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選這本書：納粹獵人：追捕德國戰犯的黑暗騎士】
這是本談納粹與猶太歷史的書。根據說明，紅色的書封設計，是前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二戰後，潛逃到阿根廷時所使用的偽造身份證明。從書封就開始再次提醒人們這段歷史有多殘酷邪惡。
我們如下挑選的書摘，是著名的「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審判歷史。他有名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極權主義研究學者漢娜鄂蘭認為，艾希曼的暴行與他痛恨猶太人無關，因為艾希曼只是個會服從上司的工作者。
服從聽起來好像是美德，但服從不就是沒有思辨能力？
這是個得靠我們自己反覆思考的議題。以下我們先從歷史中學習什麼叫做「真正的思考」，而不是把別人的思考拿來當作自己的思考。（責任編輯：鄒家彥）
文／安德魯‧納古斯基
思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不讓人影響你，也是
「思考本身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漢娜．鄂蘭在一九七五年去世前的最後一次電視專訪中說道；跟她談話的是法國法律學者羅傑．艾雷拉（Roger Errera）。
這句話套在這位德國出生的猶太哲學家身上絕對合適，尤其在她幫《紐約客》寫了一系列分為五篇、談論艾希曼審判的文章時，以及一九六三年她根據那些文章出版《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這本書時。（編按：艾希曼是納粹德國前高官，也是在清洗猶太人中執行「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者，被猶太人稱為「納粹劊子手」，二次大戰後定居至阿根廷，遭以色列情報特務局幹員綁架，公開審判後絞死。））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照片來源：wiki
鄂蘭說艾希曼是「最重要的輸送帶」，負責把猶太人送到死亡營，暗指受審的艾希曼比較像殺人機器的一個機件，而不是衣冠禽獸；這同時引發了廣大的讚揚和尖刻的譴責，尤其是來自猶太同胞，其中許多人一輩子都排擠她。
不過，在這場持續到現在的爭論中，不論大家選擇站在哪一邊，鄂蘭的論點始終是爭論焦點，每個關於艾希曼和邪惡本質的討論，都從鄂蘭如何解析這個人和他的動機開始。
審判開始前不久，鄂蘭抵達耶路撒冷，助理檢察官巴赫讓鄂蘭知道他願意見面。「兩天後我收到訊息，說鄂蘭沒打算跟檢方的人談。」巴赫回憶道。儘管如此，他仍指示法院准許鄂蘭取得檢方與辯方的所有文件，包括雷斯審訊艾希曼的文字記錄。
大量的文字記錄深深吸引鄂蘭仔細閱讀，她雖然是來幫《紐約客》報導的，但是同時肩負另一項任務，那就是親自解析審判期間將坐在被告席玻璃包廂的那個人。她堅決不讓別人影響她的想法，尤其是檢察官；從所有跡象看來，她預先就傾向提出將引發最大爭議的結論。
十年前，她出版了廣受好評的書，《極權主義的起源》，由此可知她專注於研究希特勒的德國和史達林的蘇聯如何運用恐怖統治搭配宣傳，強行建立一套體制，否定猶太教與基督教共有的一切傳統價值觀。書中也廣泛談論反猶主義的起源。
她對這類主題的興趣自然跟她個人的故事關係密切。生於一九○六年的鄂蘭告訴過一位採訪者，說她童年在柯尼斯堡成長，從沒聽過「猶太人」這個名詞。她父親英年早逝，母親沒有信仰宗教。鄂蘭說，直到別的孩童用仇視猶太人的話罵她，她才「長知識」。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掌權，她就逃離德國。「人如果因為猶太人的身分遭到攻擊，就得以猶太人的身分捍衛自己。」她說道。
她逃到巴黎，在當地協助相關組織把德國與波蘭的猶太年輕人送到巴勒斯坦。一九四○年德國攻陷法國後，她再度逃離，這次逃到美國，在美國展開新生活。
漢娜．鄂蘭。圖片來源：wiki
只會從別人的觀點來思考，就是沒有思考能力
儘管早期曾經參與錫安主義運動，但是她後來卻嚴厲批評以色列和錫安主義運動的許多重要人物，尤其是擔任頂層領導職位的東歐猶太人。這說明了為什麼她個人瞧不起檢察長霍斯納；她說霍斯納是「典型的加利西亞猶太人」，抱持「猶太集中區居民的心態」。
艾希曼的審判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一日開始，打從一開始，鄂蘭就批評霍斯納對審判的態度。霍斯納把焦點放在證明艾希曼的罪行十惡不赦、他個人必須承擔罪責、他強烈仇視猶太人，但是鄂蘭心裡有不同的見解。
「我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要顛覆既定的迷思，也就是邪惡是強人與邪惡力量造成的。」
她在最後一次電視訪談中說道。 她在別的場合也強調：「如果要說有人害自己喪失了任何邪氣，那個人就是艾希曼先生。」
在文章與書本中，她都把艾希曼寫成思考能力有限、死氣沉沉的官員。她撰文指出：
「艾希曼真的沒辦法說出任何不是陳腔濫調的句子。聽他講越久，就會越明顯發現，他沒有論述能力跟他沒有思考能力關係密切，也就是說他只會從別人的觀點來思考。」
接下來鄂蘭提出的主張，引起了最強烈的反彈：
「儘管檢方全力舉證，但是人人都看得出來，這個人不是『禽獸』，不過確實很難不去懷疑他是丑角。」
其實，這個看似平凡的人就是「平凡的邪惡」的例子。
鄂蘭確信，艾希曼的作為跟他在納粹官僚中的職責有關，並非個人想法
艾希曼的動機不是意識形態的信念和仇視猶太人，鄂蘭認為，是事業野心，渴望在納粹的官僚體系中更上層樓。「他單純只是汲汲營營追求個人升遷而已，完全沒有動機。」鄂蘭寫道。 換句話說，假設有另外幾百萬人跟猶太人一樣，被納粹政權鎖定為目標，他才不會管他們的種族和信仰，照樣把他們送上死路。
在法庭內，檢方打算提出赤裸裸的證據，提出引人注目的不同論述，證明艾希曼對納粹主義的堅信，實際上造成什麼結果。一長串的證人提出令人痛心的證詞，敘述在集中營的生與死；這一切證詞，讓世人從此更加廣泛瞭解猶太大屠殺。
生還者訴說對摯愛的最後記憶，在場的人經常聽得倒抽一口氣和嗚咽啜泣。但是幾乎跟在場的每個人都不一樣，「艾希曼看起來絲毫不受影響」，霍斯納指出。在為自己作證辯解之前，對雷斯說自己「只是微不足道的運輸官」的艾希曼，在整個訴訟過程中都「緊張、僵硬、沉默地坐在被告席玻璃包廂裡」。
檢方準備了一部關於猶太大屠殺的影片，在審判中播放之前，檢方先邀請艾希曼和他的律師團到法庭觀看。由於巴赫已經看過影片，因此仔細觀察著艾希曼觀看影片時的反應。
艾希曼對呈現毒氣室與屍體的片段毫無反應，但是一度激動地對典獄長說話。後來，巴赫問典獄長為什麼他突然變得那麼激動，典獄長的解釋是：艾希曼氣憤穿著毛衣和灰色西裝外套被帶到法庭；他提醒典獄長，法院答應讓他每次出庭都穿深藍色西裝外套。
巴赫冷笑一聲，說艾希曼竟然抗議這種事，認為這是虐待，一方面強調必須信守這種承諾，但卻對影片內容隻字不提。
在審判中，許多證人描述抵達奧斯威辛—比克瑙後的篩選過程，當時受害者才剛下火車，不知所措，筋疲力竭，飢腸轆轆。
超過半世紀後，巴赫回憶說，有一名證人說當時有一名黨衛軍軍官命令他的妻子和小女兒往左走；那名證人是工程師，被命令往右走。證人問黨衛軍軍官說他兒子應該走哪一邊，軍官短暫詢問上司後，便命令男孩跑去追母親和妹妹。
證人說擔心兒子無法追上妻子和女兒，因為中間隔了數百名也要往左走的人。結果男孩很快就消失在人海中。但是他仍然看得見女兒的身影，因為女兒穿著紅色外套，紅色外套變成一個紅點，越來越小。「他的家人就是這樣從他的生命中消失。」巴赫記述道。
史蒂芬．史匹柏在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也用一個穿著紅色外套的小女孩呈現出類似的場景，巴赫確信這位導演是從艾希曼的審判中取得靈感的。
聽到那位證人陳述的兩個星期前，巴赫剛好買了一件紅色外套給當時兩歲半的女兒。他聽到證人的證詞時，「我完全說不出話來。」他回憶道。他開始胡亂翻動文件，直到控制住情緒，才開始詰問。
巴赫有一張在審判期間憂鬱深思的照片被廣泛刊登，那張照片就是他剛聽完這個令人心碎的故事後被拍到的。「直到今天，不論在足球場、街上，還是餐廳，只要轉身看到穿著紅色外套的小女孩或小男孩，我仍舊會突然感覺到心臟怦然狂跳。」超過半個世紀後他在我們訪談時這樣說。
那些個人證詞沒有動搖鄂蘭的想法，鄂蘭確信艾希曼的作為跟他在納粹官僚體系中的職責有關，並非他的個人想法造成的。
在審判中，霍斯納一度用被告在戰爭最後一段日子告訴手下的話來質問他：「我會含笑九泉，因為我殺了五百萬『猶太人』，痛快極了。」根據這位檢察官的說法，艾希曼試圖辯稱他當時是說「帝國的敵人」，不是猶太人；但是後來向一名法官承認，他確實是指猶太人。
無論如何，霍斯納指出，被告聽到那句話被唸出來後，表情「目瞪口呆，而且露出片刻的驚慌」。
對鄂蘭而言，這種供詞只能證明艾希曼的罪行是誇耀，雖然那也毀了他。
最後導致艾希曼被抓的，就是他愛吹牛的衝動
艾希曼到阿根廷後，越來越自在，覺得那個國家簡直就是納粹黨員的安全避難所，甚至在一九五七年答應接受荷蘭納粹黨記者威廉．薩森（Willem Sassen）的詳細專訪。薩森摘錄專訪的片段內容賣給《生活》雜誌；艾希曼可能也想像過，完整的文字記錄稿有朝一日能幫他說出他個人版本的故事。
但是他在專訪裡自我吹噓的語氣，跟他在耶路撒冷採取的辯護方針大相逕庭，他在耶路撒冷拚命淡化自己的角色。艾希曼堅稱專訪是在「氣氛輕鬆的餐飲店」裡進行，而且內容不可靠，即便他審閱與改正過部分文字稿。由於他提出抗議，法庭判定訪談內容不可作為證據。
不過，就鄂蘭看來，艾希曼願意冒這種險，證明了她的論點。「最後導致艾希曼被抓的，就是他愛吹牛的衝動。」鄂蘭寫道。艾希曼隨時隨地都想捏造與誇談他覺得對當前情況有助益的話，但卻沒有想過將來會有什麼後果，鄂蘭認為這說明了他為什麼在第三帝國會扮演那樣的角色。
「他並不蠢。」鄂蘭寫道，「粗心大意早就註定他要成為當代十惡不赦的罪犯，但是粗心跟愚蠢絕對不同。」鄂蘭結論道。
猶太領袖把猶太人送到死亡營，換取「較重要」猶太人活命，這有比納粹仁慈？
鄂蘭也有討論到歐洲占領區的猶太地方議會是否為共謀，這個議題激怒了批評者，招致有人指控她其實憎恨自己身為猶太人。猶太地方議會的其中一項主要任務是，依德國人要求的人數把猶太人送到死亡營，確認有符合德國人嚴格規定的猶太人口比例。
審判期間，檢方傳喚證人作證，證明德國人無所不用其極欺騙受害者，強迫到東方的人寄明信片給親戚，謊稱來到新的居住地，生活與工作條件都很好。證人異口同聲解釋說，人人儘管絕望，仍舊抱著一絲希望，但願親戚別相信德國人的謊言。
鄂蘭完全受不了居然有這樣的謊言，於是譴責猶太領袖們這樣共謀蓄意欺騙，只是希望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對猶太人而言，猶太領袖幹這種勾當，殘害自己的族人，無疑是這整個悲慘故事裡最悲慘的一章。」她寫道。
猶太領袖們也許有難以反抗的苦衷，但鄂蘭絲毫沒有流露理解之情；德國人不斷施壓，要求把更多人趕上火車送到東邊，一方面加強恫嚇，一方面承諾會饒過某些猶太人，但卻幾乎總是食言。
這個議題在耶路撒冷的法庭裡格外敏感。「猶太領袖在歐洲占領區陷入的困境與悲劇再度赤裸裸浮現。」霍斯納回憶道。名氣極高的匈牙利猶太領袖魯道夫．卡斯特納（Rudolf Kastner）就是其中一人，他安排遣送超過四十萬匈牙利猶太人到奧斯威辛時，有跟艾希曼協商。
最後，鄂蘭尖刻寫道，卡斯特納「救了一千六百八十四人，但卻害了大約四十七萬六千人」。獲救的人包括卡斯特納和他的一些家人，以及他口中的「重要猶太人」。卡斯特納還洽商支付德國人高額贖金，以換取自己能安全前往瑞士。他後來定居以色列，成為貿易暨工業部的發言人。（編按：匈牙利籍猶太人卡斯特納通過和納粹交易拯救了卑爾根一貝爾森集中營中 1670 名來自匈牙利的猶太人，與之交易的就是大屠殺的策劃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一九五三年，匈牙利出生的以色列獨立新聞工作者莫秋．古恩華德（Malchiel
Gruenwald）控告卡斯特納勾結納粹黨，由於卡斯特納為政府工作，因此以色列當局也控告原告誹謗。
法庭起初判決古恩華德勝訴，法官認為卡斯特納「把靈魂出賣給了惡魔」。政府對判決提起上訴，一九五七年，法律攻防仍舊未見分曉，卡斯特納就在特拉維夫被暗殺。不久後，他獲判免罪，這件案子正式結案。
但是輿論對於卡斯特納的作為仍舊嚴重分歧，對於協助政府提出誹謗告訴的巴赫以及艾希曼審判中的檢察團隊其他成員而言，艾希曼跟卡斯特納的交易只不過凸顯了納粹官員採取的惡毒手段。他們不打算譴責鋌而走險的當地猶太領袖，卡斯特納的辯護者們更是視他為英雄，因為他確實救了許多人。
然而，鄂蘭堅稱，當地猶太領袖及其組織讓艾希曼等人更容易達成目標，幾乎將猶太人搜捕殆盡。倘若沒有這種猶太領袖幫他們，雖然仍舊會「出現亂局與許多悲劇」，她寫道，「但是至少受害總人數很難高達四百五十萬到六百萬人之間。」
推薦閱讀：
納粹獵人追捕德國戰犯的故事：我看著那個老人，我覺得他可能是希特勒
讓猶太人在車廂裡餓到死，把人類當天竺鼠──揭開「紐倫堡大審判」沒說的暴行
不為人知的二戰醜陋史：德軍之所以勇猛，是因為希特勒餵納粹吃安非他命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納粹獵人：追捕德國戰犯的黑暗騎士》由 左岸文化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首圖來源：維基百科。）
