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20年，台灣在全球國家發展競賽上，顯然是落後的。
人口紅利消失、國際人才競奪與人才斷層、產業轉型升級驅動不足，以及實質薪資停滯等；在國家創新發展上，我們面臨多重挑戰，誰來解決這個問題？
從台灣政府組織分工來看，行政院轄下的「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承接經濟建設委員會的職責，是最明確的職責單位。從國發會的職掌內文來看，也的確如此：「國發會負責規劃國家發展策略計畫、促進經濟與社會整體發展，以及政府治理等工作，因其範圍涉及跨部會工作而有『小行政院』的別稱。」
然而，從結果來看，國發會這幾年在國家發展策略定調的職掌上，為什麼手腳未能完全施展？
「大家知道台大有國發所，但很多人不知道行政院有國發會，這就是組織的特色沒有顯現出來」，國發會現任主委陳美伶一語幽默，帶出國發會工作執行的其一挑戰：人民並不認識國發會。
其二，國發會是台灣有關「國家發展」的最高主管機關，隸屬行政院，由「經建會」跟「研考會」合併而成，「我當時覺得這是為合併而合併，沒有把自己的定位和組織功能做全盤盤整，只是把業務相同的組織整併在一起」，陳美伶再點出，職掌不明確是國發會的第二挑戰。
2014 年正式改制成立的國發會，至今經歷五位主委，其中三位都具備經濟學專業背景；陳美伶是法學出身，2017 年底隨現任閣揆賴清德上任後，外界都期待強調「執行力」文官出身的她，能否為國發會在「大腦」角色外，還長出能做事的「雙手」？又或者，無經濟專業的陳美伶，會否讓國發會只是按令行事的行政協調單位而已？
陳美伶執掌國發會在內外挑戰夾攻的大環境下，2018 年協助行政院繳出的成績單如下：2018 年 12 月 28 日年終記者會上，行政院長賴清德揭示「拼經濟」的作為與方針，舉凡雙語國家、智慧政府、地方創生、台商回流，都是賴清德反覆強調的施政重點，而且一口氣推動十項重大立法，逐步處理台灣人口老化、外流困境，以及境外投資、台商回流問題。
這些由國發會在幕後操刀誕生的政策，是如何催生？國發會的具體工作是什麼，組織困境與挑戰為何？國發會正在佈局什麼國家發展策略，會讓台灣 10 年後、20 年後，甚至 50 年後變成什麼樣子？以下是國發會主委陳美伶的專訪重點紀錄。
採訪：《報橘》社長戴季全 文字：鄒家彥
「大家知道台大有國發所，但很多人不知道行政院有國發會，這就是組織的特色沒有顯現出來。宏觀規劃、執行力、接地氣是國發會的三大基本定位。」
戴季全（《報橘》社長戴季全，以下簡稱「戴」）：國發會的全名是「國家發展委員會」、NCC 的全名是「通訊傳播委員會」，這兩個單位都叫委員會；我們一般會說 NCC 是獨立機關，但很顯然國發會不是獨立機關，可是卻又都叫委員會？獨立機關和非獨立機關，本質上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陳美伶（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以下簡稱「陳」）：在舊憲法裡的政府組織架構只有「八部二會」（按：目前行政院之直轄機關共有 12 部、8 會、3 委員會、1 署、6 獨立機關、1 行、1 院、2 總處），當時沒有「經建會」也沒有「研考會」（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簡稱經建會，曾是中華民國政府於 1948 年到 2014 年設立有關經濟建設的最高主管機關，隸屬於行政院；2014年1月22日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合併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後來因為職能需要所以開始設立「特種委員會」，但前面都掛「行政院」，比如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那時候的定位就是行政院的「幕僚」機關。
後來陳水扁總統任內，開始組織改造、修憲，就制定了「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希望可以讓中央機關（的設置）更有彈性——以前因為職能需要設了很多很多委員會，比如青輔會、退輔會，所以開始了中央機關的組織改造、整併，希望有一個小而美的政府。
當時的組織改造分了幾大類，第一大類就是有一定職掌的「部會層級」，要做政策規劃與執行的就叫「部」；而需要處理跨部會協調的就叫「委員會」，這裡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以客家及原民為例，他們都服務特定族群，但他們所涉及的業務都需要跨部會協調。
第二大類就是「獨立機關」。我們從英國體制來看，他們認為有些具備「監理功能」的職能，要設立獨立機關；台灣會命名叫「委員會」，我不太記得當初怎麼想的，因為以前只會在職能定位上講「獨立行使職權」，但不會很明講「獨立機關」——比如，以前大家只記得「央行」，認為央行是比較有獨立性的獨立機關。再後來因為金融監理、通訊傳播的監理需求，所以就設了獨立的委員會。
現在回過頭看國發會的改制，（當時還沒改制成國發會）的「經建會」太偏重「計畫經濟」，因應時代改變，政府需要設置一個擘劃國家發展遠景的單位，而當時負責組織改造的「研考會」，率先將自己與經建會合併，成立國家發展委員會——這是當時的脈絡和時代背景。
我再講個例子：金管會，金管會成立後大家發現，怎麼金融政策沒有主管機關？因為金管會是「監理」性質，是被動地等有問題出現才介入處理；所以後來金管會重新組織，雖然還是叫「委員會」，但是它已經是個「行政機關」，不是純獨立機關，有獨立的檢查業務，也負責金融產業政策。
NCC 也是，NCC 未來也會轉型，因為後來發現「通訊傳播產業」怎麼沒人管。
我再回來講我們國發會。國家發展委員會是合併「經建會」跟「研考會」，我當時覺得這是為合併而合併，沒有把自己的定位和組織功能做全盤盤整，只是把業務相同的組織整併在一起，所以大家比較看不出特點。
因此，我到了國發會後，我重新定位——大家知道台大有國發所，但很多人不知道行政院有國發會，這就是組織的特色沒有顯現出來。我當時跟同仁討論，國發會的定位要有經建會、研考會的功能，還必須要有數位經濟時代、看見未來的定位，所以我就替國發會定位了三個基本的內容。
第一個是「宏觀的規劃」功能，但這些宏觀不是只追求經濟成長和 GDP 而已，還要有 inclusive growth、包容性的成長，才能達到國家永續發展的目標。
第二個是「執行力」，以前大家都覺得國發會做的計畫經濟，就像在辦公室閉門造車，我覺得這樣不行，無法跟外面市場結合，而且沒做過執行就不會知道企劃能不能落實。
第三個是「接地氣」，如果我們不接地氣，只是從台北看天下，就會像過去一直「重北輕南」。最後我要強調，國發會的存在，要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所以我請同仁重新思考上面三個定位，讓大家看見國發會到底在做什麼。否則大家的印象都是，國發會就是「小內閣」，覺得我們應該怎樣怎樣，這樣就會落入過去的窠臼，無法讓國發會這個機關的角色與時俱進。
戴：你覺得國發會的資源足夠嗎？決策流程、部會合作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挑戰？
陳：談資源，大家會先談「預算」，會以為部會的預算越大就越強——我不否認預算很重要，但我覺得人才也是最重要的資源。
國發會跟其他部會不太一樣，我們有一部分工作是總體經濟發展規劃，個體經濟、產業經濟的工作則在經濟部，國發會無法跟經濟部比預算規模，因為他們有很多工作是要「執行」的。所以我更強調，國發會關注的資源要在人才上面。我們應該要有比較好的「大腦」在國發會裡運作。
國發會一年預算 30 億，對我現在運作了一年來說，我覺得是足夠的。以我的業務能量，以及我想做的事情，這樣的預算是夠的，重點還是在人才、大腦。
雖然經濟部可能有很多「法人機構」幫他們做執行工作，公務員職能上就可能有所轉移，但是在國發會，我還是希望同仁有能力做規劃、執行。
戴：國發會有自己的智庫嗎？或者有和外部智庫連結？
陳：我們有跟外部智庫合作，比如說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經院，但基本上我們並不會把業務委辦給他們執行。我希望國發會智庫內部化，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專門在做研究的部門。我們自己要有智庫功能，但因為我們是行政機關，需要花時間與立法院、媒體溝通，研究時間不足就會與外部智庫合作。
「在台灣，新的商業模式產生的時候，都會覺得不知道如何歸類主管機關，台灣又是比較『剛性法律』的國家，不像其他國家可以彈性透過國會、行政部門決定就可以成立一個新的機關。」
戴：假設國發會是一個比較像「大腦」的角色，那麼國發會跟跟行政院的分工結構是什麼？
陳：我們最大的功能是「跨部會協調」，而最主要的是，法定的「國發會主委」角色本質其實不是主委，是「政務委員」（按：政務委員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的政務官職位之一，主要負責跨部會協調、橫向聯繫，以及特定議題、任務的推動，官階與各部會首長同級，同時為行政院會議的當然成員，一般沒有所屬的部會），也因此，國發會就有要跨部會協調、跨部會審查法案的職能。我覺得，我們跟行政部會之間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們可以幫忙做行政院長的「幕僚」，幫忙行政院長整合相關部會不同的意見，達成共識。
我就舉最近「台商回台」的政策來說，我們在「加速投資台灣」的會議上就請各部會報告，如果台商要回來，各部會有什麼措施可以協助台商，可是當各部會報告拿出來後，我們發現資料比較零碎，所以行政院就請國發會「整合」成一個行動方案。
國發會在工作過程不只是「資料整合」而已，我們還會盤點、爬梳一下，這次協助台商回來的政策目標是什麼？需求是什麼？這跟過去的政策有什麼不一樣——所以，後來國發會整理出來的方案就不是只針對台商提供很多「供給」，而是用「需求」做導向，不然這樣的行政成本太高。
過去的經建會、研考會，他們無法擔任某個法律的主管機關，但改制為國發會後就可以主管法律，所以像是「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新經濟移民法」，還有過去在法務部的、沒有主管機關的「個人資料保護法」，現在就可以移到國發會由我們作為主管機關，當（針對法案）有遇到不同意見時，我們就可以做決定。
戴：我問個實務上的問題：無人車因為沒有司機，所以不歸交通部，那如果以後有個無人車的條例、法律來規範無人車，會不會初期主管機關也是國發會？
陳：（在台灣，）新的商業模式產生的時候，都會覺得在現有體系下不知道如何歸類（主管機關），台灣又是比較「剛性法律」的國家，不像其他國家比如英國、新加坡可以比較彈性地透過國會決定、行政部門決定就可以成立一個新的機關。台灣沒有辦法這樣。
我只能這樣說，以無人載具來說，後來協調還是由交通部提案（法規）——但現在有個比較大的問題是，科技部從國科會轉型後，職能轉換也沒有好好討論，科技發展部分也應該由一個跨部會機關來做整合討論。如果（科技發展範疇）也是由國發會來跨部會整合，我覺得沒有問題，但因為科技部還留有國科會的職能在（按：科技部是中華民國有關科學技術發展的最高主管機關，負責推動國家科技發展、支援學術研究、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管理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以及技術審查各部會科技計畫可行度，提供必要改善建議，前身為 1959 年成立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以如果所有整合都拿到國發會負責，也怪怪的。
新的技術包括區塊鏈、虛擬貨幣、AI 的主管機關怎麼辦，很多人會問是不是由國發會來擔任主管機關，我並不排除，但或許未來可以有個機制是，當現況與機關職能還未明朗前，由國發會先來負責，至少要讓民間可以找得到窗口。所以我才希望國發會的「法制協調中心」未來可以有「法規調適平台」的功能，當我們接收到新的商業模式、技術，我們可以做處理。
「2008 年，我離開行政院副秘書長工作，那時候行政院總共只有 400 多個人，等我八年後回來，行政院院本部變成 1,000 多個人，變得很膨脹。」
戴：那麼科技會報辦公室呢（按：科技會報辦公室負責統籌規劃國家科技發展政策、資源分配、重大計畫審議與管考及籌辦重大科技策略會議）？
陳：科技會報辦公室的歷史是李國鼎時代開始，設科技顧問室。組織改造過程時期，陳水扁總統任內有討論「科技部」到底要叫科技部還是科技委員會，後來經過國民黨執政，民進黨執政然後我到了國發會，才知道科技部以外還有一個「科技會報辦公室」，是行政院常設的任務編組。
但，這就讓科技會報辦公室弱化成一個行政院的單位，不能做跨部會的協調，所以他們變成政委的幕僚，讓政委去做協調。才會有「科技政委」出現來做協調。
我覺得就是組織改造的過程不夠深思熟慮，沒有比較前瞻的想法而造成的結果。
2008 年，我離開行政院副秘書長工作，那時候行政院總共只有 400 多個人，等我八年後回來，行政院院本部變成 1,000 多個人、多了很多所謂的常設任務編組辦公室，比如食安辦公室、國家安全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變得很膨脹。
大家要知道，院本部的性質偏向幕僚，因此同仁應該發揮參贊政策的功能，扮演好政務委員和院長的幕僚角色。我曾經想過，有沒有可能一個單位或一個辦公室，比如某某政委辦公室，他背後就有一群人 support 他、做他的幕僚，如果有八個政委就設置八個處——但現在行政院「處」的角色，並沒有發揮上述功能，多數在做一些承轉公文的事務性工作，有點可惜。
戴：剛剛你說，台灣是比較剛性法律的，所以成立新的機關比較不彈性，但是這幾年行政院從 400 人長到 1,000 多人，有點矛盾？
陳：這部分沒有涉及法律修正，屬於行政命令（處務規程）的規定。
戴：所以你指的「剛性」是部會的性質跟執掌的調整，調性比較沒那麼大？
陳：對。我們用交通部來看，交通部未來一定會有很多新興的智慧交通，（執掌）會跟科技部重疊，那這些部分要怎麼釐清呢？還是交通部就維持在處理工程、比較硬體的部分呢？新興交通運輸，是不是要成立一個什麼單位來主管？但如果組織法在立法院無法通過，就沒辦法處理這些——我所謂的剛性是指，我們所有的調整都要變成「法律」、經過立法院通過，彈性就比較不夠。
就我觀察其他國家，他們一直會為「新興的需要」去成立機關，甚至很多機關是直接在總理辦公室下，層級很高。至少，從結果呈現上，我感覺這樣的做法很有彈性，可以隨時做改變，但是在台灣，二級、三級機關的組織調整都要經過立法院，即時性就不夠。
戴：就我理解，公務人員任用的調度、彈性也不太夠；我聽過一個說法是，新的部長要就任時，只能帶一、兩個機要人員，導致大部分的官僚體系和運作，導致大部分的官僚體系和運作，還是既有的慣性——就你看來，這個僵硬的機構是否實際存在？
陳：如果是內閣制，政務官本來就很少，有政務職的機要也不多，還是靠文官體系的穩定在運作。台灣的文官體系因為依照「五權憲法」要經過考試任用，所以在任用上是比較僵化的，可是我們的文官體系比較穩定。
像我的話，我與兩位政務副主委共用四個機要的缺，這四個機要跟我是同進退，真正的業務職掌還是在文官體制裡。我自己是文官出身，我還是覺得台灣的文官體系是相當不錯、穩定的，畢竟考試制度還是公平的，但隨著時代改變，官僚體系有沒有辦法與時俱進？這可以檢討。
公務員最重要的是士氣，並且由首長來帶動，讓首長找出他們的工作潛力、發揮，讓他們有成就感。
我還沒來之前，國發會有一段時間士氣是比較低的，大家覺得我們不再是過經建會時期的「大腦」性質，只是一般公務員。但我來了以後，我試圖讓同仁去發揮他們的長才，這一年來我們就規劃很多，包括雙語國家、智慧政府、地方創生等等都是很大的計畫，這些都是同仁努力出來的結果。
「現在社群媒體、個人媒體發展，政府溝通應該要轉成主動。有時候要先發制人，把政策講清楚！」
戴：現在已經是個網路化的社會，過去政府跟民間溝通都還是透過媒體，但現在因為網路，政府可以第一時間就聽到人民的聲音，只是有個副作用是我們會分辨不出來，聽到的是人民的聲音還是國外的聲音，在這樣的挑戰下，政府的政策溝通宣傳會格外重要，這個新的需求也是歸屬在國發會嗎？
陳：每個部會都應該要有這樣的系統。因為有對外溝通的需求，從扁政府時期開始，各機關都要從政務副首長中選一位當「發言人」，但是那時候網際網路還沒那麼蓬勃，所以溝通形式還是比較被動的，比如開記者會、等有記者詢問的時候再回答，但現在社群媒體、個人媒體發展，政府溝通應該要轉成主動。但是政府這個龐大的機器，連新聞稿都要一層一層簽，現在不能再寫成作文了，回應的方式也要變得不一樣。
我認為政府不能繼續被動，要主動，有時候要先發制人，把政策講清楚！
舉個例子，前幾天我們說要做「數位身分識別證」（按：行政院長賴清德 2018/12/27 表示，數位身分識別證 New eID 將於 2020年下半年啟動全面換發作業），過去內政部一直想把紙本身分證換成晶片身分證，但總是會被說國家會在晶片裡存取人民的個人資料，侵害隱私；但是到了現在，資料都存在雲端了，那張卡就是只有「辨識」的功能，不會儲存任何資料。
所以在記者會上，我們就講清楚未來的身分識別證上的個資，絕對不會比我們現在的紙本版更多，它只是一個 key 而已，讓我們打開、介接政府的所有服務。這樣大家就會比較安心。
如果可以第一時間就讓大家有正確的印象，到時候要再做其他說明，民眾才會比較理解。否則人民就會停留在錯誤的既定印象裡，認為數位身份證會侵害個資。
又比如說，現在大家現在都習慣用通訊軟體 Line，這個就可以讓政府用作主動的傳播管道，每個部會就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客群，主動提供資訊。主動比被動等人詢問，但又無法全面擴散訊息來得好。
比較麻煩的是，因為訊息傳播是在「群組」間，又會造成另一個問題是「同溫層」，如果是不對的訊息，就會一直在同溫層裡攪動，也會影響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建立（對政府的）信任度，應該是台灣社會要正視的地方。
戴：現在有很多成熟技術可以透過會員制度，來發簡訊、電子報等等來做雙向溝通；「數位身份辨識證」看起來是個起點，但是誰來負責架構後續新的智慧服務？
陳：因為組織的關係，目前也是由國發會來負責整合，但是相關的部會就必須納進來，技術層面可能會交給民間來做。
戴：我很好奇的是，我們有交通部、農委會，資通訊產業呢？台灣作為全球資通訊產業重要的國家，我們沒有資通訊的單位，雖然有 NCC，但 NCC 還要改制，而且也還不確定要怎麼改；這對在民間的網路從業者來說，都會覺得，怎麼只要遇到跟網路相關的事務都會反射性地丟到 NCC 那邊？但 NCC 明明就是獨立機關。
剛剛你提到，NCC 要從獨立機關改制成一個行政機關，如果改制順利的話，是不是只要跟人民建立溝通管道，甚至數位身份識別，以及每種身份需要的政策與服務，這些機制的建立和運作模式的建立，是不是都是新的 NCC 要協助各部會完成呢？
陳：這我現在沒辦法給答案，在改制的過程裡，我們還是要把各部會的業務盤點一次。數位身分識別證是要改紙本身分證，所以業務在內政部戶政司，但將來如果識別證的用途是一個 key、是一個資通訊的連結，那是要由內政部或 NCC 來負責？我現在還沒有答案。
過去扁政府的時候，規劃組改要有三個長：人事長、主計長和資訊長，他們代表的機關為人事總處、行政總處和資訊總處，但是後來國民黨執政，資訊長取消了，這蠻可惜的。
而行政院的「資安處」是原來要 support「技服中心」，監控所有進到台灣的資訊有沒有被駭，所以它是一個任務編組，本來要升級成法人，但立法院沒通過；我做行政院秘書長的時候，被交付一個任務是要成立一個資安單位，所以就在行政院本部成立了資安管理處—但這些都不是長遠之計，因為資安就是國安。
如果有機會啟動第二次組改，要把這些都調整都當作重點。
「除了國安考量之外，我倒不覺得我們有很刻意要阻擋陸資這件事。」
戴：國發會最近在做什麼？智慧政府還有哪些發展重點？
陳：智慧政府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來講，第一，數據、資料才是未來真正的發展重點，也是新的能源，所以政府的資料要如何讓民間作加值利用，做到開放政府，這就非常重要。有人說要立法處理，但我覺得緩不濟急也可能出現預想不到的障礙，所以我比較偏向運用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範圍，政府應該主動公開依照職權可以公開的資訊，極大化地 Open Data，讓機器可讀、主動免費釋放給民間。
第二個部分是「政府治理」，過去很多決策都是 Hard Data（按：意即「統計數據」），但現在有了雲端運算，政府若能透過大數據分析做決策的優化，會很有幫助。第三個是「創新服務」，我們希望政府提供給人民的服務，包括 G2C、C2G、G2B 或 B2G 等，都能有一些在線上的服務，讓民眾不用出門、全年無休的辦理相關事務。
這三大策略，基本架構就是除了 eID，還要有一個政府的骨幹網路，銜接各部會的資料庫。
戴：把各部會的智慧政府相關業務調整或升級，以及資料庫儲存、保護等等，由誰負責處理？
陳：目前是國發會。在研考會時代有個資訊管理處，這個資訊管理處我會把它改為「數位發展處」，讓他們來主責。跨部會後，哪些事務應該切給哪個部會處理，我們再整合。
戴：剛剛你有提到「加速台灣投資」，目前把資金移回台灣，政府是否要額外課稅——現在政府的初步框架是什麼？
陳：我們在這次「歡迎台商回台」的行動方案有兩個配套措施，其中一個是，台商將資金匯回的時候享有租稅優惠，但要立法；第二個是，我們認為接下來的關鍵三年，台灣產業一定要轉型、智慧化，所以我們對智慧產業相關投資，給抵減。第二個做法比較簡單，因為只要修訂產創條例即可；第一個法律比較複雜一點，因為那些資金的所得，是真的所得還是其他收入，要怎麼優惠，就要討論。
而且，過去有很多資金回來台灣後，只投資房地產，對我們的產業發展沒有幫助。這些都需要重新規範。而且大量資金回來，也需要防範「洗錢」，因此洗錢防制組織也會擔心無法隔離、管制。因為這些因素，財政部比較謹慎，沒有辦法現在就馬上有草案出來。但原則上，資金回來、台商回來我們都歡迎。
戴：已經有意識到，不要再讓這些資金往房地產去了嗎？
陳：當然、沒有錯。
戴：我問個比較政治敏感的，我們要怎麼怎麼區隔這些資金背後有沒有「陸資」？
陳：除了國安考量之外，我倒不覺得我們有很刻意要阻擋陸資這件事。現在的審查機制，比如說外國人來台投資，過去都要經過「事前許可」，最近要修法成原則上「報備」。法案已經審查完畢了，如果順利的話最近就會通過了。
戴：民間有很多抱怨，比如說連新台幣 100 萬的境外投資都要經過投資審查，法案過了以後就是報備然後直接投資，不像以前要先審核。所以，也就是說，政府的態度並不是要反對所有的陸資，而是基於國安考量，某些特定產業或基礎設施，不只是陸資連其他國外資金都不會讓他們進來。
陳：我覺得我們沒有刻意要去擋這些東西，只是因為台灣有個特殊的「鄰居」，所以國安跟保障台灣基本權利，是很重要的。在這個前提下，台灣其實是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我們預估到 2027 年台灣的人口紅利就沒了，2053 年時，台灣人口可能只剩下 1,600 萬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國安議題。」
戴：我們都已經很明確可以看到，台灣的人口不會突然一兩個月有變化，現在每個年度的新生兒大概就是 20 萬，所以我們也已經可以看到各級學校的招生、經濟獲利的狀態等等都不會脫離人口結構太多，國發會對人口結構的準備和計劃是什麼？
陳：我先提幾個數據，讓大家參考：台灣這兩年的人口產生重大變化，第一個，2017 年 2 月，台灣 14 歲以下人口跟 65 歲以上人口數出現死亡交叉；第二個，2017 年我們的新生兒人口跌破 20 萬；第三個，2018 年 2 月，65 歲以上人口已經超過 14%，台灣已經成為 WHO 認定的高齡社會；另外，2018 年 1 月到 11 月，我們又比往年同期少一萬多個新生兒，所以出生總人數可能只有 17 萬多。
國發會兩年會做一次人口推估，前一次我們推估台灣直到 2025 年才會出現人口負成長，但 2018 年發現，2022 年就會開始負成長了，預估到 2027 年台灣的人口紅利就沒了（按：在經濟學上，人口紅利是指因為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所伴隨的經濟成長效應），2053 年時，台灣人口可能只剩下 1,600 萬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國安議題。
2017 年 10 月，賴清德院長要我們組成一個專案小組，叫做「育人、攬才、移民」的專案小組。育人部分，過去我們都是獎勵生育，但我們發現生育不是重點而是後續「養育」，所以賴院長提了一個「生生不息」的計畫，希望幫助年輕夫妻養小孩，從 0 歲就開始補助，不像過去 5 歲才開始補助。2019 年全國 0-5 歲，不管你是公立、私立幼兒園，或者自己在家養育，政府都會有補助。
移民部分，過去台灣不是一個很歡迎移民的國家，但我們的人口紅利是缺乏的，所以開始有新經濟移民法的出現。攬才部分，包括新南向、海外國人返台，都是希望讓台灣在全球人口競逐上，能讓外國人才來台灣，也要把好的人才留在台灣。
過去五年，台灣只有六個縣市的人口增加，其他都在流失。所以，我們又提了「地方創生」計畫。我們希望透過產業、人、科技，讓台灣鄉村的人可以 Keep 住，即便有出來也會再回去。
希望能夠透過這幾個大的計畫，讓台灣維持在 2000 萬的人口，也讓首都減壓，讓北部的人口壓力減壓，往中南部跑——這不是不可能，因為拜數位科技來臨，只要通訊方便，不一定大家都要集中在北部生活。這是關鍵的時刻，也是台灣轉型的轉捩點，計畫都成熟了，接下來就是執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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