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 ：沒有良知的人：那些讓人不安的精神病態者】
德州精神科醫生詹姆斯．格瑞森有著「死亡醫生」的稱號，負責在法庭上診斷被告的病症，成為決定被告最後判決的關鍵性角色。
本書作者心理學權威羅伯特‧海爾博士，研究精神病態者長達二十五年，帶領著我們一同探討在診斷犯人時，級便是醫生，也很可能出錯。（責任編輯：連柏翰）
「死亡醫生」德州精神科醫生詹姆斯．格瑞森
要討論在法庭替人診斷貼標籤可能造成的危害，就不得不提德州精神科醫生詹姆斯‧ 格瑞森，他在大眾書籍和心理學文獻上都有「死亡醫生」的封號。
在德州，最嚴重的謀殺只有兩種刑度：終身監禁或死刑，做出有罪判決之後會再開一次庭，最後才由陪審團決定刑罰。如果判死刑，陪審員必須一致同意下列三項特殊條件：
1.殺人犯「存心」致被害人於死地；
2.被告未來「很有可能再度行凶」；
3.被告殺人缺乏合理的「外在刺激或挑釁」。
通常，第二項條件（被告是否具危險性）問題最大。
此時輪到醫生出場。他站在證人席，聆聽有關殺人案與殺人犯的事實（他通常沒有實際診視被告，而且到了審判當天才看到被告本人），告訴陪審團，根據醫學證據，他能向他們保證，被告仍將對社會造成危險，如同第二項條件所示。然後就結束了。
僅依法律上所謂的「假定問題」下結論
作者接著敘述與格瑞森的數次旅行，內容令人擔憂，格瑞森兩天內在三場死刑宣判會上作證，證詞讓三件案子的陪審團都決定判處死刑。任何依良心行事的研究者或精神科醫生，看到作者如何描寫格瑞森，都必然感到憂心。
他沒有仔細診察被告，僅依法律上所謂的「假定問題」下結論。檢方根據被告的犯罪紀錄及其他檔案，對犯罪者進行詳細、先入為主的口頭描述，接下來他問醫生，根據方才的描述，「基於合理的醫學可能性，你認為被告是否仍將有暴力犯行，未來持續對社會造成威脅？」
以艾倫．李．夫勒(Aaron Lee Fuller)一案為例，此人闖入一名老婦人家中行搶，毒打她致死後性侵其屍體，遭判有罪。根據羅森邦引述，格瑞森必須回答假設性問題：一名像被告夫勒這樣的殺人犯，是否會再次殺人？
「請告訴我，先生，您有何看法？」
「確鑿無疑，你方才形容的人，既然一再行使暴力行為、而且變本加厲，未來必定也將繼續行凶，不論他身處於哪一個環境，都是極嚴重的威脅。」
「您是說他將對任何環境造成威脅，即使在監獄這個環境也一樣？」
「的確如此，先生。他在外頭做了什麼事，進去以後也會做。」
羅森邦說，就這樣，這就是陪審團所需具有「醫學」和「科學」效力的證詞，很多時候也是他們獲得的唯一證明，如此便足以證明艾倫．李．夫勒是危險人物，無藥可救，應求處死刑。
格瑞森某一次回答假定問題時，明確形容一名被告是「嚴重的社會病態者」，然而根據他的用法，此詞顯然與本書描述的精神病態是同義詞。
查爾斯．尤英(Charles Ewing)曾撰寫一篇文章，探討預測罪犯危險性的道德問題。
他指出光是格瑞森就以這種方式，在七十場以上的死刑聽證會作證，判處了六十九個死刑。但他說格瑞森絕非特例，美國各州的陪審團無不依賴專家證詞做出決定。
美國最高法院也會採納如格瑞森這樣的精神科醫生所做的證詞，但有個條件：專家在說出預測結果時，用詞必須表達出這是個人意見。審判制度的訴訟辯護過程，允許其他專家質疑、反對其意見，但有些專家總能說得比其他專家可信。羅森邦提到格瑞森在專家證人當中光環相當耀眼，深具魅力與力量，能克服重重阻礙，說服陪審團他才是對的。
格瑞森的作證流程，最起碼也未依正常程序，適當的診斷程序必須合乎心理專家與精神科醫生協會的標準，針對個案細心診視、檢查，以符合普遍接受、可靠的診斷標準。
依我之見，基於客觀的科學和臨床標準，格瑞森的診斷程序和太過簡化的推論都值得質疑，此外，這也反映出某種奇特的觀念：以為自己在判斷他人人格時絕不會有誤。即使在最理想的狀況之下，能獲得豐沛準確的資訊，採用嚴格的診斷標準，精神診斷和預測也很難保證不出錯。
確保一定範圍內的診斷結果是準確的
假如診斷本身會嚴重影響治療方式，甚至關係到一個人的生命，我們必須確定診斷結果在一定範圍內是準確的。同時還得了解，就算真有可能做出完美的診斷（其實幾乎不可能），也還是無法準確預測未來會不會再度犯案或行凶，因為構成診斷的種種因素只不過是個人、社會、環境等因子的其中一部分，而反社會行為是上述因子交相影響的後果。
但的確有大量證據顯示，以「精神病態人格檢核表」為基礎，審慎診斷精神病態，大幅降低了刑事司法人員做出錯誤決定的風險。如果可以善加運用檢核表，便能分辨對社會幾乎沒有威脅的罪犯，以及極有可能再次犯案或行凶的罪犯。
南方某州有位法庭精神科醫生最近告訴我，他說服法庭上其他人相信，經他診斷為精神病態的客戶不必為謀殺案負責，因為「你們的研究顯示精神病態者有器質性腦部損傷」。很快我就明白，他指的是新近發表的一篇神經心理學研究報告，但事實上我們的結論是說，經過標準化檢查，顯示精神病態者並無器質性腦部損傷。
他為客戶在庭上所說的話根本是誤讀了我們的研究結果。但這名精神科醫師所犯的錯卻救了客戶一命，使他逃過了死刑。
工具端看如何運用
「精神病態人格檢核表」是相當重要的描述和預測工具，受許多精神科醫生採用，運用於各種不同的檢查。但握有工具和善用工具是兩碼事。下面這種情況告訴我們，若無法依循適當程序運用此檢核表，後果極為危險。
法庭精神科醫生J，是知名的專業證人，在一場判決聽證會上作證，他認為一名有暴力前科的罪犯仍將為社會帶來威脅。這項判斷是根據此人的犯罪紀錄，以及J堅信此人符合檢核表上所定義的精神病態，絕不可能改變作為。正因為有J的報告和證詞，檢方才宣稱此人是危險性高的罪犯，求處無期徒刑。
在判決聽證會上代表這名犯人的是一家知名法律事務所的新進律師，J的名號如此響亮，和他交手可說是吃力不討好。碰巧這名律師認識我以前的學生，我學生轉告我此事，將J呈交庭上的報告影本拿給我看。我認為報告中有幾處有待商榷，律師便問是否可以再為這名犯人另做評估。
我手下有兩名研究員，運用「精神病態人格檢核表」的經驗十分豐富，兩人分別為這名犯人進行評量，皆判斷他不是精神病態者。我先對律師解釋這份檢核表的執行程序與評分方式，稍後也向庭上說明。
這位律師仔細看過J運用「精神病態人格檢核表」的方式，很快便發現這名精神科醫生根本沒有遵照手冊上的指示，只是將檢核表當成某種架構，支持他的專業意見，再盡量套上醫學文獻的說法。（許多精神科醫生都這麼做；也就是說，他們只把正式的診斷標準當成方針，實際是憑自身的臨床經驗建立看法。）法官拒絕採納J的診斷，駁斥了檢方判處犯人無期徒刑的要求。
本章提及的道德問題，根源有二：一、缺乏具有足夠科學根據的程序；二、專業診斷方式的瑕疵。診斷貼上的標籤很難撕下來，憑著不正確的診斷進行預測，很可能造成混亂，鑄下大錯。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在診斷時，謹慎遵循奠基於扎實科學研究的程序，絕不允許一絲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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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沒有良知的人：那些讓人不安的精神病態者》由遠流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thierry ehrmann，CC lisce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