的選區，我們就會優先提名。
這個要在三月組成選對會之後，再來討論人選問題，我們第一步一定是「廣提人選」，作為一個開放政黨，一定是廣提人選。
戴：除了選對會的部分，黨務跟組織架構呢？像民進黨在農曆年後，有提出完整的組織架構，看起來功能更具體、更細分、更扁平化。您目前對時代力量的黨務架構，有沒有什麼調整，或是策略上的想法？
邱：3月1日之後，我們也必須要思考組「戰鬥團隊」，特別是關注到青年以及政策時，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樣比較有足夠縱深，當前線的立法委員的候選人在作戰時，黨可以提供源源不絕的資源。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因為我非常感同身受。2015年，我在選立委（編按：邱顯智選新竹立委）選戰時，實在是太心酸了，我的幕僚是十個清、交大的學生（編按：新竹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沒有一個人會開車，所以出發都是我開車、載著所有幕僚，這是2015年、時代力量未滿一歲的狀況，一邊打選戰、一邊這十個人還要生產出政策，每個人都快瘋掉，非常非常辛苦。
三、四年後的現在，我們黨中央開始有一些份工部門，開始有更多人力可以去支援、去做政策，當然比起在2015年的時候，狀況會好非常多。
戴：您剛剛講青年政策的部分，時代力量的政策越來越成熟具體。就您的觀察，歐洲這幾年陸續出現很多高度使用網路技術，或網路生態的政黨，像海盜黨，或是像法國也都有，這次時代力量的決策委員選舉，也是用「線上投票」，您的黨務組織改組會有「網路部」嗎？或是，你怎麼看這股趨勢？
邱：這確實可以思考。2015年或2018年時代力量的選戰，如果沒有網路的話，是根本沒辦法做的，因為傳統政黨可以掛很多面看板，時代力量作為一個沒有什麼資源的政黨，網路是我們很重要的工具。
譬如說，我們在竹南（苗栗）後龍造橋，只有一面看板。那間西服店叫做「大來西服店」，我們有一面看板掛在店門上方，叫做「宋國鼎」（編按：37歲，中正大學法研所碩士畢業、執業律師，當選2018苗栗後龍造橋區市議員），選完之後，老闆捨不得拿下來，他覺得實在太感動，竟然美夢成真，只有一面看板還可以選上，而且他覺得宋國鼎律師還滿帥的，他的服裝跟他的西服店還滿搭的（笑）。
回過來講，只有一面看板是怎麼選上的？宋國鼎去一個政見會的時候，他去造橋的政見會，所有的候選人都沒去，只有他去，實際上後來三場都是，這代表什麼？代表這種「公辦政見會」，這些資深議員、或地方派系候選人不在意，然後我們就把他攝影下來，做了一個叫「一個人的政見發表會」放在網路上。你可以在這個影片上看到他孤單的身影，這個律師一個人在那邊講他的政見，結果在網路上就很多人轉貼，最後竟然奇蹟似的選上，真的是一個奇蹟似的選上。
「網路科技」這個東西對時代力量、第三勢力的小黨，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的傳播速度已經不是傳統媒體，已經不是掛看板，沒有看板沒關係，但是透過網路，你還是可以深入到每個坐在電腦前的人，讓大家可以了解你的想法。
戴：有個事情我很好奇，從創黨到現在，整個時代力量的政治獻金的佔比裡面，從網路上捐款的佔多少？
邱：比例應該是滿多的，因為我常常在臉書上推「餐券」， 就真的有人傳臉書跟我說「他要買」，（戴：那好像是你個人的特殊狀況？）對，但是我們的媒介最重要可能就是網路，因為時代力量在媒體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網路大概是最重要的媒介 。
「政黨要長大，應該是要靠自己；選民對你有信賴感，才是政黨長大的辦法。」
戴：回到您宣布接任黨主席的記者會上，主席說：「政黨要長大要靠自己」、「不要找柯文哲來站台」？
邱：我在2018的選戰時，基本上我有這樣的主張，因為我覺得台灣選民不太喜歡政治人物勾肩搭背，或者是互相灌氣，我覺得這有點複雜。
2018年那場選戰，我是竹竹苗的新竹黨部主委，然後我就說：「政黨要長大，應該是要靠自己」，我的想法很簡單，你告訴選民你要做什麼、你重視的是什麼，然後我們會做什麼事情、會非常清楚，因為一般來講，我自己作為職業律師的感覺，是一般民眾看政治人物是很遠的，大家會覺得我看你這麼遠，你到底在做什麼？或者是，你有很多（檯面下的）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所以從太陽花學運以來，一直主張「透明公開」，所有的事情都應該攤在陽光下、接受大家的檢驗。
所以，當一般人民看政治人物很遠的時候，我覺得作為一個政黨或是政治人物，更應該要清楚、然後堅持自己的理念，你這樣久而久之，就像做律師一樣，你告訴當事人你要做什麼，然後我一定會這樣做、我說的我一定做，一般選民自然對你有信賴感，這樣才是一個政黨長大的辦法。
戴：所以，聽起來不是只有不找柯文哲站台，其他大咖也不會找？
邱：當然，我在德國住了六、七年，一般德國人的選舉也不會這樣，例如，戴季全你找我加持，這很怪的，一般德國的選舉、看板很小塊，社民黨（編按：德國社會民主黨，簡稱德國社民黨，SPD，是德國主要政黨之一，中間偏左政黨）的選舉由這個人在選，綠黨（編按：中間偏左的環境保護主義政黨，亦是全球最早的綠色政治組織）是這個人在選，（戴：日本的看板也是這樣小小一塊），你就是透過電視辯論會，透過各方面文宣，讓選民了解到你基本的政策，所以它更清楚。
通常德國在一個大選中，假設是2018大選，德國就有一個「社會民主黨」，或者是叫「民主聯盟」（編按：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基民盟，CDU，是德國主要政黨之一，也是德國現在的執政黨）。那這個選舉的綱要是什麼？ 政黨有黨綱、黨章，像我們時代力量有黨章，但是針對2018年的選舉，或是針對2020的選舉，理論上，應該要有一個「共同綱領」，選民一看就知道，如果我支持你的共同綱領，（戴：我就投你一票？）類似這樣，所以比較不是「政治人物之間的互相拉抬或站台的形式」，而是透過清楚理念，來訴諸選民的支持。
「如果你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率先提出（兩岸一家親）之後，也用這個語彙，或是柯文哲也用這個語彙，基本上很容易讓人家覺得『你在附和他的主張』。我們對這部分，持非常保留的態度。」
戴：不找柯文哲站台，不是因為認同或不認同「兩岸一家親」？
邱：「兩岸一家親」這個問題，我必須要講，當你從字面上看，「兩岸一家親」就是中文文字，感覺起來類似「中性描述」，但是問題在於，在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他也提出這樣的語彙，這樣的語彙很容易就被轉成政治上的用語，這樣你就不能等閒視之，這個必須要非常小心。
時代力量創黨的黨章裡面非常清楚，「追求台灣國家地位的正常化」是時代力量的目標，在這個狀況之下，如果你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率先提出（兩岸一家親）之後，我們也用這個語彙，或是柯文哲也用這個語彙，基本上很容易讓人家覺得「你在附和他的主張」。
在國際社會上，台灣相較於中國、大小差很多，（台灣）基本上必須訴諸國際社會的支持，（但你說兩岸一家親會讓）支持你的國際社會友人覺得非常混淆，你這樣的意思是說：「你不追求台灣主體性嗎？」「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所以這個部分會產生很嚴重的混淆，所以當然我們對這個部分持一個「非常保留的態度」。
我在2018竹竹苗的選戰，我在那個文章（編按：邱顯智臉書文章《我們對時代力量未來的想法》）裡也講到，我們就是走自己的路，選舉不是要靠大咖來站台，你自己要走自己的路，最後成績是時力提名七個、當選了六位，表示說，一步一腳印、堅定自己的步伐，還是可以取得選民的信賴。
戴：在這樣的前提下，台北市也有很多位時代力量的議員當選，時代力量跟柯文哲市長的競合、合作距離要怎麼拿捏？
邱：2018年是地方議員的選舉，當時我們的決策會決議「分區負責」，台北就由台北的黨部負責、高雄就由高雄負責，地方選舉比較會有「因地制宜」的問題，但2020是一個總統跟立委的選舉，所以應該不存在分區問題，你在台北選立委或你在高雄選立委，你的策略、綱領、或是你提出的理念，應該不至於跟黨中央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基本上，在2020的這個部分，當然要有一個一致性的作法，因為全台有73個選區，還要包括不分區，不分區的政黨色彩就更加濃厚了，所以你作為一個政黨，你就是要有一個清楚的、一致性的輪廓，告訴支持者「如果你選我這個政黨，我們進入到到國會裡面，而且是組成黨團的形式」，因為在現代的議會政治裡面，「沒有用黨團來運作的議會民主」是不可想像的， 你要告訴選民一個清楚的理念跟價值所在。
戴：你在做律師時，搞不好有1/4、1/3，甚至更多的案件都沒收錢，你剛剛都比較從「關懷面」的角度來看事情，你自己回頭看，你覺得你這種性格怎麼形成的？因為很明顯從你剛剛的談話，並沒有想：我要成為可以有很多房子的人？
邱：哈哈哈，我成長的地方，第一個是我家是一個三合院，《鏡週刊》有一次跟著我回去我家（要採訪），我就跟他們講說，你晚上要去我家前、你要先吃飽，我家那邊沒有一家商店，不是說你晚上可以去7-11，沒有這種事情。
在那一個三合院裡，我會養成一個習慣，我會在那個三合院裡面，吃飯、到處找人家聊天，在這過程中，知道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困境，每個人的煩惱是什麼，大人在講話的時候，我們在旁邊偷聽，類似這樣。
我們那裡全村沒有一家商店，從我小時候到現在都是這樣，（戴：雜貨店也沒有？）雜貨店也沒有，我們家「金獅村」是很鄉下的地方，google地圖上找不到的，鄉下的程度眼淚會噴出來。所以，在那樣的地方，「錢」不太重要，因為沒有商店，但是人跟人之間的友愛、或是互相關心，這在純樸的鄉村裡是很重要的。我記得阿嬤常常會去幫助人家，鄉村也有階級的，住三合院的、經濟還是比較穩定，（戴：算豪宅？）不是說豪宅啦，就還是比較穩定，但有的人譬如說先生死了，她自己一個女生、帶兩個小孩，然後她也沒有土地，她也沒辦法工作，她只能在村子裡幫人家打零工；我就發現我阿嬤明明沒什麼工作，但是她常常去雇用她，（可能）一千塊或多少錢，雇用她來除草，然後她住的地方就是在村子裡的墳墓旁邊，我印象很深刻，冬天的芒草吹吹吹、旁邊全部都是墳墓，我自己腳底板都在發涼，但我阿嬤要帶菜去給她吃，這就是一個農村人的友愛。
所以，當我自己做律師，如果看到那種人，他不敢進來律師事務所、在屋外徘徊，我叫他：「你不是要找我嗎？你進來坐」，他就說：「跟你講話要錢嗎？」（戴：他覺得你開口就要跟他收錢？）對對，那我當然會跟他說：「不用，看你有什麼事情」，這是可以同理的，當然就是我會因為這樣「財務規劃能力」比較不好，不過因為如果周遭都是那樣的農民，你當然就是不會去在意這些。
戴：這很奇怪，我認識的律師裡面，喜歡做律師的人，比較多是因為收入好，你喜歡做律師的原因，很明顯不是因為收入高？
邱：做律師這個行業，你的生活，你的情緒或是你的感受，要就是非常開心，不然就是非常低落。
譬如說，當事人被冤枉後獲判無罪，你會開心到不中。鄭性澤民國105年4月12日走出來，我這輩子永遠都會記得這一天，全部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編按：鄭性澤案，又稱為十三姨KTV殺人事件，鄭於2002年與羅武雄等六男一女，在臺中縣豐原市的KTV滋事，警方闖入，鄭被指控槍殺前來的蘇姓員警，而被判死刑，不過監察院認為案例的審理跟證據，都有重大瑕疵，2016年再審，最後改判無罪）；民國106年4月16日，他在被關了五千多天之後，他被提到台中高分地院開庭，結果開完之後，又被還押回去，我開車載著他媽媽，眼淚都快流出來。律師這個工作的強度是很強的，完成一件事情，會全部人都抱在一起，我還滿喜歡這樣的角色。
戴：幾年前，有一部紀錄片是跟你有關？
邱：蘇哲賢導演、最佳紀錄片導演拍的《進擊之路》。
戴：電影開頭就說你是「人權律師」，這是你自己給自己的封號？
邱：沒有，應該是這樣講，律師的職責所在就是「維護人權」，所以嚴格來講，每個律師都應該是人權律師，律師這個工作基本上，一定是跟公平正義有關。譬如說，有個人身受委屈，然後你為他的權利來奮鬥，我覺得某種程度，律師這個角色是非常特殊的，基本上，我非常喜歡做律師，我事務所的人都知道，如果有庭可以開的話，我一定是奮馬當先說「那我去好了」。
「『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我們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人權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世界每個角落裡面，都是應該要被重視、應該要是核心價值。」
戴：所以，你在你當黨主席的這段期間，會繼續以「人權為核心」來帶領、發展這個黨？
邱：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你看吳敦義再提出所謂的《兩岸和平協議》（編按：吳敦義近日拋出，未來執政後打算與對岸洽簽「兩岸和平協議」），我其實跟許多中國的維權律師都有來往，包括你剛剛說的那個紀錄片，很多中國律師那一年來台灣還包場看電影，然後就約我吃飯，我們話題是聊不完的，可以聊三天，因為律師見面就是在談自己的案件，說實在的，我們在台灣做的事情跟他在中國做的事情，沒什麼兩樣、本質上沒兩樣，所以才會一種惺惺相惜的感覺。
結果在709之後（編按：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是在2015年7月9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安，在多達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約談了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的事件，部份人士因此下落不明），竟然這麼多人被抓走，到現在王全璋（編按：中國維權律師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北京執業，常代理敏感案件、大量代理法輪功信仰案做無罪辯護、農民土地案、維護弱勢群體利益等，被政府抓走後，無音訊超過一千天，成為「709案最後一人」，據稱期間曾遭電擊等酷刑），還沒辦法放回來。王全璋跟我同年、都是65年次，有時候想起來….會覺得非常難過。
我基本對中國的想法，就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編按：伊曼努爾·康德為啟蒙時代的著名德意志哲學家，《永久何評論》是在闡述國際社會，如何保持和平的法哲學理論），那也是我在海德堡的碩士跟博士論文的主題，就是認為說，兩個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打仗，所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我們是為了自己的安全，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這個部分，人權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世界每個角落裡面，都是應該要被重視、應該要是核心價值。
戴：那我可不可以這樣講，所以你不是反對中國人民，你是反對中國的獨裁體制？
邱：當然，「獨裁體制」是完全不會被接受的，就像我跟王全璋、跟中國其他的維權律師，我們同樣都可以在「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彼此互相理解的情況之下，一起暢談、交換職業上的點點滴滴。
所以，我覺得像吳敦義（提出兩岸簽署《和平協議》）這樣的作法，有點與虎謀皮，你跟他簽了一個《和平協議》，西藏也這麼做（編按：1951年，西藏被迫和中國共產黨簽訂《十七點和平協議》，最後在拉薩發生全民抗暴，達賴喇嘛逃出西藏），從前的包括德國納粹的《慕尼黑協定》也這樣做（編按：1938年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四國首腦，在德國慕尼黑召開的會議，英法為避免戰爭爆發，簽署《慕尼黑協定》而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出賣了未在場的捷克斯洛伐克利益），但基本上，它是沒辦法拘束獨裁者的野心，所以「人權問題」始終是最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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